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应该采访郝曦。
”一个朋友告诉我。他说郝曦是个英国人，独立制片人，主要拍中国的纪录片，在英国BBC播放。
一个偶然的机会，郝曦（Stephen
Hallett）接触到了中国的“金钥匙工程”，这是一个专帮盲童接受教育的民间机构，郝曦一直和它保持联系，并为它做事。2003年10月，郝曦又到中国，这次是专程替“金钥匙”工作的。
“本来是帮助盲孩子的，可是现在，郝曦自己的眼睛也快要看不见了。”
郝曦是这样总结自己在中国经历的：“由一名观察者，转变为一名参与者。”
“在中国时，我极力回避现实，不愿意打碎心中的梦想”
见到郝曦后，让人惊讶的是他能讲一口流利且标准的汉语，跟个播音员似的。迄今为止，郝曦在中国待的时间比在英国还要长，他说自己从小就跟中国有渊源，中国曾是他心中的梦。
郝曦出生在坦桑尼亚，父亲是位研究非洲历史的大学教授，11岁时，他们全家搬到了南非的开普敦。
当时南非是白人政府统治，种族矛盾很激烈。1976年，郝曦目睹了几次大规模的学生游行，反对种族隔离。他的父亲因为是英国人，说话相对自由，公开发表言论反对种族隔离，参加学生游行。
每到周未，郝曦的父母请大学里的同事和学生到家里聚会。郝曦站在边上听大人们慷慨激昂地高谈阔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郝曦从小就对政治感兴趣。
郝曦每天上学路过一所华人学校，校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边写有中文。“我很好奇，但看不懂，只是觉得很漂亮。我有一个收音机，短波能听到北京的声音，那时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我看到不少宣传画，比如中国的女孩子穿着绿军装在果园里摘桃子、摘苹果什么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美。中国对我有两种诱惑：一种是像天堂一样；一种是特别神秘。”
有一年暑假，郝曦跟家人回英国。一天，在地下道里遇见个年轻人，长长的头发，打扮像个嬉皮士。“你猜他蹲在地上卖什么？卖的全是《毛主席语录》，中文英文都有。我立马买了几本，但看不懂，英文的也看不懂。这些书在南非当时算是禁书，可我非要带回去，妈妈很担心。到了南非，在机场海关检查时，我爸爸也带了一本历史书，他主动跟海关人讲了，要他查一下，那个人拿出一个大本查那书是否是禁书，结果找不到，他烦了，我们就过关了。这样，我把《毛主席语录》带到南非”。
“我当时虽然才十几岁，但挺极端。我在家弹钢琴，弹的是《国际歌》和《东方红》。有一天，一个警察跑到我家里，审问我半天。对一个孩子来说，没有意识到这样很危险，只是觉得好玩、刺激。后来我才知道，这样做非常危险，当时南非时常抓人、暗杀人，如果我们家是黑人早就完蛋了。”
郝曦的父亲有一个白人朋友亲共产党，曾被抓蹲过监狱，出狱后回了老家，一个美丽的大草原。“我们去他家玩，住在那儿。第二天，一个邻居跑来说：今天下午警察要来检查，听说你家有外人住。我父母一听就着急了，他们担心我的那些小红书，一旦被搜出来，会给朋友带来很大麻烦。最后，我们举行了一个家庭仪式，就在大草原上把这些书全部烧了。可是书的塑料封面烧不着，只好把它埋到地下”。
有了这些经历后，郝曦越发对中国有兴趣，他说非学中文不可。这样，郝曦回英国读大学时，进了利兹大学中文系。学中文不久，他对中国有了一些了解，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他的兴趣从政治转向了中国文化。1980年，刚20岁的郝曦来到北京语言学院，继续学习中文。
“真的到中国来，我很激动。我们是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的，到广州是晚上。那时候的广州街头没有霓虹灯，点着40W的小灯泡，特别暗。但我当时的心理是，很愿意把中国看得美好。我写信告诉父母：站在广州街头感觉很神秘，只能听见自行车铃铛‘丁零、丁零’的声音。到北京了，我又写信告诉家里：北京就像一个大村子，没有高楼大厦，都是平房，北京比我想像得自由。”
寒假郝曦一人去西北旅行。“这时我才发现，人们生活得比较苦，也比较恐怖。在西安，我认识了几个年轻人，第二天他们就被警察找去盘问，再也不敢见我。因为小时候把中国当成一个梦，所以在中国时，我极力回避现实，不愿意打碎心中的梦想。转过年我回了英国，大学毕业后，我又到了中国，在人大读研究生。之后，我基本上都待在中国。”
这期间，郝曦与一位北京姑娘结婚，生了一个女儿，婚后住在丈母娘家。他去中国农业大学教过英语，“中国是个农业大国，要想了解它，就得了解农村，了解农民。”后来，他又去了“国际学校”教中文。
一天，郝曦带孩子去北京的雍和宫，在那儿，他遇见一位叫戈雷的英国人。
“我希望自己能由一个观察者，变成一个参与者”
戈雷年轻时到过中国，是路透社驻中国记者，当时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香港的一些红卫兵在造反时被政府拘禁后，北京的红卫兵进行声援，火烧英国使馆，而一些在京的英国人也受到株连，戈雷就是在这种情形下被软禁在了驻地，不准任何人接触，独自待了3年。回英国后，他写了一本自己经历的书，引起轰动，戈雷成了一个作家，名气很大，但他始终不敢回中国。直到1988年底，他带着一个摄制小组来中国，准备拍一部电视片《重返北京》。
郝曦和戈雷就这样在雍和宫里碰上了，他俩一见如故，谈得非常投机。郝曦这会儿的年纪，跟戈雷在中国时差不多，可他被软禁了3年，哪儿也没去。知道郝曦在中国的生活，戈雷非常感叹，觉得中国变化太大了：“看你现在在北京生活得多么自由，不但可以跟中国人结婚，还可以住到中国人家里去。”
郝曦正在研究北京历史，北京的胡同，包括一些犄角旮旯的地方都跑遍了。戈雷觉得郝曦对北京非常了解，中文说得又流利，就请他做自己电视片的制片人，郝曦第一次参加拍摄纪录片。
“我非常喜欢纪录片，可以直接反映一个社会或一个群体的生活，西方人也需要通过纪录片来了解中国。这时，我在中国已经待了多年，特别想自己拍反映中国文化的纪录片。”郝曦于1989年回到英国，但1990年就又回来了。这次，他是以独立制片人的身份回中国拍纪录片。
郝曦拍的第一部片子叫《北京摇滚》，拍的是崔健。“他的音乐很有特色、独一无二，在当时年轻人中影响很大，像《一无所有》、《南泥湾》、《一块红布》等。片子在英国播出后很轰动，后来在戛纳电影节上还获了奖。”在中国拍片，到英国播放，郝曦两国来回跑。他拍了十几部反映中国文化、环保的纪录片。
他还在陕北拍过一部一小时的纪录片，郝曦说这是他拍片空间最大、最自由的一次。拍了两个月，没人干涉，当地干部很支持，想拍什么就拍什么。“陕北文化很有意思，这里几千年前竟然是森林，现在人们还住在窑洞里。我认为中国的风水就是从黄土高原上流出来的”。
“一部好的纪录片，应该很客观、真实地纪录某一件事情，通过人的正常生活来叙述，带有故事性。我们这部片子叫《黄土高原上的妇女》，拍了两个女人，一个结婚，一个生孩子。”
在当地，他们住在窑洞里，天天坐着摩托车，到处打听谁家有人结婚。还真找到了一个，他们跟拍，但是那个小伙子不愿意结婚，说在外面赚的钱还不够。最后，在老父亲的压力下他还是从外边回来结婚了，办婚礼酒席时，家里请来了当地有名的民歌手，唱了很多曲子。
“有一个妇女生孩子，我们赶到她家窑洞时孩子已经出世了。按照中国的风俗，女人坐月子外人尤其是男人不能随便进的。我们站在窑洞门口，没想到那个女人在里边大喊：让他们进来！”
这家是个超生户，已经有两个女孩了，但婆婆非让媳妇生个男孩。“那个女的躺在炕上，刚生出的孩子放在老远，是个男孩，但她也不抱。我问：你怎么不抱他？那女的说，我不想生，是婆婆非让我生。第二胎时已经被罚款了，这个肯定还要罚，家具已经被拉走了，这孩子她说养不起，她叫我们：你们把孩子带走！
“她丈夫是个非常好的人，是放羊的。她公公很传统，我们采访了他，他说家里非得有个男孩，这样才踏实，老了也不害怕。”
郝曦说他们跟这家人处得很好。这个女人告诉他们，自己一是怕罚款，二是怕做绝育手术，因为村里一些女人做手术时就在窑洞里，做完以后，许多人生病了。
后来，郝曦又去重庆，拍下岗女工的纪录片。“这时已经是1998年，我开始关注这些问题：中国的弱势群体在改革开放中境况怎样，他们的权益是否受到保护，到底生活得怎样？像我们拍的那个女工，突然下岗了，又跟丈夫离了婚，自己带着女儿住在父亲家，女儿想学舞蹈但没钱。那个女工告诉我们，刚下岗时，她曾想跳长江，一个人在江边徘徊了很久。”
郝曦说，在中国待的时间越长，他越能理解中国人的想法。
“促使我转变的还有一个原因，在我拍片时，认识了一些人，相处后很有感情。见到他们生活得很难、很苦，拍他们却又帮不了他们，我好像只是在利用他们。他们越苦、越有事，或者说事情越糟，我们拍出的东西就越刺激、越轰动，越能吸引人的注意，这使我心里一直很矛盾，我只是在利用或使用别人，而不是在帮助别人。我经常深思：在两种文化之间，我究竟能做些什么？在中国拍纪录片，我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去做，可仅仅做一个观察者是不够的，我希望自己能由一个观察者，变成一个参与者，能找到一个最佳结合点，把我的经历、特长，最关心的问题结合起来，开始新的生活道路。”
“重要的是要坚持下去，要具体地做事”
1998年，在伦敦。一天，郝曦接到了一个通知，说“英中文化协会”有一场报告会，是介绍中国盲人的。在这场报告会上，郝曦认识了一个叫徐白仑的中国老人。
徐白仑是一位经历传奇的盲人，他曾是个明眼人，搞建筑设计的。“文革”中，他做眼手术时，赶上医院停电，导致手术失败，眼睛大出血而失明。失明后，他创办了全国第一份盲童刊物《盲童文学》，后来，又组建了帮助盲童接受教育的“金钥匙工程”。
在报告会上，徐白仑讲了当时他们正在广西做的一个项目，帮视障儿童到学校随班就读，他还讲了许多盲孩子的故事，听得郝曦非常感动。“我当场站起来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帮这些孩子，在伦敦的朋友们，也想想办法帮帮他们，比如我们可以搞募捐、筹些钱，找些资料……”第二年，郝曦自己在英国办了个小的慈善机构“英华盲人教育基金会”。他们在英国搞募捐，帮中国的盲人解决去英国读书的奖学金，给泰安仁爱康复中心捐钱，解决一些盲学生在中国接受培训的费用，向一些盲人提供盲文打字机等。
“因为我们只有几个人，又是业余的，所以做的事情不是太多。但我从此与中国残疾人的接触却越来越多，中国残疾人的生活还是太苦了。当时，我只是对中国的弱势群体感兴趣，还没想进入这个领域工作。这些年，我一直与‘金钥匙’保持联系，跟徐白仑接触越多，我越想尽最大努力帮助他们。‘金钥匙工程’，就是给每个视障儿童一把打开进入主流社会的钥匙。”
在英国，盲童接受的是“全纳”教育，这是一种比较先进的教育理念。郝曦帮助徐白仑收集有关资料，2001年，郝曦作为志愿者去内蒙古搞师资培训。2003年10月他再次去内蒙古，陪同欧洲专家考察“金钥匙工程”的一个项目。
在视障人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是全盲，更多的人属于低视力，能看见一点儿，但如果不照顾他们，往往上不了学；上不了学，就学不到生活技能，会影响他们的一生。在中国，只有大城市里才有盲校，在偏僻的乡村，这些孩子往往只能待在家里。
现在，“金钥匙工程”在内蒙古开发出800多个视障孩子，让他们跟健全孩子一起随班就读。对1400多名教师进行培训，向孩子提供注视器，像放大镜，还有小黑板、台灯等。
这件事是1998年开始的，首先要下去找到这些孩子。大草原上人住得分散，要到处张贴广告，还要跟在校的小学生讲，看见视障孩子让他们到学校来。郝曦说，现在已经找到820个孩子，在全自治区估计有2000个视障儿童，现在还没有全找到。
“有些人也不愿意找，现在学校本来就没那么多钱，有的老师8个月没发工资，而且明眼孩子的失学率都在增加，还顾不过来，哪里还能照顾到视障孩子？主要原因还是太穷了，给我的体会是：在贫困地方，所有的人都是弱势群体。”
在乌兰察布盟，郝曦他们到村子里时，看到许多房子都空了，没人住。因为穷，当地人跑到城里打工，都走光了。地方政府为了合理利用教育资源，合并学校，减少教学点。“但这样做，对残疾孩子就不方便，到中心校上学要住校，住校就得花钱。”
走到锡林郭勒盟的正镶白旗，“金钥匙”的一位巡回教师是蒙古族人，他说有个孩子哥哥是盲人，弟弟也是，而且村子里有一半盲人。郝曦他们赶去那个村子，想看个究竟。不料，赶上下大雪，四下白茫茫的，没有路，走到傍晚还没找到，司机说这样转下去非常危险，没去成。“我特别想去，以后，我想自己去一趟，到那个家庭，那个村子看看，看看他们发病的原因，看看到底有多少失明的孩子，需要哪些帮助。”
这次，他们去了锡林郭勒、巴彦淖尔、乌兰察布等地，一圈跑下来，郝曦觉得现在最关健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个帮助视障孩子读书的项目持续下去。
“在中国，开始做一件事情，往往像搞运动，大家都很积极，也有热情，但重要的是要坚持下去，要具体地做事。做这个项目是需要钱的，现在资金主要来自国外，如果国外资助结束了，当地政府还会不会支持它搞下去？
“已经把那么多孩子，从家里找了出来，让他们上了学，他们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希望。不要让他们成为受害者，没有出路。否则，还不如让他们老老实实待在家里。”郝曦还说这次下去看出很多问题，最反感当地有些干部的大吃大喝。
“我们是来帮助那里孩子的，对我们表示热情，但没必要非大吃大喝，我们解释过多次，后来干脆说这么吃不符合我们的生活习惯，但他们根本不听，就让你使劲地吃。其实，我们也就五六个人，但每次吃饭至少要两桌子人。本来每个人吃碗热面条，吃饱就可以了，但一整就是一桌子，根本吃不了。我们不喝酒，但他们当地干部喝，一瓶白酒要上百块钱。我心里真是不舒服，一顿饭，够多少个乡村教师的特教津贴呵。钱花的不是地方，怎么让人相信你？”
郝曦还说，这次下去，最让他感动的是那些乡村教师。“我们去的学校很穷，都是破房子，有的地方没有电。本来，那些乡村教师自己生活得就很苦，常常连工资也拿不到，班上再来一两个眼睛不好的孩子，就更增加他们的负担，还要花心血和精力去照顾他们，而且这么做，什么都得不到，就是因为他们的爱心。有时，看了真让人流泪。”
在巴彦淖尔盟，郝曦遇见了一个14岁的男孩，叫张丛林。
通常他们到一个地方，见到视障孩子时先由随行的眼科医生做检查。张丛林8岁时做过白内障手术，因为手术做得太晚，不能完全恢复视力，他的左眼看不见，右眼低视力。随班就读后，老师很关心他，张丛林的学习很努力，成绩稳定。从荷兰来的眼科专家给张丛林检查后悄悄告诉郝曦，他怀疑这个孩子有“网脱”（视网膜脱落）。
“我听了心里一惊，知道这是非常严重的事，视网膜一旦脱落，人的眼睛就彻底看不见了。而且这孩子的经历，跟我14岁时非常像。”郝曦的父亲是低视力，郝曦也是。他的左眼在6岁时因为视网膜脱落而失明，14岁时，他的右眼有过两次“网脱”，父亲有过网脱的历史，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平时，他就不让郝曦参加激烈的体育活动，担心大脑受震荡而引起“网脱”。因为发现得及时，郝曦在英国做了几次手术，最后成功地把视网膜固定住了。
“在内蒙古见到那个孩子时，他妈妈在场，我们就跟他妈说了，她马上大声哭起来。孩子的眼睛需要马上治，但治疗费需要一万块钱，他家里很穷，上哪儿弄这笔钱。在回来的路上，医生又告诉我，如果不治疗，孩子眼睛肯定在一个月内失明。
“我们一听更急了，马上打听国内哪家医院能治，最后，由欧洲基金会资助他一万块钱，现在，这孩子正在去医院的路上。我特别特别希望这孩子会好，我14岁时，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我现在可能就是一个盲人，我还怎么可能到中国来，有这么美好的生活？
“所以，这个孩子让我坚定了这样一个想法：不管以后我是否在‘金钥匙’工作，但帮助盲孩子的事情，我一定会做下去。”
“我不怕盲，我觉得失明在刺激我，让我不停地做事，这也是一种挑战”
郝曦现在戴两副眼镜，一副是900度的隐形眼镜，一副是900度的近视眼镜，加起来是1800度，但他也只能看清视力表最上边的字。郝曦说如果按照英国的标准，现在他不仅是低视力而是盲人了，他已经拿到了《盲人证》。
他的右眼视网膜色素变性，就像胶卷过时了，感光不灵。郝曦认为人是靠眼睛的视力，再加上脑的记忆力，两者处理后才成为视觉。他眼睛的视力是慢慢退化的，人可以慢慢适应。现在，他能充分利用残存的视力，有时则是凭感觉和经验。他走路没什么问题，但有强光时，眼睛就更看不清楚。
2003年年初，英国雕塑家戈莫雷在中国搞《土地》展，郝曦帮英国使馆拍资料。他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部片子，感到特别困难，眼睛实在是看不见。冬天的广州，一到白天，光线很强，光一强，郝曦的眼睛就不灵了，他让导演和摄影师出去拍，自己蹲在一边捏小泥人。“但到了傍晚，天一暗，我就活过来了，又成了正常人，变得很活跃，我的眼睛真是很怪。还有一个感觉很明显，我的情绪一不好，视力马上下降，看东西模糊，所以，我尽力调解自己的情绪，保持乐观心态。”
我忍不住问郝曦：“视力慢慢退化，最后可能失明，这件事是不是在折磨你？”
他答：“我不怕盲，失明对我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终的结果还不得而知。我觉得它在刺激我，让我不停地做事，这也是一种挑战。我很幸运，有一个很好的家庭，妻子很支持我，她现在在BBC工作，挣的钱比我多。”
郝曦说现在已经找到自己作为参与者的最佳结合点―――到广播电台主持节目。
“我对电视越来越失望，太商业化。我越来越喜欢电台广播。在英国，现在听广播的人比看电视的人在增加，因为广播收听更方便。可以不夸张地说，英国广播电台节目做得非常棒，在全世界也是一流的。
“去年，我在BBC工作时，学会使用编辑机，制作了一个20集的系列广播节目，是介绍残疾人的。一半介绍中国，一半介绍英国，收获非常大，我更加了解中国的残疾人。做广播节目，对我也是个安慰，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看不见了，还不会跟中国失去联系。”
郝曦主持的这套节目叫《挑战残疾》。采访他时，BBC对华广播正在播出，播音员就是郝曦自己，我听了这样一集。
伴随着一阵鸡鸣声，郝曦说道：“现在，在中国的农村，有越来越多的‘赤脚律师’出现，其中也有盲人。我在沂蒙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见到了陈光诚。他从小失明，在哥哥帮助下，他上了盲校，后来又到南京医科大学学习按摩，但他对法律更有兴趣，关心着残疾人权益受侵害的问题。”
节目中，郝曦用标准的普通话说道：
“陈光诚所在村庄的景色像个世外桃源，清清的河水，飘着杨柳的道路，肥沃的土地上种着绿油油的庄稼。可是，美丽的外表下隐藏着不少痛苦的故事。我们来到他的邻居家，在一间肮脏的小屋里，有一个被关了十多年的30多岁的男子，他从窗户的木条中，向我们伸出瘦小的手。
“这是个智残人，他的父亲长年在外打工。陈光诚说，去年，税费改革乡镇干部下来时，我们做了很严正的交涉，不能再收他的税费。我说你们只要敢收，强制执行的话，咱们就法庭上见……”
在介绍英国残疾人的节目里，郝曦采访了英国现任内务大臣。“他先天失明，人非常聪明，特别厉害。我问他平时都是怎样工作的，他说自己比一般大臣工作量大一倍，很多资料他得靠背，经常熬夜。”
我问郝曦：“让一个盲人当内务大臣，是认可他的能力，还是给残疾人一个机会？”
“我采访他时也问过类似的问题。”郝曦答，“他说是认可他的能力，如果能力不行，首相是绝不可能任命他为内务大臣的。我自己也这样认为，如果仅仅是为了尊重或可怜某个残疾人而让他上台，那就是形式主义，英国的老百姓也绝对不会认可，这种形式主义，也是对人的不尊重。”
郝曦的观点是：“残疾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区别。残疾人只要能接受教育，完全可以进入主流社会。高科技可以弥补残疾人的生理缺陷。一个社会如何对待它的弱势群体，可以反映出它的文明程度。现在，世界上已经有这种趋向，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在自己掌握残疾人的事业，包括很多残疾人机构，以前是健全人帮残疾人做事，现在是残疾人自己为自己做事。”
英国有位著名盲主持人，由他主持的视障人节目《接触》，已有30多年的历史。因为节目做得好，不光是眼睛不好的人爱听，不少明眼人也爱听。郝曦现在打算引进这个节目的模式，在中国办一个类似《接触》的节目，一是为盲人服务，二是促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中国有800万视障人，如果再加上他们的亲属和一些视力不断退化的老年人，可能达到几千万，这是多么大的听众群啊。以前的电台节目，可能会介绍一些盲人的奋斗故事，作为傍样给人一些精神力量，但不实用。我们的节目，主要向全国的视障人提供最实际的服务，给他们带来信息，信息就是权益，节目办得越实际越好。像中国的《残疾人保障法》，在全世界也是比较先进的法律，但很多地方没被执行。我们首先要让残疾人了解这些法，知道自己有哪些权益。”
第一次采访郝曦时他匆匆忙忙的，要赶着去谈电台节目合作的事。一周后，再见郝曦时，他说事情进展很顺利，资金有了，合作伙伴也找到了，不出意外的话，2004年上半年就可以开播。对自己的节目，他考虑得也更细了。
“我们节目的制作小组，主要以视障人为主。现在在英国，为某些群体服务的机构，必须有这个群体的人来参与，因为他们最了解自己的需求。盲人节目，应该由盲人来做。在为视障人服务这个领域，视力不好，反到成了我的优势，这样我就有资格参与”。
“现在有特别好的盲人语音软件，可以把字念出来，这种软件与电台编辑软件兼容。在英国，有些一点也看不见的盲人，只要有一个好点儿的笔记本电脑，也完全可以编节目。我在BBC做的整台节目，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完成，包括采访、编辑、播音。
“我从小就是个电台迷。眼睛不好的人，往往听觉特别敏感，耳朵很刁，给他们做节目得特别讲究才行。有美感、有节奏，有艺术性，这样听众才会喜欢，才能创造一种风格，成为一个品牌。”
对于他说的“公民社会”，郝曦是这样解释的：
中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老百姓一直生活得比较被动，不太愿把自己的想法变成行动。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变化是老百姓愿意表达自己，想实现自己的愿望。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民间机构出现，政府对此也挺宽容，因为必须承认，政府不可能解决社会上的所有问题，解决每一个群体的困难。民间机构代表来自老百姓，也最能代表老百姓。
“一个发达的公民社会，应该是每一个公民，都有一份社会责任感，而且有渠道，能把自己关心的事情变为事实。也就是说，老百姓在许多事情上，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