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我被就读
的四川大学派往甘肃省档案馆进行毕业实习。一位忠厚长者从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拎出几块落满尘埃的“黄色纸砖”，要我小心剥离、粘贴并分类整理成一个个案卷。闻到那霉味，我心里顿时有点发憷：实习看来得全泡在这故纸堆中了。
长者不断地叮嘱：“这可是宝贝，一定要认真。”为得到学分，我硬着头皮一页一页地剥离，然后贴在宣纸上。有时，还需要电熨斗敷热，才能展开一页手稿。在几乎撂倒人的枯燥中，我渐渐看到光绪皇帝的朱批、铁桥建筑图、甘肃洋务局与德国泰来行、德国领事馆之间的英文电报，还有庄浪举人用颜体小楷书写的奏折。原来，我发掘出了一件历史创举！
我为中华先辈在国势衰颓的凄风苦雨中仍有那样的大智大勇而感动。黄河第一桥，就像一座强国路标，早已被祖先温厚地树立。
“天下事总是要干，要干最是要一片实心”
19世纪末，大清帝国终于经受不起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在数十年战火硝烟的烧烤下耗尽元气。晚清政府匆忙举起变法易俗的大旗，自上而下地在全国发起声势浩大的社会变革运动。一系列的政策相继颁行，像一阵飓风震撼着世纪之交的中国。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兰州道彭英甲率地方众官到黄河岸边议政。他想实实在在地解决黄河“无一桥永久贯通两岸”的千年难题。
这里是镇远桥遗址。明初洪武五年（1372年），宋国公冯胜为便军运，在兰州城西七里许始造浮桥。用铁链系木船24艘，顺架木梁，横铺木板，旁设红栏，名曰“镇远桥”。洪武九年，总兵卫国公邓愈为使浮桥坚固，于两岸各置两大铁柱，以系缆绳。铁柱每根重约10吨，长5．8米，俗称“将军柱”。此后数百年，地方政府财政宽裕则维修浮桥，财政紧张则不修。如今，只有四根锈迹斑斑的“将军柱”孤立寒风。
彭英甲环视簇拥在身旁的官员，“兰州扼东西交通之要塞，凡南北各路往来者，一切官商行旅，皆在此渡河，却无一桥贯通。不知诸位有何感想？”
长时间的沉默后，皋兰县县令赖恩培建议在黄河“建一铁桥，乃一劳永逸之计”。他说左宗棠就任陕甘总督时，曾与俄国人商议营造铁桥，多次交涉，终因其索价太高而作罢。现在“我省何不敢为天下先？”
话音未落，众官议论纷纷：“建桥谈何容易！我省既无架桥本领，又无充足银两。”“兰州深居内陆，如何运输笨重桥料？”“左文襄公在任时，尚不能成建桥事宜，我辈又能若何？”
彭英甲目光炯炯：“左文襄公也曾告诫：天下事总是要干，要干最是要一片实心。”他请赖恩培派差测量水力、冰力，选择桥址，预算费用，做好修桥准备。他自己则开始同外国领事馆联络。
彭英甲，字炳东，河北人。中年投身洋务，因不满清廷官僚一味迁就洋人之习，屡不得志。至清末实行新政，在其好友陕甘总督升允力荐下，才被清廷封二品官衔，出任兰州道，总办甘肃洋务。
此时的彭英甲已年过半百。那天有意选择镇远桥址议政，就是想让官员们从深衙内走出，领受建桥之外的另一种境界。
“洋人不过是花钱雇来的工匠，又如何失我之尊严？”
5月初，德国驻天津泰来行经理喀佑斯来兰州游历。当他听闻甘肃洋务局有修建铁桥的筹划，便向彭英甲要求承揽桥工。经过数日讨价，德商甘愿包修黄河铁桥，保证八十年坚固不垮。桥价为十六万五千两白银，是左宗棠与俄商所谈价码的三分之一。
史载：左宗棠与俄商福克曾议定的桥价为六十三万两白银。
合同草案签署后，彭英甲立即着手重建兰州机器织呢局，希图“由中华所出羊毛，就中华所产呢片，普销内地，以积备筑桥银两”。
然而还未送走德商，彭英甲已接到陕甘总督升允要他前去西安紧急会晤的电报。
原来，甘肃省按察使白子卿和布政使丰安道秘密上书，揭露彭英甲建桥是“为自己升官不惜劳民伤财”。
升允见到彭英甲后便质问建桥事关重大，何敢擅自决断？
彭英甲递上包修方案，谦称：“秉性迂谨，凡事未经周全，不敢轻夸海口。现已与德商议定包修事宜，故向大帅面陈。”
升允阅毕点头称是：“兴办实业，符合新政。”但他话锋一转，“洋人包修，是否有辱我大清国之尊严？”
彭英甲答曰：“洋人不过是花钱雇来的工匠，又如何失我之尊严？”
升允还是担忧桥工能否按期完成。此时京城及沿海诸地变法活动四起，朋党之争激烈，推翻清廷的革命已从东南沿海兴起。
彭英甲回应：“东部言政事者多。相比之下，陕甘既无战事骚扰，亦无洋务瓜葛。民心温顺，只困于贫弱。抓紧时机创办实业，大清国就有坚实的后背了。”
升允禁不住感慨：“国破山河在啊！”他答应彭英甲他将直禀皇上，利用与皇上的私人交情尽快得到“皇帝恩准”。
彭英甲赶回兰州后，得到的是喀佑斯的留言，说他“系包修商人而非建桥工匠，情愿自调工程师来甘亲验估算。彼时妥议，再立合同。倘工程师到后终无把握，此事即作罢论”。
兰州城内很快有“桥不能建乃天意”的流言。只有甘肃省农工商矿局候选巡检兼洋务局英文翻译林庆春相信德商会再来兰州。这位毕业于洋务学堂的年轻人告诉彭英甲：“洋人行事，虽斤斤计较，却求准求精。喀佑斯不以我方测量结果而草率签约，足见其对修桥颇为认真。”
彭英甲的官邸内，加挂了左宗棠的对联：“万山不隔中秋月，千年复见黄河清”。
9月初，喀佑斯果然请美国桥梁公司工程师德克一同来兰州重议包桥事务，希望尽快签订合同。他似乎已知道，甘肃洋务局正在同英、法、美商洽谈铁桥业务。1906年10月28日，甘肃洋务局、按察使司、布政使司、德国泰来行等在中英文合同上签字。章程规定：“除起蛟水神力外，无论河水涨发，或河冰开冻，八十年保固期内桥有损伤，泰来行一定全数赔偿。”“即使黄河水性急若云湍”，桥价仍以十六万五千两银为准。
11月，升允给甘肃省诸司道的详文：“所拟合同甚属固妥，应准照此畿押行使……桥价银两由朝廷认缴，运费、船只、木杆、麻绳等项，则由甘省自筹。……咨立案查，兰州道彭英甲人颇开通，讲究新政，甘肃农工商矿诸政委其专责。现责成该道将铁桥事务一手经理，以竟全工。”从签订合同到光绪皇帝恩准建桥，只花了两个月时间。
1907年3月，彭英甲收到喀佑斯桥料购齐的电报。他从年轻官员中挑选出有留学或洋务学堂背景的人任桥料委员，到各省专责桥料点收和转运事务。
兰州城的官圈内再度荡起风言风语。彭英甲正面回应：“修桥是为首创，年轻人心思敏捷，官场陋习少而勤政热度高，必令洋人不敢小视。再说，今日之青年乃明日之国家栋梁，当委以重任，磨炼成器。”
八千里路云和月
7月18日，首批桥料从天津装载上火车，运往河南郑州。从郑州到兰州，桥料无论有多笨重，只能用最原始的工具运输了。
郑州非通商大埠，车少货多，寻人觅车十分困难。驻郑桥委麦方三月进驻天宝客栈后，便分赴四乡，预定车辆骡马。为联系一户车家，他们常常露宿户外。加上运费预算紧张，桥委在雇齐运送第一批车帮时，口袋里已装上了赊账单。
一批又一批的运料车帮还是相继出发了，沿郑州、巩县、洛阳、新安一线向西挺进。时逢酷暑，一路上腾起的滚滚尘土，恰若一团移动的龙卷风。马的嘶鸣声、驴的乱叫声、车夫的扬鞭声、押送官的吆喝声，交响成粗糙却有些悲壮的西进之曲。民工们对这些铁家什的最初的好奇，已渐渐变成对它们的憎恶。
10月中旬，第四十八批车帮在谷水镇、渑池、观音堂、陕县地段穿行，向渭南、临潼、西安一线转运。这里地形险要，道路崎岖，素称“羊肠”。好些地方仅有路脉，不见路基，民工们只得临时挖筑。每逢拐弯处，一些过长的料件只能靠人力才能搬运过去。加上霪雨绵绵，行路更难，车家叫苦不迭。有擅自卸料寄存于店铺者，有坐等路干再行者，有要挟监官加价者，还有中途卸料偷跑者。
这批桥料是铁桥的枢纽部分，长者达二丈六七尺，重者近千斤。驻郑桥委麦方只得请求西安的皇家禁军支援，“以免为洋人提供悬工坐耗之机，费我百姓血汗”。
从西安到兰州，山高路远，行路更难。陕甘许多车家都不愿运送。彭英甲传札各桥料委员：“今后每批车帮出发之时，须按次序发放运单，填明料件、车辆数目，并将发运日期、件数电告下站，以便稽查而免遗失。”随后，甘肃洋务局命令省内各州县：“须派拨兵役逐站接替护送。各帮车辆须联络而进，不准或前或后。车夫倘敢违背此章，从严惩办，决不宽待。”
12月20日，平凉府对擅自私搭客货、抢先发车的两个揽车头目扣罚重银，惩一儆百。几番整治，车帮秩序大大好转。
1907年底，第六十九批车帮在甘肃、宁夏交界处的六盘山攀行。行至山顶，纷飞的大雪已封死前路。车夫们只好在山上过年，被困三昼夜。档案记载：“幸好车帮出发前，平凉府特拨水酒十坛，干粮一百二十斤，熟肉四十斤，作为一百六十余名兵民的年礼。”
凭着马车、驴车、骆驼车、人力推车这些简陋的运输工具，中国人硬是把起重机、搅拌机、打桩机、铁桥钢梁、天气柜、挖泥机等筑桥器械从天津搬运到兰州。
史载：桥件运输历时十九个月，耗费银两十二万四千零四十二两八钱四分九厘四毫三忽。
水落石出
首批桥料运达兰州后，德国泰来行经理喀佑斯即电告彭英甲加紧预备木杆、麻绳等物，快速运料，以免误工。
彭英甲决定成立职局，“专责料件点收、监护，经理修桥一切事务”。彭英甲再三恳请执掌财赋、人事的布政使司和执掌司法、刑名的按察使司“出人督办桥工，人、财、物诸方面必无掣肘之虞”。但两司均声称无力担当此任，坚辞不就。
他把目光又一次投向年轻人：农工商矿局候选巡检林庆春洞悉修桥前后情形，定能胜任职局总理之职；洋务局英文翻译江连庆头脑敏捷，担当桥工总督甚为合适；护勇千总蒲生禄讲究原则，守护桥料定不出意外。
林庆春上任没几天，便遭遇挫折。他前去布政使司领购木料、草席等物修建存放桥料工棚，申报监工薪水。布政使丰安道以“职分较低”为由拒不见面。蒲生禄去按察使司请求派拨勇兵监护桥料，按察使白子卿则以“找彭大人去”敷衍。
彭英甲随即请来丰、白二官，忠告他们“今桥料已到，开工迫在眉睫。本官思两司爵位较崇，督办桥工必无拖沓之忧，遂不厌求说。然二司推托再三，不愿经手，不得已在洋务局下设立职局。此三人职分较卑，已够难督饬一切。今后两司当助职局经理，和衷共济，不得稍耽安逸。”
送走丰、白二官，彭英甲的案头又添一纸电文。泰来行状告驻郑桥委“尚未起运紧要器件，可能延误要工”。
他急拟电文，请驻郑州桥委麦方速告缘由。郑州次日来电：“不能转运的料件皆为笨重机件，如锅炉、水罐等。现正与洋工程师论理，并附上未运料件之清单。”
早在订合同之时，彭英甲就知道有些笨重料件靠中国现有运输工具是无法搬运的，遂在合同中特添一项，如遇重大料件，归泰来行自运。他致电驻郑、驻津桥委：“重过一千二百斤者，照合同皆由泰来行自运，与甘省无关，不论泰来何云。如违背合同，自咎行事，必立予惩办。各桥委当自寻泰来行论理，义正词严，切切勿违。”
之后，彭英甲又致电泰来行：“据郑州桥料委员禀称，不能起运者有锅炉六件，每件重二千一百斤（附清单）。查合同第十一条，内称‘重大之料件不准超过一千二百斤。如过，由泰来行自行运甘’。故请贵行照合同办理，勿误要工。”
与此同时，驻津德国领事馆也发来电报催促甘肃洋务局速运紧要器件。
彭英甲立即照会德国领事馆：“自转运桥料以来，彼此事事皆照合同办理，本局尚不敢稍有违约。望贵馆即速告知泰来行，照合同自运是为主要。”
德商无言以答，只得按合同自运笨重器件。几经与洋人交锋，桥料委员们变得精明起来了。10月中旬，驻津桥委发现泰来行赴甘洋匠中既没有喀佑斯，也没有大工程师德克，便电告彭英甲：“此次赴甘员匠中除一小工程师外，其余多为该行所聘中国工匠。卑职细细思量，便觉洋人之计在于雇用廉价劳力，希图省事省钱。其工程坚固与否，可想而知矣……决不能受洋人欺蒙，草草了事。”
合同规定，大工程师德克必赴甘修桥。而今他已与喀佑斯到黑龙江承揽修筑铁路之事去了。泰来行仅招收一名二十岁出头的小工程师满包本赴甘。
彭英甲致电泰来行：“据我驻津委员电称，喀佑斯与德克皆未赴甘。喀佑斯系包办桥工之人，德克乃估测之匠，此二人非来督修不可。请将二人启程日期速电告本局，以便照应。”
隔日，无音讯。他电告德国领事馆：请催喀佑斯与德克一并速来监修桥工。
还是没有回应。彭英甲措词强硬地电告泰来行：“喀佑斯承办甘省桥工，非亲来不可。虽已派出洋匠华工多名，但原办之人不到，有殊多不便。务望见电速来，以全贵行之声誉。”
他又致电德国领事馆：“望贵领事催嘱速来，勿违合同，以全泰来行及贵国之名誉。”
德国人抵赖不得。三天后，德国领事馆复电洋务局：“泰来行称，今后凡事定照合同办理，不敢违越丝毫。德克已被电召回津，不日即赴甘经办桥工。紧需料件运齐后，喀佑斯于新年准到。”
“工程师亲自上山，令人钦佩”
1908年的春天，沉寂多年的皋兰山谷渐渐蒸腾出超乎寻常的激情。清晨，官民们迎着微寒步入工地。搬运桥料的号子声，凿地挖基的铁锤声，翻砂拉石腾起的风尘，感化着疲弱的黄河。到了傍晚，城内民房和城外帐篷中飘出袅袅炊烟。民工们相互串门，闲聊乡间怪异。议论最多的，当然还是蒸汽机。那家伙不用人力，只要点燃煤炭，就能自行运转，且能带动搅拌机混合水泥砂石，效率比人工掺合高几十倍。
小工程师满包本是最先赢得中国人尊重的洋人。为保证桥墩坚实，他一定要亲自上山选优质石料打石条。在他上山前，林庆春给满包本送来一条狗皮褥子，“工程师亲自上山，令人钦佩。”
筑桥的前期准备在加快进行，各种开支越来越来多。按照常规，每使用一笔款项，都得由省洋务局事先详请陕甘总督批准。彭英甲遂致函陕甘总督，请求暂借一笔款项，“寄存官家钱局，以便随时开支。一切支销，将来工竣汇总造报。”
为使中国人掌握筑桥技术，“以便日后维修铁桥，管理桥务”，彭英甲还加派两位候补知县为德国工程师助理，“令其通晓全数技艺。”
2月中旬，黄河铁桥正式开工。所有人当中，满包本是最忙碌的一个。他全身心地扑在工程上，一会儿给民工鼓劲，一会儿吆喝起重机操作手，一会儿又给彭英甲、林庆春比划着解释些什么。泥点溅在脸上不在乎，手磨破皮也不吭声。在他的指挥下，各道工序协调而快速地运作着。
这是他从工学院毕业后承担的第一座大型桥梁工程，满包本非常投入。彭英甲曾认为满包本年幼无经验，无力承担浩大工程，坚令大工程师德克来兰亲修。现在，他对满包本钟爱有加，“难怪德国强大。有如此勤迈之人，哪个国家都会气盛！”
不久，长8．5米，宽3米，高2米的第一个桥墩稳稳地挺立在黄河之中。
中外合作建桥是一种聚会，一种捐弃前嫌的契机。中国人的守信和不卑不亢纠正着外国人视华人为“病夫”的先入之见。外国人的一丝不苟，也使中国人不再视他们为缺德的强盗。
修建铁桥的同时，兰州各界民众捐款，在黄河小支流雷坛河上修建一座中式桥梁，形象地命名为“握桥”，其形状神似握手，有中国与世界握手之趣。不久，“握桥”变成文人墨客聚会之地，跃升“兰州八大名景”之一。
“吾人对于中国人，绝不能视其为已衰颓或已失德性之人”
5月3日，陕甘总督升允接到朝廷命令：
“查此项桥工，仅申明用款总数。至若工价料件某项若干，运费等项若干，均不详细申报。饬令逐款分晰造册，先行报朝廷农工商矿部立案，并将所订合同送部备查。一俟工竣，即将一切动用款项造具清册，送部对照销核，以免贪贿之虞。”升允明知原委，只能惟命是从，传札甘肃洋务局“即刻遵办，毋稍迟延。”
彭英甲接到文件，孤独感猛袭心头。自古以来，有忠良即有奸臣，有成事的君子，就有败事的小人。可是，如何能使我们的一国之君明察秋毫而不犯偏信大忌，实在是历朝无解的难题。
他在文件上批道：“一，包修何分某项；二，未完何能虚报；三，合同内载桥价十六万五千两明白无误！”
但是，他不能就这样草率了事，还必须迅速作出反应。在这关键时刻，丝毫不能违抗上司。圣上、总督的一句话，很有可能导致前功尽弃。
此事未了，新麻烦又添。彭英甲的案上又有急电。驻津桥委张钟骏申诉第三期桥料已点收完毕，然朝廷将桥价银二万二千两扣住不放，请彭大人察明缘由。若延误交款时间，按合同规定要向德商赔偿。
彭英甲一腔苦水，专文向陕甘总督解释：“此项铁桥属包修，合同已申明工价桥料一切俱包在内，本司局如今无法分晰开造。至若运费一项，现时料件尚未到齐，所需运费数目难以悬定，造报实无把握。只能待工料运完，铁桥工竣时将一切用款逐一分股，造具详册，专咨核销。”
清廷最终默许暂不报清册，但仍未准发放各急用款项。彭英甲不得不再次电请总督：“不揣冒昧，恳求大人从速请朝廷拨款，免得为德国人提供借口，索取赔款。”
一个半月后，第三期桥款总算下拨，但已延误了时间。甘肃洋务局不得不按合同规定给德商赔偿巨额利息。
更大的麻烦接踵而来。10月间，光绪皇帝突然命归西天。次日，慈禧太后亦病逝。年仅三岁的溥仪继承皇位，其父载沣为摄政王，实际执政。
新皇帝上台后，军机大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陕甘总督升允相继免职或委以他任。新任陕甘总督毛庆蕃就位后即任命孙姓亲信为甘肃洋务局总办、兰州道，调彭英甲任甘省按察使，兼理洋务，主要执掌桥务。
得知彭英甲权力削弱的消息后，泰来行及德国领事馆均很兴奋。前次赔款得手后，他们想乘清廷换代之际，变本加厉再捞一把。
11月28日，德国领事馆致电省洋务局：“据泰来行喀佑斯禀称，四期桥料抵津后，驻津郑桥委皆迟迟不肯起运，屡次催促，至今运兰者不过一半，工程师甚怨运料懈怠，夏秋间只得停工待料。其间每月花费甚多，更觉受亏。望赔偿所受之亏，并令委员从速运料。”
正在与新官交接的彭英甲得到电报，立即找喀佑斯当面理论。喀佑斯明知停工系因水大，并不在料未运到，故无法自圆其说。
彭英甲遂回电德国领事馆：“查运料并未耽误桥工。夏日停工，皆因水大。此责任在泰来行，与甘肃公家无干。喀佑斯供认不讳。”
德国领事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在仕途上走下坡路的官员，在他被贬的难堪中依然从容不迫。
史载：当时德国驻华总领事曾向德皇禀报：“吾人对于中国人，绝不能视其为已衰颓或已失德性之人，彼在实际上尚有无限之生气……”
“按期按质完工，才是大事啊！”
在兰州各界人士的强烈呼吁下，陕甘总督毛庆蕃匡正缺失，于宣统元年（1909年）闰二月间恢复彭英甲原职，继任洋务局总办，兰州道。
此时，四座桥柱已灌注完毕，两岸桥头也已筑好，接下来便是安装桥身。
可是，泰来行出了差错。喀佑斯在德国订货时，没把加固钢架的特型螺钉买足，整整少三十枚。这种直径八寸、长四尺的螺钉，在兰州城内各店铺十分罕见，泰来行找了几天，连影子都见不着。若要从天津发货，将意味着不能按期竣工。
喀佑斯于是请江连庆代写一份禀文给彭英甲，“不揣冒昧，恳求大人施恩格外，设法寻找螺钉……”
彭英甲知道螺钉缺短的消息后，已派林庆春与省军械局协商解决。碰巧在仓库内找到以前修造浮桥所剩的螺钉，其规格与所需相同。
喀佑斯向彭英甲递交禀折时，螺钉已备好。彭英甲笑曰：“按期按质完工，才是大事啊！”
5月20日，桥身已安装好。6月10日，长300米、宽8米的四柱五孔铁桥初告竣工。
史载：黄河铁桥桥面主道宽6米，通行车辆。主道两侧为各宽1米的边道，往来行人。桥面由木板上加添一层土石铺成，边道外延紧固着1．3米高的铁栏杆，以护车马行人安全。整个桥身用墨绿色油漆涂刷，宛若一条巨蟒跨卧黄河两岸。
八辆负重的马车从北岸驶到南岸，桥身纹丝不动。
百余行人从南岸走到北岸，桥架安稳异常。那与生俱来郁积的慌乱，全都释然了。
前陕甘总督升允为铁桥命名。他写下三个字：“第一桥”。
1909年8月7日上午，彭英甲、赖恩培、林庆春、喀佑斯在铁桥竣工合同上签字画押。自此，铁桥将全面移交地方上使用管理，中德双方“各项账目已当面算清，葛藤悉断，永不翻悔。”
不久，皋兰县接管铁桥维护。守桥官员和德国工程师所拟《管理暨岁修铁桥法程》和《巡兵站岗暨车马行人往来条款》当日颁行。章程对铁桥维护有严格规定，比如：“每年上油一次，不但色泽光明，且耐风雨剥蚀。油桥物料用鱼油和绿色膏为之……不计斤两之多寡，总以油完为止。铁桥上下一切螺丝钉，凡用白粉油标记者，每七日上紧一次，勿使松动。”选募壮丁十二名，充做铁桥巡兵，常年驻守护桥。“十二名（巡兵）分作三班，每班以四个点钟为度，轮流更换，周而复始。下班时须将南北码头及桥道一律洒扫干净，并留心桥板是否磨烂，螺丝有无损坏……”
彭英甲令皋兰县令赖恩培督修两座牌厦，“将建桥之艰辛历程铭刻其上，立于两岸桥头，以励后辈精心爱惜。”
历史是有情的，它筛留下的都是令人回肠荡气的惊叹。
面对黄河铁桥，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1911年夏初，陕甘总督传札甘肃洋务局、农工商矿局等，声称经朝廷各部核查，甘肃创建兰州黄河铁桥所用桥价及各项盘费银两与原立合同数目相符，并无贪贿之虞。
1942年，为纪念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第一桥”改名中山桥。
1949年8月26日，国共两党军队在兰州激战。铁桥桥面木板被焚，杆件及纵梁被枪弹打得通红，但桥身安稳如常。解放军以夺得黄河铁桥作为解放兰州的标志。此后，兰州军管会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及工兵星夜抢修，于9月6日修竣通车。
1954年，国家拨款60万元人民币全面维修加固，在原平行弦杆上端置拱式钢梁，将载荷能力提高。
文化大革命期间，因红卫兵不知铁桥为外国人所建，故未把它当做“封、资、修的典型”而砸毁。有位历史学者说，“是无知保护了这座桥！”
1989年，铁桥保固期届满，构件老化。兰州市政工程管理处拟全面大修，不意于8月9日被自重260吨的失控供水船猛烈撞击而遭重创，当即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及工人百余人，夜以继日抢修，将桥修复并加宽人行道，装饰桥身，使之焕然一新。之后，黄河第一桥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2年，在首届丝绸之路艺术节期间，兰州市政府在桥头树碑，第一次将铁桥誉为“中国对外开放的象征”。直到今天，黄河第一桥仍在使用，在当地，跨越黄河必经此桥。
历经百年风风雨雨，黄河铁桥似乎已默默地完成了世纪引渡的使命。人们也许仍要发问：那些国难当头仍充满睿智的铁桥建设者下落如何？
在卷帙繁浩的各类典籍中，竟不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据地方野史记载，喀佑斯和德克走后，小工程师满包本再没有离开兰州。他终身管理此桥，几次遭遇军阀内战，都克尽保护之责。有一次他还向军队下跪，哀求保护桥身。临死前留下遗言：“葬我在桥头。”
至于历史开创者彭英甲，只有一本《清代名臣详录》列了他的名字，却不见哪怕是简略的生平解说。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先生在回忆录中有寥寥数语，称赞建黄河铁桥是清朝覆亡前最振奋国民的壮举，最节俭的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