功是人惟恐求之不得的，祸是人惟恐避之不及的，何谈急功近祸？盖因功与过相对，功若走向反面，就变为过，过若后果严重，就是祸了。这本来是“形而上”之道，却经社会生活屡屡验证。近期媒体就报道了两桩为“立功”而犯罪的案件进入一定司法程序。

　 10月30日，伊春车站员工孙运财被佳木斯铁路运输检察院以 破坏交通设施罪提起公诉。孙运财为了不下岗，竟实施荒诞的“立功”计划，先在铁轨上设置障碍，尔后拼命拦车，差一点造成列车脱线颠覆。事情败露后，他说自己的动机竟然是：“我想通过这么做成为一个防止列车颠覆的立功者。”“铁路安全是大事，如果能防止列车颠覆立了大功，不就可以一劳永逸地不用下岗了吗？”（11月3日《检察日报》）

　 11月5日，兰州市西固区禁毒大队原副大队长赵明瑞及其队友倪兴刚，在七里河区人民法院出庭受审。赵明瑞伙同倪兴刚与不法人员马进孝合谋制造贩毒假案，由马进孝诱使坐台女携掺假毒品向赵、倪“贩卖”，由预先埋伏的赵、倪的同事将其抓获，赵因此“荣立”三等功。受审之日，记者采访他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一切都是为了工作”。（《兰州晨报》）

　 此前，媒体还披露过一个为当“救火英雄”而蓄意纵火的案件。2月18日到5月20日，武汉市汉正街地区蹊跷发生十多次火灾。警方调查不仅证实十多次大火均系一个名叫吴双红的人所纵，而且还发现此人曾将“救火英雄”与纵火犯兼于一身。十多年前，他在一家工厂当仓库保管员时，先因报复而纵火、后因害怕而救火的行为，使他成为“救火英雄”而受到表扬，他因此受到启发。媒体文章这样揭示他的心理：“如果能成为一名‘救火英雄’，不仅可以为自己挣来荣誉，说不定还能换个理想的工作岗位。”（5月30日《羊城晚报》）于是，他在厂期间故伎重演，一边蓄意放火，一边假装救火，不到一年制造了5起火灾，事情败露后被判刑8年。

　 想“立功”本来是有上进心的表现，但上述人等所谓“立功”却无一例外是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或其他利益。立功本来是建立在有益于社会的事业和功效上的，但他们的“立功”计划和行为却都是祸害社会。他们由想“立功”而堕入犯罪的深渊，最终是祸害了自己。

　 对他们的作案动机，人们普遍感到难以理解，所以报道不约而同地说“孙运财说出的动机令人愕然”、吴双红“供出的作案动机令人愕然”。但如果把“立功”换成谋求“政绩”，就不会“令人愕然”了。其实类似的事情并不罕见，只不过对个人而言是“功”的东西，对领导干部而言则是“政绩”。常听说某些领导“急功近利”，急的就是“政绩”。领导干部如果出“政绩”心切，志在必得，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制造”条件也要上，也就离“祸”即造成严重后果不远了。只不过领导干部谋求“政绩”时往往是行政行为，无需直接触犯刑律，因此给他们自己造成的后果不那么严重罢了。值得注意的是，身为禁毒大队副大队长的赵明瑞的“立功”其实也是“政绩”，而他被指控的罪名是“徇私枉法”。由此可见，某些领导干部为出“政绩”而不计后果，甚至弄虚作假，其实质又是什么了。

　 套用古人的话说：“急功”，则行异；行异，则身危，故圣人以“急功”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