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次约林伟峰、陈曦 采访都是在麦当劳。两个18岁的男孩子在大庭广众里侃侃而谈，不时蹦出“自慰”、“遗精”、“性教育”等词，引得旁边左右座位上的人频频侧目。

　 他们两人笑着说，对于这样的眼神，现在已经习惯了。可是，在两年前，当他们刚开始着手做这份《北京市中学生性生理、性心理发展现状及其期望的性健康教育调查研究》时，心理素质可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好，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脸皮可没有现在这么厚。”

　 那时，为了查资料，两个高一学生在西单图书大厦和首都图书馆里捧读厚厚的《性百科全书》等书籍时，周围人的目光常常让他们浑身不自在。

　 两个中学生，跑了北京市十多所职高、技校、普通中学，发放1500余份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106份；半年后，又利用网站、论坛、聊天室、电子邮件、QQ等多种方式，搜集、分析了来自全国的3000多份数据，写出了一万多字的论文报告，获得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

　 虽然这一切，对他们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事―――高考，一无帮助。和所有高三学生一样，作业、习题、补课是他们现在生活的全部内容。说起来，他们也还有一点点郁闷，如果那时把花在调查上的时间花在做习题上，现在可能就没这么紧张了。

　 “但再想想，我们现在了解的东西，在做这件事过程中的感受，别说是高中，可能是在大学里也学不到的。这算不算是自我安慰？”

　 他们的语气中有一点无奈，但那种少年特有的积极、乐观和朝气，却是怎么也掩不住的。

　 采访陈曦和林伟峰的过程中，我常常在心里感叹这两个中学生的自信，他们敢想敢做的勇气，他们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的能力，他们面对一个陌生人的落落大方，而谈论的又是这样一个在很多人看来是敏感和尴尬的话题。

　 “稀里糊涂地，反正该知道的也就都知道了”

　 一切都是从陈曦上高一时的一篇社会实践课作业开始。

　 陈曦就读的中国人民大学附中，是北京市海淀区性教育试点学校，而陈曦所在的班，又是试点班。按照规定，他们班一学期有4节关于性健康教育的课。

　 “四节课里三节我都没上。”说这话时，陈曦显得很不好意思。惟一上的那节，给他的印象，就是老师在上面讲得挺认真，可学生在底下都没什么兴趣。

　 “你怎么知道学生没兴趣？课堂很乱吗？”我问。

　 “也不是。”他挠挠头，“如果认真，课堂的气氛不是那样的，大家的眼神都会盯着老师。反正不一样。”

　 “你还记得老师讲了些什么内容？”

　 他想了半天，有点腼腆地笑了，“没印象了，我也没怎么听。”

　 他认为，课堂气氛不好，绝对不是大家对这方面的内容不感兴趣，而是因为老师讲的大家不愿意听，大家想知道的老师却不讲。正巧，社会实践课要求交一篇论文，自己选题目，陈曦决定做一个关于性教育的调查。他希望能有一份科学的数据来告诉老师“我们期望的性健康教育到底是什么样”。他联系了好朋友林伟峰一起做这件事。

　 在好朋友林伟峰眼里，陈曦是个适合做科学家的人。因为他“善于观察，对很多问题有自己的想法”。比如性教育这个题目，大家都在说，都很关注，却没人想到去做一个调查。

　 “就好像很多人看到苹果落地，只有牛顿提出为什么。”和陈曦的腼腆、沉静比起来，林伟峰更外向、健谈。他俩初中时是同学和好朋友，虽然高中上了不同的学校，但一直联系密切。采访他们正赶上春节前后，林伟峰一直在补习班上课。每次见他都背着一个硕大的书包，不是刚下课，就是要赶着去上课。“没办法，以前玩得太多了。”他调皮地吐吐舌头。

　 林伟峰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不是性教育试点学校，学校里也没有任何与性教育相关的课程。

　 “你自己的性知识是从哪里学来的？”

　 他好像有点被问愣了，想了半天，笑了，“说不清楚，稀里糊涂地，反正该知道的也就都知道了。”

　 初中的时候，学校里能算得上和性教育相关的，就是生理卫生课上有一章“生殖系统”的内容，也不考试，好多老师都是让学生自己回家看看书就完了。

　 “那一章的内容也特理论，都是介绍人体内部解构，好像和活人没什么关系。”林伟峰说，他知道初中老师给女生们讲过一节课，关于月经的，“男生就没人管了。”

　 男生好像都是通过自我教育“自学成才”的。上初中开始，小男生们因为一知半解，对某些词特别敏感，化学课上，老师偶尔说到“插”字或者和棍子有关的东西时，男生都会乱笑，老师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林伟峰记得，初中班上有个男生，知道得特别多。一下课，男生们就在教室门口围一小圈，听他滔滔不绝。“那个男生他都说些什么？”

　 “大都是很生理的那些，什么是遗精、勃起，有什么现象。现在想想其实都是最基本的常识。”

　 “他是怎么知道的？”

　 “他比较爱看书，那会儿经常看一些大人们看的书，像《大众医学》之类的。其实每个班上都有几个这样懂得特别多的，而且这样的人也很乐意给别人‘上课’。”

　 再有的途径，就是网络。有的同学专门有个小本，记的都是黄色网站的网址，同学之间还会相互交流。

　 “你上过黄色网站吗？”

　 “上过。”他很干脆地回答，“都不用专门找，上网的时候，那些网址自己就会跳出来。”

　 读高中以后，同学们之间谈论的话题又有了一些变化。从原来与身体变化有关、单纯的知识，更多地转向了观念、态度、选择方面的内容，比如怎么看待同居、一夜情、婚前性行为等现象，林伟峰定义为“都是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

　 “和家长老师谈过这些话题吗？”他奇怪地看我一眼，“当然不会。”

　 “我就是想试试有没有办法说服他们”

　 做调查，第一步要设计问卷。

　 这是一件两个人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用词表述要恰当科学；问题量不能太多又要反映足够的信息；提问方式太陈旧会让学生觉得厌烦，但问题太过尖锐又通不过被调查学校老师的关……一切都要学习。

　 那些天，陈曦和林伟峰两人一有空就往书店和图书馆跑，查各种资料。

　 “开始不好意思，找一本，就站在书架旁边看，到后来索性抱一大堆到座位上，就和研究什么的学者似的。”林伟峰挺得意地说。

　 但图书馆里来来回回的管理员，还有书店里那些眼神怪怪的顾客，还是让当时两个才16岁的小男孩脸上有些发烧。

　 “他们的眼神怎么怪？”我让他们形容一下。

　 “形容不出来……”林伟峰做了一个眼睛向下斜视的样子，“就好像说这两小孩怎么这样？反正和你现在看我们的眼神不一样。”

　 不过半个月左右也就习惯了。两人心理承受力越来越强，讨论问题的声音也渐渐大起来，感觉就好像讨论物理化学题目一样。

　 最后，他们拟定的调查问卷包括三部分：中学生了解性知识的程度；目前性教育的现状；以及期望的性健康教育，初中部分52道题目，高中42道题目。问题内容涉及了首次遗精或月经初潮、自慰、性骚扰、性病、艾滋病、避孕、婚前性行为、中学生的朦胧恋情、同性恋等诸多方面，还有“你是通过那些渠道了解性知识的？”“你希望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性知识？”“你希望了解哪些具体性知识？”“你认为在性教育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谁？”等问题。

　 他们计划，在北京城八区范围内，每个区找几所中学，包括职高和技校，从初一到高三年级的学生都能参加。先从他们各自的学校开始，除了初三高三的学生因为功课紧张没有参加，其他都很顺利，和设想的基本一致。

　 两个少年满怀信心，向更广阔的世界出发了。

　 没想到，第一次出门就碰了一鼻子灰。

　 林伟峰带着几百份问卷，来到一所职高。先是在校长、教导主任、校医之间来回申请，讲自己是哪里的学生，给他们看介绍信，做这个调查是为了什么。折腾了半天，他们让林伟峰自己去找班主任。当时正是2002年世界杯期间，所有老师都在看比赛。林伟峰站在办公室外面等了半小时，等到的只有一句话―――“不行”。

　 还有一次，更惨，连大门都没进去。门卫说，校领导不在。“其实肯定有人，那天是工作日，就算校长不在，还有副校长、教导主任、校医。”林伟峰说。

　 几次三番，他们被拒绝的理由倒是都差不多，要不就说“没有相关课程，后期教育跟不上”，要不就认为这份问卷“不适合学生做，担心引起学生思想上的混乱，产生不良影响”。

　 “我们每次还都特别强调，这个调查在汇文和人大附中都已经做了，专家也看过内容，没什么问题。那也不行。他们的声音永远都比我们的大。”

　 那段时间，正赶上期末考试前后，两个中学生一边复习应考，一边骑着自行车在烈日里跑了6个城区的8所学校，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有效问卷1106份。

　 2003年四五月间，当陈曦和林伟峰通过电脑和网络继续这个调查时，又经历了一遭相似的冷遇。

　 好在有之前的“锻炼”，这次他们的心理准备比较充分，“知道肯定不会太容易。”陈曦说。

　 当时正是北京非典期间，他们先是给北京比较有名的二三十家网校都发了email，希望通过他们做调查的链接。没有回音，于是又打电话。

　 林伟峰有一张纸，专门记着哪天什么时间要给哪个地方打电话。这是吃一堑长一智的结果。

　 有一次，他上午给某网校打电话，对方说，你下午3点以后再打电话。3点差一刻，林伟峰再次把电话打过去。结果人家说，是你啊，不是让你3点以后打吗，这么没有诚信，怎么和你合作？算了吧。“啪”地就把电话挂了。

　 现在想起来林伟峰还有些感慨：“当时郁闷坏了，那也是个好学校的网站，老师怎么这样？”可是以后也不得不注意，一点儿不能差，把所有时间都记录下来。

　 还有一所很有名的网校，不同意做链接，两人只得把一个空数据库给了对方，对方允诺把得到的调查数据给他们，可至今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数据。有的网校不同意，说我们面对的是学生，

　 不适合这个内容的调查。林伟峰和陈曦面对这样的理由哭笑不得，“我们要调查的就是学生呀。”

　 他们还联系了新浪、搜狐、雅虎等商业网站，可是因为收费的问题，不得不知难而退。“那些天，打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电话啊！”林伟峰一口气说完这话，自己也乐了。

　 他们最后说服了六七家网校合作，陈曦很知足地说：“有几个就管用。”那些天他们每天都能收到百份回复，算是安慰。

　 前后两次调查下来，他俩觉得自己“脸皮越来越厚了”，而且“心态可好了，别人说难听的话也不会在意。”

　 “开始发问卷被拒绝还挺受打击，人家一说不同意我们就放弃了，换学校再联系。后来打电话，一点不害怕，有的明明心里知道不可能，他们肯定不会同意，我还是给他们打。”

　 “为什么呢，明明知道要碰壁？”

　 “我就是想试试有没有办法说服他们，练练我的口才。”

　 “做自己有兴趣的事，就不觉得特别累”

　 2003年4月，陈曦和林伟峰为了扩大样本数量，使调查的结果更准确，决定做网上调查。当时他们通过调查问卷写出的论文已经获得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而且，对于马上就要进入高三的他们来说，时间和精力都已经不能再那么奢侈地“浪费”了。

　 “当时我们就像两个二愣子似的，好像心里有一股劲，特别想把这事做完、做好。”林伟峰说。

　 做调查的过程中，林伟峰和陈曦有点不自觉地分配了任务：一个外联，一个内政。

　 陈曦计算机有特长，他发明的《优化局域网》曾经获得2000年香港国际发明展览会金奖及宋庆龄儿童发明奖。这次统计调查数据用的，也是陈曦自己设计的程序。所以数据的搜集分析就以陈曦为主。

　 而林伟峰开朗外向，善于和人打交道，还有因为做这个调查而锻炼得“更加能说”的口才，让他更多承担了对外联络，以及回答我问题的义务。

　 “你们花这么大力气做这么多，究竟动力是什么？”他第一反应是“我也不知道”。停了一下，又说：“我想，可能，一个是因为这个话题有意思，我们关心。大家都在谈，都有兴趣，但没有人仔细想过。还有，做这件事本身就快乐，比学习好玩多了。”

　 “好玩”，是他们在谈话中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词。

　 林伟峰曾有一篇《汇文中学屋顶绿化的可行性研究》的论文，获得“崇文区首届中小学生环境保护科学论坛研究比赛”一等奖和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他说，选“屋顶绿化”这个题目，就是觉得好玩。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的题目可能更容易做，像校园绿化、白色垃圾、臭水沟之类，可是他说那些“太俗了，没意思。”

　 最初答应和陈曦一起做这个调查，首先就是因为这个题目“有意思，好玩，好朋友做，要帮他”。林伟峰说，“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可一旦进入，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想着要争取做好。否则费那么大力气干嘛？”

　 调查结束后，面对着几千份数据，考验又来了。

　 学校老师告诉他们，如果要使数据分析更全面、更准确，就需要用到统计学专业中的“卡方检验”。而这个知识在高中课本中是没有的。后来，为了做网上调查，又要学习ASP网页编程以及EXCEL、SPSS等处理分析数据的软件。借来的《教育统计学》、《应用统计学》等教材被来来回回不知翻了多少遍。

　 “开始完全看不懂，都是没见过的词，什么正态分布，p检验，s检验，简直就是焦头烂额。”

　 那段时间，他们早上起来就打电话联系，晚上就看书，学数据库编程。林伟峰干脆就住在陈曦家里，两人有时候一夜一夜都不睡，不停地试。他们请教学校的老师、林伟峰在大学任教的姨父，甚至，还专门跑到崇文区统计局去咨询求教。

　 终于，有一天，奇迹出现了。陈曦说：“以前一直不相信有灵感这种东西，那一天，我们三十几个小时没睡觉，凌晨四点多的时候，突然间把问题想通了。那种感觉太棒了！”

　 网校的链接数量少，他们就想出各种办法为自己的调查扩大影响：去各种论坛、聊天室发帖子，有的论坛对网址有屏蔽功能，就要想办法怎么绕开屏蔽。还有通过QQ的聊天功能，让朋友再转给他们的朋友……

　 “乐趣就在于，你可以自己用脑子去想你要干什么。自己给自己出问题、找答案。”林伟峰说，“做自己有兴趣的事，就不觉得特别累。我们学ASP和SPSS的时候，一夜一夜不睡，要是做习题卷子，肯定没这个精神。”

　 “你们父母有没有说你们不务正业？”“父母还是很支持的，他们只是提醒我们，要适可而止，不要占用太多的时间。”

　 他觉得，两个人一起努力，都想把一件事做好的感觉很好。

　 “学ASP和SPSS时，两人都不会，陈曦电脑很出色，以他为主，我也想学，他就教我，我们一起讨论研究；以前陈曦比较内向，我有时候专门让他多说，他现在也比从前能说多了。”而在学校里这种互相促进的氛围好像就没有。大家都是各学各的，一道题目你不会，人家愿意告诉你就告诉你，看你不顺眼就说不会，很少有说咱们一起讨论讨论的。

　 “不能等把所有方式都摸索好了、成熟了，什么都完美了才做”

　 开始做调查的时候，陈曦和林伟峰颇有“雄心壮志”：要提出人性化的、可操作的、能供教育主管部门参考采纳的建议。在第一篇论文的“建议“部分，他们写到：“希望学校对性健康教育能提高重视程度，教育管理部门最好制订教学大纲，安排出固定的课时，并经常监督各个学校的开展情况。”

　 “现在看看，觉得挺幼稚的。”林伟峰叹了一口气，“这个问题真的不是有个完美方案就能解决的。”

　 因为做这个调查，有朋友打趣地用“expert”（专家）来称呼他们。他两人还为一家青少年杂志做专栏主持，回答读者来信中与“性”有关的问题。

　 有的来信让他们很感触：“20多岁，大学都毕业了，自慰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他们认为，这种知识性的问题很容易讲清楚，其实，只要说明白，从现代医学和心理学观点来看，自慰是人类为了缓解性紧张而引起的不安和躁动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正常的生理活动。曾经被认为是一种病态，但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是无害的。这就行了。“可是有的老师总是纠缠在‘包皮垢’上面。”

　 翻看收回的调查问卷，就“对当前性教育的看法”这个问题，我看到了中学生们这样的回答：

　 我校根本没有开展任何形式的性教育。形式单一、理论脱离实际、不具趣味性。

　 形式开放些，大家应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希望和上语文数学课一样。

　 老师讲的尽是一些“男女生如何正常交往”的空泛话题，老套、无聊。

　 教育半天不明白，还不如发几盘光盘，无师自通。

　 尽量开设和实际生活有关的，比如自慰、性骚扰防范等实际问题。

　 没什么必要，这么大了，谁不知道啊，也许老师还不及学生知道得多呢。

　 与其让学生怀着犯罪感自己去瞎摸索走弯路，不如大大方方将之搬上课堂。

　 拿开遮羞布。……

　 “了解得越多，越觉得问题太多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就好像到处都是洞，怎么补？不知道。”林伟峰说。

　 一个生物老师和他们说，很想给学生讲性健康方面的课，但是学校没有课时，又不是考试内容，占了课时，要考的内容就完不成。而且，老师们很担心学生家长的态度。

　 有媒体报道，某中学在生理卫生课上讲解性知识，就曾招来学生家长的集体抗议，言辞激烈者甚至指责学校“教唆”。

　 有一位重点中学性健康课的老师则表示：“我们上课不敢讲太多，怕多了收不住，有些初中的学生就问一些很露骨的问题。”

　 我问林伟峰怎么看这些家长和老师的担心。

　 “告诉得太多，是可能不好。但是你不告诉他，他就肯定不会做了吗？”显然林伟峰自己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如果家长和学校能给学生一些相关的知识，他自我保护的意识会强，安全也更有保障。”

　 他还特别说，其实学生问所谓“露骨”的问题，比如他问什么是性交，绝对不会有故意给老师难堪的意思，他就是真的不明白。

　 根据陈曦和林伟峰的调查数据，对于婚前性行为的看法，认为是“正常行为”和“双方愿意就行”的人分别占全部人数的16．3％和52．8％。也就是说，近七成的中学生并不排斥婚前性行为，持这种观点的同学中男生人数高于女生。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选择“双方愿意就行”的人数在递增，从初一的44．2％升至高三的64．2％，有20个百分点的幅度。选择是“正常行为”的也呈递增趋势。反之，选择“是不正常行为”和“不清楚”的，则呈递减趋势。

　 “我们不是专家，真的不知道哪种方式更好。”他说，“但是，肯定不能等把所有的方式都摸索好了成熟了，什么都完美了才做。至少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只在几所学校里试点。”

　 调查还显示，中学生了解性知识的途径，无论男女，排在前三位的是网络、同学朋友、书报杂志。学校课程、咨询电话、学校咨询室、学校宣传栏和长辈起到的作用都很小，但在“中学生期望的了解性知识的途径”中，这几个选项的选择率都有明显增高，特别是学校课程一项，提高了近25个百分点。这无疑证明了目前学校和家庭在性教育上的缺席。“如果现在让你给在学校做性教育的老师提一个建议，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不要回避，不要遮遮掩掩。绝对不要说这个问题你过几年再知道吧，这么说更能挑起他的好奇心，自己去查，渠道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要有更多的解决办法，最根本的还是要走进学生中间，真正了解他们”

　 数据搜集来了，论文也写完了，可是，陈曦和林伟峰觉得，好像还有一种责任，要把他们在做这个调查的过程中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说出来。

　 无论是通过问卷、email的反馈，还是QQ聊天，他们都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可供中学生表达倾诉“性苦闷”的渠道太少了。学校老师、家长，都不能说。朋友之间，有的话题也不好说，“只有到了女朋友怀孕要借钱做人流的时候才说。”

　 陈曦和林伟峰说，设计问卷的时候，曾经想把有没有发生过性行为作为一道问题列上，后来被自己审查删了，一是老师那关肯定通不过，二是当时觉得这个数据可能太小了，“现在看也许不小。”

　 为了让更多人关注中学生的性健康教育，陈曦和林伟峰主动开展“公关”活动。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曦听到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育广播《今夜私语时―――青春版》，他们主动和主持人联系做了一期节目。

　 2003年7月11日是第十四个“世界人口日”，主题“青少年的性健康、生殖健康和权利”。全世界共有10亿多15至24岁的青少年，所以宣传口号是：10亿青少年拥有健康、信息和服务的权利。我国每年有2000万名青少年进入性成熟期，处于性活跃期的青少年则达3亿人之多。

　 当时，林伟峰和陈曦知道这些信息后，决定把自己的调查报告送一份给北京市人口计生委。他们在网上查到计生委的地址，放学后，骑着自行车就去了。第一天，到的时候人家已经下班。第二天，林伟峰特意向老师请了一节自习课的假又去。他背着一个大书包，在办公楼里转了一圈，也不知道该找哪里，最后，被介绍到宣教处。

　 “那儿的人是我们碰到的最热情的，直说我们做的事很有意义。”两人现在说起来，还不自觉地满脸带笑。

　 “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我问。“是欣慰。”陈曦在一旁更正道。

　 采访他俩的过程中，我正巧看到一本新近出版的“校园性问题访谈实录”，这本名为《藏在书包里的玫瑰》的书，讲述了13位中学生发生性关系的原因和过程，读后令人感慨万千。

　 作者孙云晓、张引墨指出，这13位中学生的经历中，至少有以下5个事实需要提醒：发生性关系的学生中，半数以上是师生公认的好学生；三分之一来自重点中学甚至是名声显赫的学校；他们初次性交时百分之百不用安全套；他们有性交经历的事实，父母和老师百分之百不知道；他们对学校与家庭的性教育百分之百不满意。

　 从两年前开始做调查到现在，陈曦和林伟峰对调查的期望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他们说，开始总是想证明自己论文的价值，现在则更多是希望“把中学生想说的话说出来”，为中学生代言，让更多人来关注这件事，而不只是得几个奖。“当然我们也知道不可能什么问题都解决，美国、欧洲性教育再发达，也有自己的问题，但至少要解决一部分吧。现在感觉什么都没有，过来人都是自己试出来，摸索出来的。”

　 他们想说，无论是专家、老师还是家长，要有更多的解决办法，最根本的，还是要走进学生中间，真正了解他们。

　 又开学了。对于两个高三学生来说，六月高考前的这100多天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陈曦，每天挤着他认为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学放学来回路上的时间要超过3小时；林伟峰，成绩排名在年级里只能算中等的他，刚刚参加了某高校自主招生的初试，有点受打击，因为“说来说去，关键最后还是要看分数”，所以这段时间他要加油“冲刺”提高成绩。

　 这两个少年，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高考，和他们接受的“性教育”一样，基本不是一件能自由选择的事，很大程度上，他们只能接受。

　 然而有一种力量，在他们身上闪现出来。他们不愿意仅仅做一个顺从的、毫无主见的“被教育者”，他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告诉教育者，他们期望什么样的“教育”。虽然，这个声音还显得那么微弱和单薄。但是，就像这份调查被许多人认为是“不可思议”一样，中学生自我发现和创造的潜力，同样不可思议―――社会，为这种潜力的发挥，做了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