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3月6日电

　 昨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宣读政府工作报告，当谈到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时语气变得十分坚定。他说：“进一步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交给企业、社会组织和中介机构，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而“政府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并适应新形势改进管理方式和方法，提高行政效能和 工作效率。”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白向群感同身受。这位来自内蒙古乌海市的市长说：“总理说得一针见血。现在我们相当一些地方政府恰恰是不该管的死死抓着不放，而该管的又管不好，不好好管。”

　 这样的事例俯拾皆是。在山东代表团，记者听到这样一则故事：一位县体育局长，日常工作全部交给副局长主持。县里专门调拨一辆桑塔纳供他“跑项目”。眼看其他科局纷纷完成了县里下达的招商引资项目，而这位局长至今只完成了任务的40％，急得满嘴起泡，一个月在体育局露不了一次脸。“政府下达招商任务，这在很多地方很普遍。特定时期，政府部门领导，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也算一种尝试。”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监察厅副厅长李利君说，“但这是一种短期行为，作为一种工作机制，这不应该是政府部门的基本职责。”

　 针对这种看法，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研究所所长毛寿龙坦言：“政府应该是一个有限的政府，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精髓。”

　 他说：“有限政府有很多界定。比如市场能够处理的，政府不干预。个人权利范围的事情，政府不干预。政府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没有宪法和法律依据，政府不得作为。”

　 一年前的两会，中国新一届政府拉开了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此举被外电评价为“中国政府革自身的命”。

　 与历次大撤并、大裁员的机构改革有所不同，本届政府机构的调整，亮出了“重在职能调整”的旗帜。

　 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王忠禹称此举意在告别“全能政府”，打造“有限政府”。

　 “比如新组建的商务部，”他说，“虽然从名称上看，管理的范围似乎相当于原来部委加在一起，但这个新部的权力其实比它的任何一个前身都要小。”

　 国家计委的职能曾经是配置资源，而今天，已更名为国家发改委的主要职能是，提高收集处理信息能力，提出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供各类市场主体参考并做出决定，不再直接参与配置资源。

　 王忠禹说，行政部门制定政策，又执行政策，同时还解释政策的局面正在得到改变。

　 不仅中央政府掀起自身“革命”的风暴，许多省市政府也纷纷跟进。其中尤以大幅消减审批权限引人关注。

　 成都市近日开始第6次全面清理市级各机关的行政许可规定，众多不合时宜或“师出无名”的行政权力被废止。截至目前，共取消或调整行政审批事项658项，其中完全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就有513项；清理出关系到生产、经营和服务方面的各种证照363个。

　 沈阳市行政审批事项由2002年6月的1229项减少为目前的239项，成为我国直辖市、副省级市中保留审批事项最少的城市。不仅如此，沈阳市所有审批事项的平均承诺时限从11．9天压缩到7．4天，全部审批事项中即办件所占的比重从7％增加到19％。

　 全国人大代表、沈阳市市长陈政高说：“政府要尽快把能够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的职能交给市场，把政府经营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环境上来。”

　 今年2月15日起，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营业执照上，“经营范围”只有49个字：“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法律、法规未规定审批的，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如果说机构精简、转变职能还只是“有限”的表象，那么，更高层面的“有限”则意味着对垄断社会资源的放弃。2003年中国遭受的SARS袭击，无疑是对政府理念和职能定位更高的考验。

　 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说：“归根到底，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应该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为以人的发展为中心。”

　 他认为，现代政府对经济活动要不干预、少干预，而在公共事业和服务上要下大力。这包括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法律秩序、社会安全、社会福利等方面。如果做不好这些，就不能说是一个有效政府。

　 李立君委员说：“评价政府好坏的一个主要标准，就是公共机构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数量，以及能否建立高效廉洁的政府。”

　 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白城市市长岳清友认为，将于2004年7月1日实施的《行政许可法》，会从多个方面体现“有限政府”、“服务政府”的理念。如它大大缩小了政府审批的事项范围，简化了审批环节，同时也限定了设定许可的主体。这些规定无疑为政府权力的过度膨胀与泛滥提供了必要的制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