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困难的时候，黄鹤曾 经做梦去偷人家的钱。

　 那时，学校因为被查封，不得不被迫搬家。新地方的教室盖了一半，作为校长的黄鹤拿不出工程款，和施工队商量能不能把剩下的楼梯先做了，施工队长说，把你卖了也不值两万元。

　 直到现在，因为办学，黄鹤总共还欠着朋友十来万元钱。家用一直都是由在一所高校任教的妻子负担。家里最宝贵的财产―――3万册藏书，被他拉到学校给了图书馆。

　 不过，这个“狼狈”的校长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他一直深深地记着一件事：学校被查封，教室里满地碎玻璃，他呆呆地站在一片狼藉中。正是冬天，很冷。一个女生走过来，递给他一杯热水说，校长，你一天没吃东西了，喝口水吧。这个小女孩原来在学校附近卖糖葫芦，是学校老师和学生自发捐款，给她凑的学费。她说：“校长，你可一定要坚持住啊。你要是倒下了，我们怎么办呢？”

　 黄鹤，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工作组负责人。由他一手创办的陶行知学校（原棚鹏学校），已由2001年8月开始时的几十名学生，发展到今天从学前班到初中三年级的600多名学生。他的理想，是按照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为全国700万流动儿童，探索出一条适合他们的、既不同于公立学校又有别于现在投资巨大的贵族学校的教育模式。

　 黄鹤认为，在目前以高考为惟一衡量标准的教育评价体系中，这些孩子可能竞争不过城里的孩子。但是，流动儿童这个群体，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优势，敢想敢干，适应能力特别强，比城里的孩子能吃苦，比农村的孩子见识广。对他们的教育，如果做好了，恰恰可以结合两种文化之长。否则，这些孩子农村回不去，城市不要他，被边缘化了，反社会、犯罪的概率就会非常高。对他们的教育，必须有人去探索。他认为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最适合这些孩子。

　 “我们深信乡村教师要用最少的经费办最好的教育”

　 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后，我来到位于北京大兴区的陶行知学校。

　 CBD的高楼大厦间，雪早已没了痕迹，而在这里，学校门口的那条土路被融化的雪水泡成了泥塘。铁门打开，一阵阵孩子们的笑闹声传来，宛如天籁。

　 黄鹤领着我在学校四处看，一边介绍：教室的墙漆，是他和老师们自己刷的，课桌椅是北京小学捐助的，电脑是博瑞琪大厦捐助的，篮球架是杨森公司捐的，那个飞机模型是中科院心理所以前做实验用的……

　 “老师好，校长好”，身边走过的所有学生都在向我们打招呼。我有点惊讶于他们的礼貌，更让我惊讶的，是学生对黄鹤的亲热态度，他们对着他很大声地喊“校长好”时，透着一股亲热和兴奋。而黄鹤也随口能叫出大多数学生的名字，问这个“你们班上的××现在上课还老说话吗”，问那个“你妈妈最近身体怎么样”。

　 我很奇怪：“你难道能认识所有学生？”

　 他说，以前能做到，不过现在学校的日常事务有执行校长负责，他自己一般一个星期过来一两趟，和学生的接触不像以前那么多，有些学生就不认得了。

　 教室和老师办公室门前，有一条坑洼不平的砖头路和几个简单的花坛。黄鹤很骄傲，“这都是我们学生一块一块砖自己铺出来的。”当时，学生主动找到黄鹤说，校长，找别人还要花钱，我们自己能做。

　 操场上，孩子们玩的，都是那些在怀旧文章中被提起的游戏：跳皮筋、踢毽子、打沙包、拍洋片，还有的，干脆就是几个人围着操场上的一个小水坑，开心地跳来跳去。

　 和我看到的很多戴着小眼镜、满脸疲惫和不耐烦的城里孩子不一样，这里的孩子更开放、快乐、活泼，对陌生人带着友好的好奇。他们对老师的态度，亲密多于敬畏。

　 体育老师李勇，在操场上和一群学生打闹着玩，一个学生摔倒了，他跑过去把学生身上的灰拍干净。这个25岁的小伙子，师范大专毕业后正赶上学校创建，一来就一直待到现在。他带着全校从一年级到初三所有班级的体育课。前几天下雪，他的体育课就是和学生一起堆雪人打雪仗。他说：“在这儿当老师很快乐。”

　 李勇的桌上放着一套许国璋英语教材，我问他教体育怎么还要看这个？他说那是黄校长送给他的，督促他要时时“学习充实自己。”

　 学校很简单，一览无余。没有豪华教学楼，更没有塑胶跑道，几排教室、老师宿舍围着一个操场，就几乎是全部校园了。所谓操场，也就是一块较为平整的土地，积雪化了，留下一些大大小小的水坑。

　 那么，又有什么看不见、说不出的地方，让这所学校和我见过的其他学校显得很不一样？

　 上课铃响了，校园里一下恢复了平静。我在老师办公室里随手翻看着学生的作文本。一个学生写道：“今天我们体育课练柔力球的时候，忽然天空飞来好多燕子似的鸟……看着它们在操场上空自由地飞翔，我们真快乐啊！”

　 一个女生对自己20年后的希望，是成为一个“工作认真、关心老百姓、知识渊博的人”。

　 一位初一学生写自己去超市买文具，付钱时发现钱不够，被售货员讽刺了一顿，心里很气愤。老师在修改文中的错字后，还在批语中写道：“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学会宽容别人，只要自己问心无愧，比什么都好。”几乎每篇作业后面，都有老师类似的批语，寥寥数语，或鼓励或劝勉。

　 办公室的墙上，悬挂着陶行知当年办晓庄师范时提出的18信条―――

　 我们深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

　 我们深信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也就是教育的出发点。

　 我们深信教育应当培植生活力，使学生向上长。

　 我们深信教育应当把环境的阻力化为助力。

　 我们深信师生共生活，共甘苦，为最好的教育。

　 我们深信教师必须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

　 我们深信最高尚的精神是人生无价之宝，非金钱所能买得来，就不必靠金钱而后振作，尤不可因钱少而推诿。我们深信乡村教师要用最少的经费办最好的教育。

　 ……

　 “这样的教育是残废的教育、死的教育、无能的教育”

　 黄鹤最初和“陶行知”结缘，是通过一本《行知书信集》的书。

　 初中二年级时，他偶尔在安徽合肥的新华书店里拿起这本书。“当时我都不知道‘行知’是人还是物。但看完这本书后，就觉得这个人真了不起，开始到处找他的书来看。”

　 黄鹤说，当初印象最深刻的，是陶行知提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

　 “农村的孩子不爱农村，农民的孩子不爱农民。我们当时就是这样。”

　 黄鹤出生在安徽省肥东县一个农村教师的家庭。从小，因为天资聪颖，学习成绩优秀，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那时候，对一个学习成绩优秀的农村孩子来说，最有出息、最能给家人争光的，就是考上大学，彻底脱离农村。

　 可惜，高中一年级时的一场大病导致脱课时间太久，高考落榜，黄鹤的大学梦破灭了。生活对于他来说，一下子失去了方向。

　 多年以后，再回头去看自己当时面临的困境时，他感慨：“考不上大学就好像一切都完了，没有谋生的技术，农活什么都不会，没有生产的能力，也没有生活的能力。上了那么多年学，却是以一种失败自卑的心态走向社会，看不起自己，看不起农村。中国农村教育完全背离了教育的本质含义。”

　 陶行知在《从穷人教育想到穷国教育》一文中，曾经专门描述过这样的现象―――

　 “假使一个农家有4个小孩，只能给长子上学，余下3个孩子，一个要看牛，一个要耙狗屎，一个要在家里打杂。那个读书的儿子，渐渐的手也懒了，脚也懒了，看不起务农了。种田的爸爸、养蚕的妈妈，打杂，看牛，耙狗屎的弟弟妹妹，都不放在眼睛里了。……他初小毕业，欠人的债已把老子的背脊骨压得驼起来了。……他从小学考进初中、高中、师范的时候，他的老子从自耕农跌到佃农、雇农的队伍里去了。弟弟们有的短命死了，有的长得像茅草一样了。他自己是学了师范弄不到教员做，毕业不啻是失业，老起面皮做‘守知奴’，吃着没知识的人的饭，还嫌不卫生，受栽培还骂人愚笨。”

　 “这样的教育是残废的教育、死的教育、无能的教育。”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和思考，黄鹤得出这样的结论。

　 然而对当时刚刚17岁、遭受重大打击的黄鹤来说，未来的路要怎么走，他自己也不清楚。惟一确定的，就是要做和教育有关的事。“我的心态已经和一般的中学生不一样了。”黄鹤说，他在课本的扉页上，写的都是“做一个像陶行知一样的大教育家”、“要做行知路上后来人”之类的豪言壮语，“经常被同学们笑话，说我就知道空想。”

　 所幸，黄鹤没有必须养家的压力。他自费去陶行知的家乡安徽歙县以及当年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等地考察和学习。每到一地，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当地图书馆办借书证或阅览证，阅读大量教育学的书籍。同时，他还去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地最好的中学听课。“我的目的是听老师怎么讲课。老师挺奇怪，说教了那么多年书，还没碰到过你这样的人，我的课堂你随便来。”

　 就这样，在4年里，黄鹤自学完了师范大学的课程，把800万字的《陶行知全集》读了两遍，有关陶行知研究的学术活动，他都千方百计地参加，先后撰写了10多万字关于陶行知研究的论文。

　 1988年，黄鹤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有一位陶行知的学生在河南淅川办了一所私立中学。他立即给那里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经历和对陶行知思想的认识，校长回信说，欢迎你来。

　 黄鹤担任初二年级数学老师兼班主任，“一个月下来，学生说我是天下最好的老师。”他说，他教课的方式和一般老师不一样。

　 “数学课能有什么不一样？”我想像不出。

　 “比如讲一元二次方程，我不会上来就一二三四地讲，我会先问谁知道什么是一元二次方程，有学生预习过的，知道，就让他上来讲，告诉大家。然后大家一起做题，讨论，我来补充。让孩子充分体会发现的快乐。”

　 黄鹤给孩子们讲陶行知，讲他的文章、思想，教他们背陶行知的儿童诗，比如“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先，都不算好汉。”

　 班上有一个小男孩，矮矮的，习惯流了鼻涕用袖口擦。每天早上，黄鹤都蹲下来，给他擦鼻涕，把袖口挽起来，然后再上课。从不批评，什么都不说，最后他自己把袖子洗得干干净净，同学们也都不再笑话他了。

　 初到河南时，黄鹤最不适应的是学校只有面食，他只能自己偶尔做米饭解馋。要离开那里时，学生问他，老师，你是嫌我们这里没有大米吗？我们可以凑钱给你买大米。

　 那个流鼻涕的小男孩，听说老师要走，到山上捡了一块石头，自己在上面凿了4个字“爱满天下”―――那是陶行知一生的座右铭。

　 “他和我说，老师，我家里没钱，只能送这个给你。”黄鹤说，“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这块石头，从那时起，伴随着黄鹤十几年。从那里到山西翼城任小学校长；1990年到武汉跟随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任王道俊教授读研究生课程；1993年应聘到深圳南山区教育局担任客座研究人员；1994年到北京参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望工程的初期建设，起草《全国希望小学建设和发展若干意见》，负责全国希望小学教师培训；在北师大进修儿童心理学；1999年重回南京晓庄学院任教……

　 跑了那么多地方，做了那么多事，公立、私立，小学、中学、大学，都试过了，可是，黄鹤总觉得这些都不适合自己。他要找的，是一个能完全贯彻自己想法的地方。有一天，他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报道，说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学会关于北京地区流动儿童的调查。他知道，自己找到了真正要做的事。

　 “有钱办学不算稀奇，我们要把没有钱的学堂办得精彩，才算真本领”

　 2001年7月13日，黄鹤又回到北京。那一天，正是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的日子，北京城万人空巷。没有人在意，这里来了一个除了梦想一无所有的人。

　 接下来的半个月，黄鹤调查了北京郊区的一些流动儿童学校，看到的情况让他觉得“触目惊心”。硬件就不说了，老师的资质更是参差不齐。7月底，他来到北师大，找到“农民之子”的会长，当时还在教育系读硕士的李庆丰。

　 李早对黄鹤有所耳闻。两人越聊越投机。黄鹤说，你们关注了这么久，现在该是办一个正规学校的时候了。那么多人做得起来，我们就做不了吗？和李庆丰同宿舍的另外两位教育系硕士生杨建、徐小龙表示加盟，四人一拍即合，干！

　 于是4个人分头跑北京郊区，找房子，找学生。当时，他们拥有的资产只有北京小学捐赠的课桌椅以及1万元现金。

　 找到南城的新发地农贸市场时，“我的天，到处是小孩在玩。”像是发现了宝藏的黄鹤，兴奋地对一起骑车来的李庆丰说，我们终于找到发祥地了。接着找校舍，一家旅馆，7间房，7500元签了一年的协议。没有图书馆，黄鹤就把自己的3万册藏书全搬到了学校。

　 棚鹏学校这个名字，四人琢磨了两星期。黄鹤解释说，第一个“棚”字，说这里的学生大都住在简陋的窝棚里，是弱势群体；第二个“鹏”字，代表办学的目标和希望。他们还拟了个对子，解释学校的名字：“棚居何陋有真教，鹏翔万里在良师”。

　 万事俱备，只欠学生。“我们在市场里发招生广告，还跟着孩子去家里和他们家长谈，让他们自己来学校看。”

　 “人家怎么会相信你们呢？”

　 “我带着青基会的工作证，我编的书，还有希望工程写我的书，他们三个有学生证。我们和家长讲，我们想办一所规范的小学，希望探索一条适合流动人口的办学道路。不是为赚你们的钱，我们用得着赚你们的钱吗？”

　 到有50个学生的时候，他们特别高兴。每人每年400元学费，就有两万元，再请两个老师，学校就可以运转起来了。学生的人数还一直涨，70个，90个……

　 黄鹤说，“现在一提起办学，好像没有上百万上千万元，就办不成。”他认为，这要看用什么样的思想来办学。

　 陶行知曾说过，“有钱办学不算稀奇，我们要把没有钱的学堂办得精彩，才算真本领。”另一方面，陶行知反对不顾中国国情，办起学校来“一动手就圈他几千亩地皮，花他几百万块钱，盖他几座皇宫式的学院”。他的原则是教育经费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如果不考虑人民的负担，在这些方面浪费，办教育便自然没有钱了。

　 “其实，”黄鹤说，“只要有学生，有好老师，有很好的教育理念，有图书资料，这就是学校。硬件如何，绝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教育，应该如清华老校长梅贻琦所说，不在大楼，而在大师。”

　 黄鹤很心疼地说到他知道的一所小学，花了80万元，把教学楼外面的白瓷砖换成花

　 瓷砖。“原来的砖都是很坚固的，全砸了。”

　 “如果给你80万元你干什么？”我问。“我就请最好的老师来。”

　 “人最怕没有理想，没有梦想。那样的话，什么事也做不成”

　 棚鹏学校的课程，除了按国家要求设立的，还有不少自己的特色。

　 黄鹤说，希望课程设计更贴近学生的生活，而不仅仅是死读书、读死书。

　 “课程设计？那不是专家研究几十年才有资格弄吗？”

　 听了我的疑问，黄鹤笑了。“听起来，课程设计好像都是庞大的体系，需要很长时间来建设，轻易不可动摇，这种思维方式就和一提起学校，就联想到大楼、房子、很多设备一样。”实际上，他说，课程是个广义的概念，平时说的教科书，只是最狭隘的课程。

　 “我们给孩子上一堂课，是课程；带孩子参观是课程；老师站在讲台上衣服整洁不整洁也是课程；学校墙上的标语，师生关系、老师和老师之间的关系，都是课程。课程有显现的，有潜在的。我们现在的教科书以男性为主导，女科学家、女英雄的例子很少；以汉文化为中心，少数民族的东西很少；城市价值取向明显，农村的东西少；大一统的东西多，多元民主的少……所以我们就要通过各种微型的课程，通过各种讲座、课外活动、交流，把那些缺失的部分体现出来。”

　 在棚鹏学校的课程里，一部分是和学生生活相关联的社会生活技能，比如，和人打交道时起码的礼节、交通规则，还有如何写借据收据、记账的知识，“这些孩子经常要帮着父母看摊的。”李庆丰说。

　 还有一部分则是为了开拓学生的视野。

　 李庆丰他们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下载最新的电影，给孩子们播放讲述自然和宇宙奥秘的纪录片。请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来讲环境保护，请《法音》杂志的编辑来讲国学课，请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来讲WTO、“9？11”，还专门请心理学博士来给老师讲情绪管理、人际沟通……同时在学校开展各种读书活动、体育活动、环保活动。“我希望我的学生要有广阔的胸怀。”黄鹤说，“人最怕没有理想，没有梦想。那样的话，什么事也做不成。”

　 黄鹤曾经看到一则消息，广东某家私立学校提出一个口号，要培养未来的国家领导人。“我和我们的学生讲，希望他们也有这样的志向。“那些在木地板和塑胶跑道上上体育课的孩子，和我们这些在泥地里上体育课的孩子，对这个国家的认识，对弱势人群的认识，怎么能一样？”

　 黄鹤给学生讲学习方法课。他说，现在是信息和网络时代，知识爆炸，一个书名能查到上千个版本，面对这样的信息社会，最可怕的是视野被束缚，不知道世界一日千里的变化。

　 他告诉学生，读书有很多方法，老师平时讲课是精读，你们还要学会泛读。有些书，用不着一字一句地读，需要用的时候，知道到哪里去找就可以了。他会讲解具体的方法，然后给每个学生一本书，要求20分钟读完，再让学生上来讲，看他掌握得怎么样。

　 棚鹏学校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他们曾一再遭遇查封，不得不数次搬家。黄鹤曾专门去找那个查封他们学校的某区政府部门，“我请他们来做学校的顾问，让他们看看，我们是真办教育还是假办教育。”

　 那些来查封学校的人在全校老师和学生面前，强行搬走他们的课桌椅，砸坏教室的门窗和玻璃，撕烂他们精心制作的墙报。如何让孩子正确对待这样的事，尽量减少给孩子们造成的心理伤害，棚鹏学校的老师把这也当作一个教育课题。

　 一次班会上，几个男孩子说，原来一直渴望当一名警察，现在不想了。原来，查封学校、搬走课桌的都是穿制服、戴大盖帽的联防。正巧，学校刚搬家，就有北大人民医院的医生来为学生义诊。

　 老师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和学生讨论。老师问：“如果遇到了抢劫，碰到了小偷，我们首先向谁求助？”“110。”孩子脱口而出。“那你们还想不想当警察啊？”孩子沉默了。老师告诉孩子，警察是维护我们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来查封学校的人，只是很小一部分。而且，他们这么做也是为了维护一种规则和秩序，只是做法不对。社会上还有很多很多人关心我们，帮助我们。

　 “每一次社会捐助，我们都要和孩子讲。千万不能让他们有被社会抛弃的感觉。”黄鹤说，做教育的人，最不能偏激。

　 “知识，在整个教育中是最次要的。而孩子们健康的情感、良好的心态，严谨、负责、精益求精的做事态度和做事的能力是最重要的”

　 在采访中，黄鹤从不诉苦，只是说他的想法，他的做法，他坚信的美丽前景。

　 “目前，北京有流动儿童23万人，全国的数量超过700万。对于这些孩子，最重要的，一是实现教育的公平与公正，让他们有学可上；二要探索教育改革实验，两者缺一不可。没有学上谈不到改革，有学上还要看上什么样的学。”

　 “有人说，这样的学校，你连老师的工资都发不下去，搞什么教育实验？我说这本身就是一个课题。”

　 “全国23个省市有陶行知研究会，光陶行知纪念馆就有5个，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研究他。今天教育界提到的农科教结合，中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陶行知半个世纪前就提出了。很多他的思想和观点，因为战争在中国没有很好实施，没有建成有效的模式。现在对于陶行知思想的研究，还依然停留在‘知’的阶段，而没有真正进入‘行’的阶段。我觉得更应该沿着他的路继续走下去。”

　 “我对目前中国基础教育的判断，三大势力，一是公立教育，总的来说是积重难返，如果不进行重大的改革，很难看到教育创新和创新教育。二是私立贵族学校，投资上千万上亿元，但他们很难成为主流。再者他们先天不足，都是企业家办学，教育家都是被雇佣的，他们重经济效益，轻教育规律，只能是中国基础教育的有益补充。中国教育的出路，最有可能突破的就是第三势力――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就像中国农村改革的号角在安徽凤阳小岗村吹响一样，这里控制最薄弱，没有条条框框，门槛低，斩不尽杀不绝，最有突破和创造的可能。”

　 黄鹤说起这些就两眼放光。

　 “可是，在生存问题都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时候，你靠什么吸引老师，去实现那么遥远的理想呢？”我有疑问。

　 “我们一方面提高老师的收入待遇，一方面给老师换思路。让老师感受到自己是在参与创造一项事业。怎么会做不到呢？”

　 在学校，黄鹤的收入是每月900元，老师的收入能到每月1000至1500元。最早学校招人就是在北师大贴张小纸条，现在可以去人才市场。“我们选择的空间越来越大，改造的能力已经越来越强了。而且老师们确实看到了，我们的理想在一步一步变成现实，学校正一点一点成长起来。”

　 在陶行知学校的网站上，我看到招聘老师的条件：有爱心，有激情，有奉献精神，能吃苦耐劳，想做一番事业。大专以上学历，了解陶行知教育思想者优先。

　 “以中国之大，我想，聚集一帮人还是可以的。”他很有信心。

　 黄鹤在努力制造一个小范围的教育乌托邦，先影响老师，再影响学生。

　 每周一次的读书交流会，所有老师都必须参加。“老师不读书，怎么能培养学生爱读书？只有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

　 学校只开除过一个老师，是因为他打骂学生。黄鹤说：“对老师的要求，一不能违法，二不能有害儿童身心健康，三不能搞伪科学，其他没什么不能做的。”他常对老师说，课堂是生命力飞扬的地方，老师应该是最有创造力的职业。

　 “我和老师们不止一次地讲，知识，在整个教育中是最次要的，不懂随时可以学。而孩子们健康的情感、良好的心态，严谨、负责、精益求精的做事态度和做事的能力，是最重要的。我们的校训强调做人做事做学问，做人是基础，这点做不好，其他什么都不用谈。”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国研究项目AnneF．Thurston教授，通过青基会知道了陶行知学校。原本带着点同情心理的教授同黄鹤谈过后很吃惊，没想到一个这样的学校有这么先进的教育理念。两个月后，再次来谈合作，送学生来支教，并打算拍一部纪录片。新加坡的志愿者来了，香港一个基金会也表示要提供资助。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出来，有信心和能力去迎接高考的挑战，但更重要的，我希望他们是心理健康的人、自信的人、有能力的人、有益于社会的人。即使考不上大学，他走向社会时也会很自信。因为他有必要的心理素质和职业技能，有一定的社会适应能力，有创业的能力和精神。即使做小生意，也是个正直的商人。”

　 如果说，有些人的激情是因为年轻，而黄鹤却愈挫折愈昂扬，他的执著和信心，来源于目标明确，坚信自己要做的事一定可以做成。正如他相信陶行知所说：“今日之学校是行以求知的地方，有行动的勇气，才有真知之收获，才有创造之可能。”

　 黄鹤说：“人们总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其实，看教育的效果根本用不了100年，20年就可以看出来了。”

　 他不仅有行动的勇气，也看到了逐渐改变的现实。而且，这一切，还仅仅是开始。陶行知学校网址：www．txz．org．cn电话：01069242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