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9日的《中国青年报》将为民工讨工钱称为“一场‘执政为民’的战役”，这让我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感到一种悲壮。打工挣钱与用工掏钱本来是一种最基本的游戏规则，不知道为什么会演化出一场“战役”？

　 我们不能不把注意力转移或集中到政府身上。这可能是把为民工讨工钱列入“执政为民”范畴的原因，也 可能是总理出面为民工讨工钱的理由。

　 一，一些地方政府，本身就是拖欠者。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不管你是谁。二，政府即使不是拖欠者，也应当对当地的民工工资拖欠现象负责，这是政府涉足经济的基本职责。

　 钱来钱往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标志，其来往（周转）的频率高低，也是市场经济发达程度的一种标志，一旦受到某种自然的或人为的拥堵，必然会导致某种混乱和损失。这跟交通是一样的道理。交通堵塞了，交通规则的约束力就会减弱，不但堵塞中的车辆（车主）会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而且地方或城市经济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不同的是，对于道路交通拥堵，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但对于民工工资拖欠现象，却有人一直装糊涂。

　 温家宝总理帮民工讨工钱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经典故事。在他亲自过问6个小时之后，一位民工拿到了被拖欠的2240元工钱。而向总理反应这一拖欠的那位农妇，也因此获得了央视2003年度经济人物“公益奖”。两个多月后，据建设部初步统计，全国各地已偿付历年拖欠农民工工资215亿元。

　 我们应该清楚，为了讨回这215亿元被拖欠的工钱，政府已经付出了巨大的“执政成本”。而这些成本，本来是可以不付出的。可能正因为此，有些地方在帮民工讨工钱的时候，才向农民收取了一定的费用。谁到底应该对此负责？我想，责任人绝不应该是民工。

　 我们还应该清楚，为了讨回这215亿元被拖欠的工钱，农民工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而这些成本，本来也是可以不付出的。有些拖欠长达几年十几年，民工一次次追讨，一次次扑空，不知道搭进去了多少钱，谁又会对这些钱负责？同时，这数以百亿元的钱，就是利息损失也不是一个小数，谁又会对此负责？

　 拖欠本身就是对信用的伤害。如果一个人欠了别人的钱，却要面对另一个欠钱的人，我们能够想象到那种角色的尴尬。但是政府不是个体的人，所以，我们还能看到这种情况：一方面，政府对自己的拖欠行为百般遮掩，另一方面又对别人的拖欠行为慷慨陈词。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把这两个环节分开来看，所以经常看到的是两张不同的面孔。如果我们把政府看成个体的人，就能想象得出来，在这种处境中它会有多难堪。

　 所以，如果说让拖欠工钱现象绝迹，如果说追讨工钱是“执政为民”的话，那么，首先就要保证政府不再拖欠民工工钱，也不再拖欠建筑企业或包工头的工程款！否则，政府就得用自己的左手去迎战自己的右手――以“执政为民”的那只手，去对付“拖欠工钱”的那只手。

　 政府是永远的强势力量，民工是公认的弱势群体。正是从执政为民的立场出发，总理以至省长、市长、县长，再到乡（镇）长，都站到了民工一边，替他们追讨工钱。这是全国数以千万计的民工之幸。但是，作为政府，却不应该高兴得太早。

　 在我所在的甘肃省，民工工资拖欠总额在3亿元以上，但目前只讨回了8500多万元（见1月19日《甘肃日报》）。从全国来看，追讨回来的215亿元民工工钱也只是拖欠额的68%%。数额巨大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没有追讨回来的，肯定是追讨难度更大的。

　 如果说为民工追讨工钱是“一场执政为民的战役”，那么这场战役还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