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孩子被以城市

　 为中心的教材遗忘

　 在上学期期末考试之前，昆明安宁草铺镇白马小学对四年级数学课的计算器教学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让老师们大吃一惊。14名四年级学生在调查中写道：数学书印错了。

　 原来，在学生们使用的现行数学教材里，有关计算器的使用方法一节中有这样一道题：用计算器计算68＋5×25。按照教材的顺序操作演算，这道题的标准答案是193，但孩子们用自己手中的计算器按顺序算出的结果却是1825。

　 出现两个结果的原因是：学生们手中的计算器与教材中介绍的计算器不是同一种类型。教材中介绍和使用的是科学型计算器，而学生们使用的是算术型计算器。在使用算术型计算器的时候，必须按照“先乘除后加减”的顺序，才能得出正确答案。如果不向学生说明这一点，完全按照教材上的顺序操作演算，其结果肯定是错误的。

　 “许多农村孩子没有条件使用计算器，我们是教完了其他内容才回过头来教这一节。但我们这里能找到的计算器，都算不出正确答案。”校长兼数学老师陈友平说：“现在的计算器型号太多，而现行教材中对计算器的介绍又不够通俗，就连老师都分不清，更别说四年级的农村小学生了。”

　 白马小学四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受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该教材责任编辑的重视。这位编辑说，在国内一些发达地区，使用科学型计算器的学生较多，而且这类计算器未来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因此在新教材里，把原来对算术型计算器的介绍改成了科学型计算器。但这样的编辑思想，确实忽略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状况。

　 不止这一本教材中的一节内容忽略了农村学生的实际情况。一段时间以来，以城市为中心的教材的编写不断地受到一些专家和基层教师的质疑。他们认为，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用一两套教材和大一统的教育来满足所有的需要，是不现实的。

　 日前，记者在云南丽江市山区一个不通公路的山村学校采访时，一位语文教师对记者说了这样一件事：在一个“如何过生日”的讨论上，一个学生回答说：“过生日要点蜡烛，吃蛋糕。”这位老师说：“学生回答得没错，但他回答得不真实，因为我们这里的人都没见过生日蛋糕和生日蜡烛。这些知识是他们从课本上学到的。他们认为那是一种标准的生活方式，但其实生活方式是多元的，只是我们的课本没有提供多元的生活知识。”

　 以升学为目标的教育

　 没有让多少孩子走出大山

　 采访中，记者看到，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使许多乡村学校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和思想负担。

　 在云南丽江宁蒗县永宁乡中心完小，记者看到25台电脑终端被束之高阁。校长海鲁汝说，为赶上时代步伐，让乡里的学生也懂如何使用电脑，学校向全乡100多个老师每人借款500元，再加上一部分银行贷款，用13万多元购买了这些设备，并将1名老师送出去进行了专门的培训。学校计划，每学期向每个学生收取25元的电脑培训费，那么几年后便可以将借款和贷款还清。然而没想到的是，这位老师培训结束回来后不久，就被有关部门调到县里去了。由于没有电脑教师，学校的电脑课一直开不起来，电脑闲置了两年，借款和贷款也无力偿还。而且，即使电脑课开起来了，按照物价部门对贫困地区教育收费的新核定，每学期电脑课也只准收7元。这样的收费标准使得偿还借款和贷款遥遥无期。

　 在一些贫困地区，由于升学率和高考的压力以及个别教师素质不高，体罚学生几乎是一种公开的秘密，尤其是一些在偏远山区的学校，对学生的体罚方式令人瞠目结舌：几个老师打一个学生、将学生的头往墙上撞、让学生光脚站在霜地里……而学生对这样的教育方式也习以为常。一些来这里当教师的年轻志愿者试图改变这种教育方式，但收效甚微。一位志愿者说：“这些学生习惯了压迫式的教育，他们的家长知道读书有出路，所以他们都很尊重老师，不会对老师的教育方式提出质疑。”

　 尽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这句口号已经深入人心，但是这种以升学为目标的农村教育，并没有使多少孩子走出大山。由于学校硬件、师资水平和资讯等方面的劣势，使这里的学生的大学入学率很低。那些拼命让孩子读书最终考上大学的家庭，大都是负债累累。而那些小学、初中、高中毕业就没再读书的孩子，许多都不会种田不会干农活，又没有其他谋生本领，只能在家闲着。记者在采访中就听到一些农村家长对孩子无所事事的抱怨。

　 “让教材适合农村是重要的，让教育适合农村则更重要。”一位从事中学语文教材编写的教师认为，语文教材编得好，对于农村学生的帮助非常大。与城里的孩子见多识广不同，农村孩子更多的是从语文课本里见识外面的世界。她认为，没有必要专门为农村学生编一种教材，因为知识都是共性的。但有必要成立一个研究组，调查研究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对什么感兴趣，需要了解什么？根据这种调查研究，再把各种知识有目的有层次地分布到小学至中学的语文教育中去。

　 培养农村孩子具备适应外部

　 和本土两种环境的知识与能力

　 一些农村学生在接受学校教育后却没法改变自身生存状态和当地面貌的现实，已经引起了部分教育学家和学者的关注。

　 “农村教育体系，是一个巨大却没有得到很好利用的资源。今天农村学校的课程设置，都是为了引导学生按照主流社会的要求，通过考试和升学，进入城市就业的行列。与当地生活和生计有关的知识，一直处于主流教育之外。”云南省博物馆研究员、人类学学者郭净博士说，从某种程度上看，应试教育在少数民族地区脱离了当地的自然、文化环境，也脱离了当地人的生存和发展背景，没有为他们提供在当地就业所必需的知识和能力。

　 2002年，由郭净主持的“Azara社区教育工作站”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完成了一项在中国农村从未有过的“社区影视教育项目”。该项目的内容是，将摄像机交给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3个村庄的藏民，让他们第一次用摄像机拍下自己的生产生活，然后把这些素材制作成VCD，成为当地乡村小学进行本土文化教育的影视教材。这一教材投入课程实验后，引起了当地小学生和教育部门的极大兴趣。当地教育部门的有关负责人说，“校本课程”的开发虽已列入当地的教学计划，但在开发过程中他们缺乏足够的经验，而“社区影视教育”项目，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和发展的范例。

　 项目组成员认为，要让类似的教育长期延续下去，仅靠一两个项目是不够的。“单独的项目只有示范意义，要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开展社区教育，就必须与教育部门合作，把乡土知识教育纳入正规教育的体系。探索如何借助参与性项目，对现有教育制度、教材、教育形式进行改造。”郭净说。

　 为此，一个建立在“社区影视教育项目”基础上，旨在帮助农村学生学习生存技能知识的“社区传统知识教育项目”，将于今年3月在云南迪庆州香格里拉县尼西乡汤堆村展开。

　 由于受资源的限制，汤堆村村民的收入主要依靠商业运输和手工产品交易，其中，出售当地手工黑陶制品是最重要的一项。这个村也因此得了“土陶之乡”的美称。同当地大多数农村小学一样，汤堆小学的教育也是以升学为目标的，缺少与乡土文化教育相关的教材和教学手段，教育内容与地方传统文化及生产生活脱节，无法解决学生的就业和文化的传承等问题。

　 “素质教育和信息技术教育的受益者，不应该仅仅是城市的青少年，也应该包括西部地区的孩子。由于语言和文字的障碍，他们更需要通过影像的帮助，以更通俗易懂的方式，学习科学知识，学习本土文化。”郭净说：“信息技术教育除了以电脑为中心的网络教育外，还应包括借助电视、影碟机等设备开展的视听教育。在农村，电脑的普及还有待时日，而电视和影碟机早已进入普及阶段。农村家庭和学校拥有的这些设备，使我们可以借助VCD、CD制作低成本的视听教材，投入到乡村学校的教学中去。”

　 但是，郭净认为，这样的社区传统知识教育项目必须在当地人同意和支持下才能开展，教材编辑和课程规划应由研究者、社区（含村民、教师、学生）、教育部门共同承担，超越现在单纯由政府主导的管理机制，形成一个除教育部门以外，还有社区的积极参与的共同管理机制，把社区生计需要的地方性知识融入基础教育之中。

　 郭净说：“我们理解的素质教育，应该是培养学生具备适应外部和本土两种自然、文化环境的知识与能力。毕竟留在本土的学生比走出去的学生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