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底，云南《春城晚报》与昆明电视台联合在昆明发起了一场寻找小说《一双绣花鞋》手抄本的活动，约有十多位市民打电话来说他们拥有该书的手抄本，但是最后只有3位中年人向读者展示了他们的珍藏。

　 这些页面已经泛黄的手抄本，本本都字迹工整。其中一本的封面写着“文化学习笔记”，这几个字的上面写着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下面写着“语文、数学”，落的日期是1979年9月5日。此书的拥有者范先生说，这么写是为了掩护里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在当时都是“毒草”。

　 一位姓刘的女士说，当年她共抄了4本《一双绣花鞋》，被朋友借走了两本，至今未还，让她一直很心疼。

　 电视连续剧《一双绣花鞋》的热播，勾起了当年热衷于讲述和倾听这一令人着迷的“反特”故事的中年人的情怀。也有人认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群众基础”，才又捧红了新版的《一双绣花鞋》。

　 2月25日，当《一双绣花鞋》的原作者况浩文在昆明与读者见面时，非常熟悉故事情节的王先生惊讶地说：“我一直以为这只是一个民间创作的故事。”

　 况浩文说，该书初稿完成于1958年，1964年改编成电影剧本，但随着“文革”的到来，电影没有拍成。当时在全国串联的红卫兵看到了这一剧本，遂开始了第一轮传抄；后来，大批知青下乡，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第二轮传抄。

　 况浩文展示了一张他1979年拍的照片，照片上是人们在重庆新华书店排着长队等待购买这年1月出版的《红岩》杂志，它第一次将手抄本的《一双绣花鞋》变成了铅字。

　 上世纪80年代初，《一双绣花鞋》被珠影厂改编成电影《雾都茫茫》，该片算得上是当年叫座的一部电影。

　 据王先生回忆，除手抄本外，《一双绣花鞋》还以民间口头形式广泛传播，许多人在传播中添油加醋，使故事情节越传越神秘。一些会讲故事的人，甚至可以讲得让一屋子的人胆战心惊，不敢一个人走夜路回家。

　 一位署名水仙的读者说，他当年抄书时是“顺利中带着刺激，神秘中带着恐惧”。他在短文《抄书那段日子》中写道：“1974年秋，刚从技校毕业分配到单位的我们被安排在托儿所里住，傍晚以后，小园宁静得只有风，在这得天独厚的隐蔽环境里，手抄本得以顺利完成。我们在宿舍的铁线上拴一股绳子吊下来，用夹子夹住书的中间部分，两人一组，头对着头，一人从头抄，另一人从中间往后抄。每到夜深人静出去小解时，看着黑洞洞的窗子，偶有风吹动没关好的窗子发出砰砰声，联想到书中的画面，立即毛发倒竖尖叫着跑回宿舍去。凡有夜出，我们都要4人相约，返回时院里总有尖叫声、笑声、脚步声，直到嘭的一声把恐惧关在门外，一切才恢复平静。”他说：“因为有了《一双绣花鞋》，我枯燥的生活添了不少情趣，每天上班都想着书上的情节，一下班就直奔宿舍去抄书。”

　 时至今日，人们再读《一双绣花鞋》时，不禁会哑然失笑，这本文学价值并不太高的小说竟能风靡一时，不能不说是那个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特殊社会现象。

　 在这次手抄本征集活动中，一些读者还展示了他们手抄的另外一些书籍，如《毒草及有严重错误的影片四百例》等。

　 读书甚多的雷先生说，年轻时，他们传抄最多的还有复旦大学教授蒋和森论红楼梦的系列文章。当年俄罗斯诗人莱蒙托夫的诗歌《杜马》的手抄本，在知青中也流传甚广。但对于《一双绣花鞋》，他并不喜欢，所以不抄也不看。

　 在那个文化贫瘠、饥不择食的年代，也有人和雷先生一样，坚持饥要择食。抄写《鲁迅全集》的邓女士说，当年抄完书后，她便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当做她一生的座右铭；署名老赖的读者在写给《春城晚报》的文章里提到，他见过的手抄本中，最好的版本是《唐诗三百首》。“那是一本用柳体楷书抄在宣纸上的唐诗，而且，显然是凭记忆录下的。那一笔一画、字里行间溢出的正气，绝不是今天任何豪华版唐诗所能比的。”

　 老赖说：“那不是在录书，是在录历史，录民心，录志气。书可以被烧，人可以被杀，但历史烧不尽，人心烧不死，志气烧不灭。抄什么内容不重要，关键是这种抄的精气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