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2月10日发表的关于“构建公共卫生体系”的广东“两会”综述专题之“三个建议”中，有篇《“文革”前模式仍可用》写道：“××认为，自1949年解放以来，我国建立了一个发展中国家最完美的公共卫生体系，遗憾的是这个卫生体系在1978年后逐渐瓦解了。”“××告诉记者，其实在‘文革’之前，大城市 、区县、基层三级医疗网络还是非常完善的，特别是在农村建立了以赤脚医生为核心的医疗组织。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些话我看了大不以为然。什么“最完美”、“非常完善”，这些最高级的赞美辞，与我的生活经验有霄壤之别，读来令人非常不舒服。

　 我理解讲这种话的同志的心情，他们迫切期望政府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关注基层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医疗条件和医疗保障问题。这种愿望无疑是善良的，要求无疑是正当的。然而，何必有意无意美化“文革”前（其实想说的主要是“文革”中，因为“赤脚医生”是“文革”中的“新生事物”）呢？1978年前的中国农村公共卫生条件哪有那么美妙！

　 我长大的湖北省沔阳县沙岭村（合作社、生产大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是全国和全省的先进典型，合作化经验上过毛泽东主编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我的伯父与父亲先后是社、村（生产大队）的领导人。可是我母亲1958年起呻吟床褥多年，并无什么器质性病变，却一直没有得到最基本的治疗。1970年我18岁，记得是毛泽东发表“五？二○”声明的第二天，突发高烧，躺在家里“挺”了4天，实在熬不过去了，才被送到公社卫生院，一场本来并不严重的急性腮腺炎使我留下了贻患终身的后遗症。那时候，村（生产大队）里有了赤脚医生，也建立了所谓合作医疗制度，而我并非最底层的人，先是生产队的出纳兼记工员，后是大队小学的教导主任，多灾多病的我回乡六年从未“享受”到任何医疗福利。所谓“赤脚医生”，不过是一两个青年受了两个月培训，能打针能敷点创伤而已，能顶什么大用？所谓“合作”医疗与“赤脚医生”制度前后也不过坚持了几年。它留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只有一条：熬了大锅的柳树叶，让社员们喝，据说能防治血吸虫病。

　 “文革”中推行赤脚医生制度，有两个政治背景。一是贬低知识分子和西医，“抬举”工农兵、中草药和针灸之类国粹，这在电影《春苗》中有鲜明的反映。二是毛泽东痛斥“十七年”的政府卫生部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希望医疗资源与服务惠及广大农村。后一条应当说是有道理且符合广大农民利益的。今天，我们仍然要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向后看，刻舟求剑搬用已经过时的办法。“赤脚医生”制度是与人民公社制度相联系的。那时集体核算、社员记工分分配，大队“养”一两个人当“赤脚医生”，从集体账户中支出一点钱办个因陋就简的卫生室并不难；可是，这一套在市场经济、家庭核算条件下却是行不通的，必须有适合当下情境的制度创新。普希金的诗《假如生活骗了你》，有一句说“过去了的日子，就会变成亲切的回忆”，这是至理名言。有意无意美化1978年以前的医疗制度与“赤脚医生”的人，不过是这种心理错觉的反应。

　 《杂文选刊？普及版》今年第1期上有篇转自《中国网友报》的文章，题为《母亲的“好人年代”》。作者借母亲的口“固执地认为，建国后到1980年前，除掉“文革”（这显然是为“政治正确”加上的―――笔者注），都是好人年代。”据说“那个年代更像是茫茫海上最后一块梦想的圣土”。在作者心中眼底，“反右”、“四清”的人整人，“三年困难时期”的哀鸿遍野，似乎都是虚构。如果是这样，我们何不坚持搞计划经济、搞“人民公社”、搞“阶级斗争一抓就灵”？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岂不是无事生非自寻烦恼，还有什么必要性和政治“合法性”可言！

　 春节期间，大学毕业的外甥陪我看影碟《活着》，他问我“走资派”是什么，我瞠目不知所对。如果中老年人淡忘了过去，年轻人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一无所知，他们还能真切理解邓小平理论而衷心支持改革开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