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我没有看到一篇博士论文，一篇硕士论文，敢用钱钟书的《管锥编》的方式来写，敢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方式来写，我们必须用严格的西方的学术规范。谁在改造中国思想？谁在改造中国的言说方式？谁在改造中国的学术方式？谁在否定我们过去几千年的东西呢？

　 我提出“发现东方”是理念，“文化输出”是实践，“文化输出”不是王岳川的原创。我记得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宗白华先生曾经提出过，我们在20世纪初“五四”期间应该开窗让欧风美雨进来，在20世纪末的时候应该开门让中国文化走出去，他用的是一个“走”字。季羡林先生在上个世纪末说“送出主义”，就说你不来，你不要，你看不上，我给你送过去，看你要不。我提出“输出”更主要的是强调一种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它不是一次性的，也不是简简单单一种政治表态，而是一种一代一代的人们坚定不移地输出去。

　 我觉得中国今天应该意识到文化输出不是一个学理问题，它是一个文化战略问题，是我们中国人怎样看待自己的文化，怎样重新评价文化问题。“李约瑟之谜”提出，中国的科技遥遥领先，却为什么突然就落后了呢？“韦伯之谜”提出，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而不发生在有长久的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呢？这些问题应该去思考。我还要提出，为什么当代中国在学会“拿来”以后，没有思考一下要学会“输出”呢？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对人类负起自己的责任来呢，它毕竟占人类四分之一。

　 在我看来，“文化输出”在某些时候可能是一种策略，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它是一种人类文化传承的方式，甚至就是传承方式本身的一种本体存在。如果今天我们这个世界还是由西方人说了算，那这个世界就会变得相当的奇怪。我们全球的人，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美好的资源，美好的文化都做一番清理，都开始“发现”一下自己。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坐下来，各国清理自己的文化，把文化对话，文化互动，文化多元构成，变成人类大家庭的必然。再也不可能让西方人说了算，也不可能由东方人说了算，也不可能由北方人和南方人说了算。谁说了算？大家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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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岳川1955生于四川，1982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讲座教授，兼日本金泽大学客座教授。

　 来源：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栏目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