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了会产生很大的 影响，但没有想到影响会这么大。”2月11日晚，因为《中国农民调查》一书而广受关注的陈桂棣吴春桃夫妇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

　 自从《当代》杂志刊登他们的作品以来，陈桂棣夫妇几乎每天都接到记者的电话。尤其是最近，最多的时候一天接受10家媒体采访。

　 “我们感到很幸运。”陈桂棣夫妇没想到，社会上有那么多同他们一样关注“三农问题””的人；也没想到，媒体会对这本书如此关注；更没想到，自己的调查与中央一号文件不谋而合。这说明“‘三农问题’的解决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

　 非常具体，很不容易

　 “非常细致，非常具体，很不容易。”说起一号文件，陈桂棣一连用了两个“非常”。

　 陈桂棣说，从这份文件看，国家的确是做了非常充分的调查研究。因此，他的许多担心和疑虑都在这份文件中找到了答案。

　 更可贵的是，政府对一些细节考虑得周全，比如城市要切实把对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及其他服务和管理经费，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及时兑现进城就业农民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解决子女入学等。又比如，对于降低税率后减少的地方财政收入，沿海发达地区原则上由自己消化，粮食主产区和中西部地区由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解决。

　 陈桂棣认为，和以往相比，这次中央一号文件并不带有很浓的“新政”味道。“意见”二字反映出，这些具体措施仅仅作为意见，还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

　 对此，他感触颇深。当时，即使税费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譬如由乡镇一级到县一级到7个省50个县，以致发展到以安徽整个省整体进行试验，国家把税费改革推向全国依然称之为“试点”二字。

　 同样，这次中央一号文件中即便拿出了如此众多的非常具体细致办法和措施，积累了共和国50年来农业工作的最好的经验，但仍然称之为意见。这都表明我们的政府是慎重的，是尊重事实的。

　 精简基层机构涉及不多

　 “在我看来，这次中央一号文件惟一缺少的一点，就是对基层组织结构中那种人浮于事、机构膨胀问题的解决谈得不够。”陈桂棣表示。

　 他说，目前基层的人员机构分工过细，业务相近却又部门林立。这种交叉重复人人管事却又无人负责的现象，最后往往容易产生扯皮推诿甚至造成腐败。农民们说“几十顶大盖帽管着一顶大草帽”也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世界上像我国一样设立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制的国家少之又少。非但机构的层次多，每一级的机构设置又都是叠床架屋、分工过细。陈桂棣在调查中发现，仅在同一县级机构中，与“三农”有关的，过去只有一个农业局，现在增加了农垦局、畜牧局、水产局、水利局、林业局、乡镇企业管理局、农业资源开发局等多个部门，业务相近，却是部门林立。人人管事，又无人负责。

　 陈桂棣介绍，在他们写书的采访过程中，有许多专家建议“并乡建镇”，即将现在的乡镇政府改成镇政府，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如果当前条件不具备，也可以先行大规模地精简乡镇机构，乡镇的“七站八所”除公安派出所和村事管理组织外，都一律改为中介服务机构和专业组织机构。而改制后的“七站八所”，也只能紧密围绕农业建设和社会进步发展的要求，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企业发展单位。

　 “有关这个问题一号文件涉及的不多。而在现实中，精简机构可以把农民的很多负担降下来，从而也能够增加农民的收入。”陈桂棣显得略有一点点遗憾。

　 担心走过场搞花架子

　 “千万不能以为有了一号文件就势如破竹，一片大好。”陈桂棣说。

　 长期以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教训仍然应该汲取。其实，我们党很多政策都是顺应民心的，但往往到了下面就成了走过场。陈桂棣说，希望各级政府不要走过场，不要操之过急，要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每一个举措都要务实。

　 陈桂棣表示，任何改革包括大的政策调整，往往都要涉及到利益的再分配，让他担心的是，为了政绩，搞花架子，搞形象工程，像达标一样完成任务的现象再在农村出现。

　 正如他书中写到的“花沟镇搞花架子”―――“四‘万’工程”：万亩黄花菜，万株绿色长廊，万亩蔬菜工程，万亩养鸽工程。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承受力，原本绿树成荫的地方，把树都拔了种葡萄，现在成了光秃秃的一片。

　 还比如，1998年安徽南陵县，连续4天4夜突击从别处调运1031吨粮食，欺骗前往检查国家粮食收购政策落实情况的朱总理。

　 我的理想中没有农村

　 昨天，在接受新浪网网友提问时，陈桂棣说，在他的理想中，应该没有农村的概念。对此，他解释说，农业专家温铁军博士曾告诉他，西方国家的历史进程大多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农民―――工人―――职员”。而目前，我国还停留在从农民到工人的这个阶段。

　 他说，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他们没有农民，有的是从事农务工作的职员；有农业但是没有农村，他们所谓的农村，早已成为城市的延伸，已经不再是汉语意义的农村了。“三农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国家的特色。

　 这次一号文件也提到，现阶段农民增收困难，是农业和农村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反映，也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好在，政府承认了这个现实，也决定下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

　 “但愿，不久的将来，中国不再有农村。”陈桂棣说。

　 （本报北京2月1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