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 几位到安徽阜阳做社会调查的大学生那里看到了一份当地农民自己起草的《农民维权协会章程》。

　 章程上写着：该维权协会以“以理性维权、科学致富、文化启蒙”为活动内容，为农民利益向社会呼吁，倡导农民通过理性合法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如实反映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农业问题的现实状况，为政府在农村的工作献言献策。

　 据大学生们说，该协会已在民间活动了两年有余，正逐渐成为当地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和农民权利的维护者。我决定去那里看看。

　 “我告诉你，你再要往上告，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抓起来”

　 沿着泥泞的机耕路走进阜阳三合镇南塘村时，村委会大门上的一幅对联映入眼帘：反贫困反愚昧，万众一心反腐败；求科学求民主，亿万群众求康泰。由附近几个村子村民组成的文艺宣传队正在那里演出。一间大屋子里坐满了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村民，节目内容是自编的，既有快板、评书，也有小品、歌舞，说的是农村税收政策，唱的是村民自治法规。

　 组织这支文艺宣传队的是一群自发组织起来的农民维权代表。

　 29岁的杨云标是他们中的核心人物，成立农民维权协会的事最先就是由他提出来的。

　 杨云标说：“刚开始时，我们维权都是以个体为主，自己写控告信，然后跑到有关部门反映问题，也有的人进行暴力对抗。但是，个体维权者往往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权势阶层，或者是强大的家族势力，在这些人面前，个体抗争的结果常常是遭受到更大的权利侵害，有时甚至是灭顶之灾。”“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因为上访，两次被抓，挨过打，罚过跪，女朋友吓得逃回了老家。我们这些维权骨干，过去因为维权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受到过打击报复，有的人甚至被整得倾家荡产。”

　 1998年，杨云标从西安政法学院大专班毕业，为了潜心复习参加全国律师考试，他回到了阔别3年的家。

　 他说：“没想到回家后，几乎每天晚上都有村民偷偷来找我，他们告诉我，村干部贪污腐败，找种种借口罚款、收提留，每年都要收走几十万元，可这些钱用在了哪里村民不知道。对交不出钱的，村干部不是带人到村民家牵牛弄粮，就是逼村民去借高利贷，要不就得被关起来挨打。他们问我说‘你是学法律的，你说该怎么办？’”

　 一天晚上，来了一位叫唐殿林的村民，他的讲述让杨云标彻夜难眠。

　 农民负担卡上明明规定人均收提留140元，可是村里不但收了160元，还加上了名目繁多的种种摊派，每个农民一年实际要上交300多元。有的村民被搜刮得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辍学。村干部却说村里欠了18万元的债务，强行要村民按每人每年73元还债。唐殿林带头起来反对，村里每年仅各种罚款就收走了几十万元，这些钱到哪里去了？村里的债务是从哪里来的？

　 在村民的抵制下，这年，村里摊派的73元债务大家都没交。可到第二年村里摊派的债务又涨到了108元。村干部挨家挨户强行要村民交钱。一位妇女说；“我连吃盐的钱都没有，拿什么交啊……”话还没说完，几个村干部便冲上来抓住她的手，强迫她在一张欠款单上按下手印，然后拿着留有她手印的欠款单天天上门要钱。

　 村民们忍无可忍，强烈要求对村里的账务进行清查，并推选唐殿林等几人为清账代表。开始，村干部死活不同意清账，唐殿林等人一次次反映到镇里，最后，镇里勉强同意清账。一清，问题出来了，不但账目混乱，白条多，吃喝账多，而且多项收入没有入账，仅1997年至1998年，村支书等几名村干部就贪污了4万多元，而且还有3万多元超生罚款不知去向，至于那些数额不小的白条就更是一笔糊涂账。

　 见查出了问题，镇里紧张了，镇领导找清账小组组长唐殿林谈话，一是不能将清账情况往外说；二是要他代表清账小组签字，证明账没问题。唐殿林拒绝了，明明有问题，为什么要我睁眼说瞎话？

　 第二天，一辆汽车开进村里，上面坐着镇计生办和派出所的人，他们要抓唐殿林的爱人，罪名是超生。超生是几年前的事，而且罚款也交了，怎么现在又来抓人！村民闻讯纷纷赶来，他们紧紧围住车子不让他们将人带走。车子只好调头走了，却将住在另外一个村子的唐殿林的岳父给抓走了。镇干部派人给唐殿林捎话：“只要签字证明村里的账没问题，我们马上放人。”唐殿林仍拒不签字。

　 唐的岳父一直被关在一间小屋里，吃喝拉睡都在里面。23天过去了，老人终于病倒了。唐的亲戚见状，瞒着唐殿林买了烟酒去镇上疏通，也许是怕人死在镇里不好交代，镇干部答应交5000元罚款就放人。

　 唐殿林东借西凑交了5000元，老人才放出来。可是从那以后，唐殿林家无宁日，村干部经常冲到家里骂他、威胁他。唐的爱人一气之下撇下他和孩子外出打工去了。

　 维护合法权益的人受迫害，贪污、挥霍村民血汗钱的村干部却逍遥法外。杨云标将乡亲们反映的问题整理成材料分别寄到市、区有关部门。

　 一天晚上，一名镇干部带人一脚踹开了杨云标家的门，指着他说：“你不是写信告吗，我们现在要调查这件事情，你跟我们走一趟，有话要问你。”杨云标说：“你们要抓我，得出示公安部门的证件，否则，你们没有权力带我走。”来人理屈词穷，只好走了。

　 第二天深夜，一辆吉普车又开进村里，这次来了七八个人，有镇干部还有派出所的人，要抓杨云标的女朋友，说她没办暂住证。杨云标说：“她是来探亲的，又不是长住，为什么要办暂住证，你要抓她，拿文件出来。”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一些村民闻讯纷纷赶来，众怒之下，吉普车只好开走了。

　 杨云标认为这是打击报复。“第二天一大早，我坐车赶到阜阳市，我找到区信访办，向他们反映南塘村的问题和自己遭受打击报复的事。对方端着茶杯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一副极不耐烦的样子，我还没说完他就要赶我走。我说，如果区里不解决南塘村的问题，我们将越级上访。对方一听，顿时恼羞成怒，威胁我说：‘我告诉你，你再要往上告，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抓起来。’”

　 杨云标和唐殿林对依靠当地政府解决问题失去了信心。他们决定到北京上访，他们一直坚信中央的政策是好的，是保护农民、维护农民利益的，好政策是让一些基层干部执行坏了，是歪嘴和尚念歪了经。

　 1999年3月初，揣着盖有300多个血红手印的联名上访信，杨云标和唐殿林踏上了去北京上访的路。唐殿林将家里养的一头猪卖了做盘缠。

　 这次上访的结果是，镇里答应进行第二次清账。这次查出的问题更大了，村干部1998年至1999年贪污村民卖粮款两万多元，7万多元集资款没入账不知去向……共查出贪污、违纪金额40多万元。

　 杨云标说：“我们将查账结果报到镇里，镇里一直拖着不处理。我家的门上被人贴上了‘再告状，小心你的脑袋’的恐吓信。”

　 在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2000年4月，南塘村村民自发集资1000元，委托杨云标再次去北京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一位穷得连盐都吃不上的村民找人借了两元钱执意要杨云标收下，她说：“你一定要将我们这里的情况如实告诉中央领导，我们已经被逼得没活路了。”

　 可就在阜阳火车站，杨云标遭非法拘禁，上访材料也被搜走了。

　 几天后，刚放出来的杨云标悄悄绕道亳州，他将上访材料分别投送到中纪委等有关部门。

　 “个人维权不但成本高，风险大，而且效益低”

　 2000年10月，安徽省委督察室派出督察组，会同市、区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来到南塘村。

　 谈起调查组进村的那天，杨云标仍很激动：“督察组负责人来到我家，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我们对你的行为表示肯定’。当时，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

　 后来杨云标知道，调查组来村里是因为安徽省一位副省长看到了他的上访材料，并马上作出了批示。

　 调查组挨家挨户与农民座谈，并清查了村里的账目，最后得出结论，杨云标等村民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最后，村支部、村委会干部被集体撤职，3名村干部被开除党籍，三合镇党委书记、镇长等人分别受到党内或行政处分。

　 这件事在当地引起轰动，四邻八乡的村民纷纷奔走相告。杨云标说：“那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找我，有邻村的，还有外县的，反映的都是乱收费乱抓人村账目混乱干部贪污腐败这类的事，有的人走到门口就跪下了。我从早到晚听情况，然后调查，帮他们写材料。这时我才意识到，南塘村的问题并不是个别现象。”

　 阜南县柴集镇张寨村村民告诉杨云标，2000年以前，农业提留之外的各种摊派都是村干部说了算，说要多少就要多少，一年下来，每个村民实际上交达到三四百元。对交不出钱的农户，不是没收他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非法拘禁，逼着他们给村干部打欠条，然后逼他们借高利贷还债。村民张恒钦、张学生、张金喜将这些问题反映到有关部门，问题不但没得到解决，张恒钦遭村长殴打；张金喜两次被抓；张学生被戴上镣铐非法拘禁，一天一夜不给吃喝。

　 颖州区三合镇孙庄村张勇等十几位村民拿着有全村村民签名按手印的举报材料来找杨云标，反映：孙庄村财务混乱，村干部造假账、做假账、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村民常振礼因交不出提留与村支书顶撞了几句，村支书便怀恨在心，诬陷他偷了东西，让派出所将他抓起来，用胶布封住眼和嘴往死里打。因农业负担过重不堪忍受，孙庄村已有几十户村民被迫背井离乡，所承包的土地大片荒芜。张勇、宁克生、王思林等人到有关部门上访反映问题，该村书记听说后花钱雇用黑帮流氓收拾他们，王思林被地痞拉到书记家里进行毒打；宁克生被地痞追上门来警告威胁；张勇差点被村支书的儿子带来的几个地痞流氓拿刀劈死。

　 程集镇三坡村的村民告诉杨云标，村民清账小组在清理1994年至1998年账目后发现，9名村干部4年中贪污、挪用及不合理开支达到115万多元，致使村里债务高达140万元。可是账查出来后却一直得不到处理，村民联名上访了4年，至今仍无结果。为阻止村民继续上访，有人切断了三坡村通往外面的所有电话，并通知镇上所有的复印打字店，不准给三坡村村民打印材料。

　 阜阳市从1999年就开始实行村民自治，可是在有些村，村委会选举仍黑箱操作，愚弄百姓。

　 一天，杨云标家里来了几位农民，他们都是三合镇任郢村的村民，谈起现任村委会主任刘某，一个个义愤填膺。村委会换届时，刘某为了能当选村委会主任，雇人为自己拉票，选举时，不设秘密投票箱，而是将村民集中在一起，刘某雇用的人公开在人群中为其拉选票。村民推举的选举委员会形同虚设。最后，刘某如愿以偿当上了村委会主任。刘上任不久，上面给村里拨了一笔农业开发款，刘某将这笔开发款私下“安排”给了自己和自己亲戚以及一些村干部。有村民偶然从镇里看到了这份“分配”名单，然后将此事反映到镇里，事情才败露。村民们对杨云标说：“如果继续让这样的人在村里当道，老百姓哪里还有活路！可是我们一次次向上面反映刘某的问题，上面一直不处理。”

　 杨云标说在那段日子，他的心每天都沉重如铅，他说：“当权利被侵害时，面对权势，有的人选择了躲避，守候着人性的底线；有的人选择了逆来顺受，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也有的人选择了反抗，但却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从我自己和周围一些人的经历看，个人维权不但成本高，风险大，而且效益低，这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中国最大弱势群体的农民没有一个真正能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这注定了农民的权益一直被社会普遍漠视着。而在这种长久的漠视中，农民的权利意识被阉割了，农民对自我权利的诉求被忽视了，人口最多的农民被集体边缘化了。”

　 “集体维权的力量是强大的，一个群体的诉求是很难被轻视被忽略的”

　 就在杨云标开始作上述思考时，赵王村的一群农民正在为保护自己的权益集体抗争着。

　 他们中的领头人叫王秀华。王秀华当过多年村妇女主任，热心快肠，为人耿直，1990年外出打工，1998年返乡。

　 我去南塘村的那天下午，王秀华正忙前忙后地组织文艺演出，她是宣传队挑大梁的主角。演出结束时天已经黑下来，我和王秀华一起来到杨云标家，在昏暗的灯光下，她跟我谈起回乡后的经历：“我回来的那天，刚好是赶集的日子，在镇上遇到本村一位村民，他见了我一下就跪下了说‘秀华啊，你回来领着大伙儿干吧，这日子让那些王八蛋们糟蹋得没办法过了，老百姓连吃盐的钱都没有啊。’回家后，几乎每天都有村民来跟我说村里的事，村干部向村民强行摊派劣质土豆、大蒜种子，市场上的优质土豆一斤才卖2角多，村里摊派给农民的劣质土豆每斤收了9角钱；村里既未建学校也未办企业，村干部却开会宣布村里欠了18多万元外债，要求村民每人每年还40元……”“我们又一次次上访，镇里终于答应清账，可是最后却宣布账上没问题。我们说，如果没问题，村里的债务是哪来的？我们要求自己清账，村民推荐我和其他6人组成清账小组。为了阻止我们清账，村干部处处设卡，我们便挨家挨户调查走访，对账上的单据一一进行核对。龚庄自然村多年来都是按64人收提留，可村里只按60人上交提留，每年有4个人的提留落进了村干部的腰包；上面给村里拨的救济款，按账上显示分给了生活困难的村民，可是一调查，签名是冒充的，村民根本就没拿过一分钱……经初步查证，仅1998年至2000年，村里未入账款与不合理开支达到24万多元。”

　 送走了王秀华，杨云标说：“赵王村的问题之所以查得比较彻底，一是几乎全体村民都参与其中，二是有一批像王秀华、谭子侠那样的维权骨干。这说明，农民的力量不在于农民人数的多寡，而在于农民组织的程度。个体维权的力量是微弱的，集体维权的力量是强大的，一个群体的诉求是很难被轻视被忽略的。

　 2001年3月7日，一大早，20多名来自颖州、阜南2个区、县，三合、柴集、程集3个乡镇，6个行政村的维权骨干陆陆续续来到了杨云标家，讨论筹建农民维权协会的事，经过几天的反复讨论，他们起草、通过了协会章程。章程总则第一条规定：农协以帮助社区农民进步、维护农民正当权益为活动宗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为具体行为依据，以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先进文化为理论思想指导，为建设现代化民主、法治国家而不懈努力。并提出了“理性维权、文化启蒙、科学致富”三大活动内容。

　 “现在时时刻刻都感到背后有一双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杨云标拿着成立农民维权协会的报告找市有关部门申请注册，对方看了报告后为难地说：“这事好是好，可是全国没有先例，不能给你们注册。”

　 杨云标后来又去了几次，对方还是这样答复他。

　 农民维权协会虽然没有申请到正式“身份证”，但是这个群体却不容忽视地存在着，并悄悄地在改变着什么。

　 在南塘村采访的那天晚上，一位来自阜南县的老太太步行几十里路来找杨云标，向他反映自己被村干部毒打的事。

　 我问她是怎么知道杨云标的，她说：“我们那里的人都知道他，我被村干部打了后，他们就让我来找他，说维权协会会帮我说话。”

　 杨云标告诉我，现在，参加维权的行政村已达11个，在这些行政村，村村都有维权代表，那些想侵害村民权利的人，那些想在民主选举、村民自治中搞鬼的人，再不敢明目张胆地胡来了。

　 他又说起了赵王村：“1999年，赵王村第一次民主选举村委会干部。说是海选，可是最后公布的选举结果却让村民们大惑不解，因为选上来的全都是原来的村干部。更让他们大惑不解的是，某自然村收上来的选票居然比全村实际人口多出了几十张，且不少选票字迹相同。更让他们哭笑不得的是，有个农户家里发了5张选票，家人都外出打工去了，只有一位目不识丁的老太太在家。来人端着票箱问：‘你选谁呀？’老太太说：‘我选×××。’来人说：‘好，我来帮你填。’可是填上去的名字却是原村委会主任的名字。”

　 2002年，赵王村村委会干部进行换届选举。选举前，原村委会干部活动频繁，一到夜晚村里就一片狗吠声。为了防止他们在选举中再次搞鬼，王秀华等人商量，选出村民代表，对选举过程进行全程跟踪监督。

　 投票那天，几位村民代表护着票箱，拿票箱的人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中途，拿票箱的人说要上厕所，村民代表尾随进去后发现，厕所里早就藏着他们的人，正准备将写好的选票塞进票箱。在村民代表的严厉斥责和阻止下，阴谋未能得逞。每到一户，村民代表都要对一张张选票进行核实，使弄虚作假者没有可乘之机。

　 这是一次真正代表民意的选举。选举结果，原村委会干部全部“下岗”，几位有正义感、有能力、有威信的村民被选为村委会干部。在这之后进行的村党支部改选中，维权代表王思林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一股村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民主空气终于开始吹进赵王村。

　 孙庄村维权代表张勇也跟我讲起了一件事：“2002年年初，三合镇以疏通河道为名，按每人20元的标准，向村民收取以资代劳费共计70万元。工程完成后，结余近30万元。可是这笔结余的钱并没有退还给村民，镇里新添了一辆小轿车，给各村村干部发了一笔奖金。“这件事被我们知道了，于是，我们这些维权代表联名写信向市里反映，要求将工程余款退还村民。市里马上派来了调查组。结果，镇党委书记被党内记过处分后调离，那辆小轿车也因为‘上面批评了没人敢坐’。”

　 中小学乱收费，一直是村民反映强烈的问题。有的学校规定学生文具必须由学校代买，在商店卖5分钱一支的铅笔，由学校代买变成了2角钱一支；商店卖1角5分钱一本的练习本，经学校代买变成了5角钱一本。还有什么校服费、保险费、班费，学生每学期向学校交的各种费用，比物价局核定的收费标准高出一倍多。沉重的教育负担，使一些儿童不得不辍学回家。

　 杨云标和几位维权代表多次向市、区两级物价局和教委反映学校乱收费问题。他们的反映得到了重视，有关部门派来了调查组，调查结果证实，该镇中小学乱收费现象严重，某中学仅2002年乱收费就达到10万余元。结果，该校校长被调离，多收的钱如数退给了学生。现在，全镇中小学都做到明白收费。

　 杨云标告诉我，由于维权群体的存在，现在，贪赃枉法的事少了，随便抓人、扣押人的事少了，乱罚款乱摊派的事也少了。由于维权群体的存在，一些人再不敢明目张胆地将民主选举、村民自治玩弄股掌之中。我在三合镇采访时，一位镇干部也坦率地告诉我：“现在时时刻刻都感到背后有一双双眼睛在盯着我们。”

　 2000年，安徽阜阳作为全国农业税费改革试点地区率先取消“三提五统”，实行一税制，修桥铺路疏通河道等公益性的事，按“一事一议”征收，以每人15元为最高限。这样，一些干部不能在税费上做手脚了，便在“一事一议”款上做文章，不经与村民商量就直接征收。各村维权代表向村民宣传国家农业政策法规，动员村民拒绝不合理的“一事一议”款的征收。2003年，几乎所有参与维权的村子都拒绝了未经村民议事的“一事一议”款，涉及的行政村多达十几个。

　 “原来我们是哭着维权，现在我们是笑着维权”

　 与杨云标在一起的几天里，一言一行中，我都能感受到他的理性。在他家里，我看到了那份几易其稿的《农民维权协会章程》，杨云标说：“维权群体自诞生之日起，就将拒绝暴力、学习法律、理性维权作为自己的宗旨，我们一方面组织农民学习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启蒙和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一方面，积极进行清理账目、重新合计地亩、督促改进收税方式等各种维权工作。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参与的农民也越来越多，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农民，那些权利受到侵害的农民将我们这里当作“娘家”，纷纷前来寻求帮助。”

　 同时杨云标也坦言，虽然他们一直想在农民与政府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搭建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但仍然面临着阻力，一些问题的解决也不尽如人意。

　 离开阜阳的前一天，我在三合镇见到了今年4月份新上任的镇党委书记杨杰。谈起由三合镇农民发轫，如今已扩展到2个区、县，4个乡镇，50多个自然村的维权群体，现年36岁的杨杰显得很谨慎。他说现在还很难对这个群体做出评价，他还要看一看。但他也坦言，当地干群关系由原来的尖锐对立已在向不断融合的方向发展，镇干部和村干部也比过去自律了，强拿强要的事现在很少发生。当我问农民维权组织能否成为政府与农民沟通的桥梁，能否成为政府与农民平等对话的平台时，杨杰没有作正面回答，他反复强调说，群众应该相信政府，应该与政府直接对话，因为最后解决问题还要靠政府。《中国改革》杂志社支农调研项目负责人刘老石近年来曾多次到安徽农村调研，他说：“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后，基层政府如何与农民进行理性而有序的对话与交流；政府在与农民的博弈中如何学会尊重农民的意志和权利。这都是面临的新课题。”

　 他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将是农村各种民间组织迅速发展时期，而各级基层政府如果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将会手足无措。政府必须要学会如何与农民团体、群体进行对话和合作，这将成为农村未来最大的政治。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将会决定中国农村甚至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

　 他继而分析说：“在今天，特别是税费改革后，中国农村的民间组织不一定就是为了冲突而非常可能就是为了合作而产生和存在的，中国乡村的各项工作如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建设都急需农民的有效参与，如果引导得法，它会成为政府与农民交流对话的平台，成为平等合作的桥梁，成为一支重要的建设力量，这种力量对于今天的乡村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没有广大农民的参与，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将成为空话。”

　 2002年8月，在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促进会和香港亚洲交流中心组织的“中国乡村建设论坛”上，杨云标作为唯一的农民代表上台发言。

　 杨云标说会上一位香港学者的发言让他受到极大的震动，那位学者说：“一个社区的人生活得好不好，不看房屋，不看穿着，一看人的面孔就知道―――是不是微笑的！”

　 杨云标告诉我，他正在着手做一个“促进社区公民参与社会发展”的项目。他说：税费改革、机构改革以后农村发生了许多变化，农民负担有所减轻，乡村干部作风有所转变。今后，我们在维权的同时，将致力乡村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并在这个基础上努力筹建农业合作社。”

　 在他们的努力下，三合镇已成立起了乡村文艺队、老年人协会。在他们的努力下，华东师大的大学生们来到村小学，为孩子们开了英语课和文化导读课。在他们的努力下，天津科技大学向这里的贫困失学儿童伸出了援助的手。

　 谈起这几年的风风雨雨，杨云标说：“原来我们是哭着维权，现在我们是笑着维权，这股民间力量的价值不但指向今天，而更重要的是指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