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遮蔽的数字

　 现在，很多人已记不得聂清文是谁。但很多人肯定忘不了，2003年一场夺走17条生命的矿难中，他写在安全帽上的遗言：“骨肉亲情难分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邓曙华100元，龚泽民欠我50元，我在信用社给周吉生借1000元，王小文欠我1000元，矿里押金1650元，其他还有工资。”

　 3月1日，聂清文的弟弟在电话的另一头闷声告诉记者：矿上赔偿了3万元，料理完哥哥的后事，已所剩不多。嫂子无力抚养孩子，只好把8岁的侄子送给年迈的爷爷奶奶，自己外出找工作，现在还没着落。

　 据说，聂清文离开这个世界后，他生前所在煤矿所属的湖南省涟源市领导曾流着眼泪向市民们发誓：决不让类似的悲剧重演。

　 涟源市煤炭局局长李志雄告诉记者，去年5月以来，政府已先后筹资6000万元，给207个煤矿配置了两万多套通风、瓦斯监测等安全设备，无一遗漏。乡镇政府发工资，为每个煤矿配备至少两名安全监督员。

　 有统计表明，像聂清文一样，去年，中国至少有13万人死于各类事故，平均每天约有370人，伤残70万人，职业病危害70多万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1500亿元以上。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第一副会长濮洪九介绍，截至去年11月底，全国共发生各类事故883421起。一年因伤亡事故和职业病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原国有重点煤矿2002年销售收入的5％。中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超过世界其他产煤国家煤矿事故死亡的总和。

　 跟GDP增长高达9．1％这样的灿烂数字相比，上面提到的，不能不说是一组阴郁的数字。如何有效地遏制事故频繁发生？两会代表、委员对此深切关注。

　 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陆学艺指出，我们历来主张“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两条腿走路，但现在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矿难频繁，就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集中反映。

　 有分析认为，安全生产状况反映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从世界工业化进程看，发达国家一般经历了事故多发、趋于稳定、根本好转的发展过程。

　 “总体上看，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是安全事故的多发期。”全国人大代表、大庆石油管理局局长曾玉康指出，一方面生产力水平低下，另一方面安全投入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当前我国安全生产保障条件普遍较差，安全事故多发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

　 陆学艺列举了“不协调”的主要表现：相对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滞后，造成人、财、物的巨大损失；经济结构调整了，社会结构没有相应调整，包括人口、就业、城乡、地区、阶层结构等；经济发展了，但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严重滞后；虽然工业化水平已达到中期阶段，但城市化率较低等等。

　 据悉，目前，我国安全生产投入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0．7％，不仅与发达国家的3．5％有较大差距，而且呈现出下降趋势。一些地方在安排生产性新建、扩建、改建项目时，也往往由于投资不足或出于节约开支考虑，对项目中配套的安全设施随意削减。

　 周国勋代表说：“有投入才会有产出，这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但在一些地方，很多企业单纯讲效益，没有人愿意谈安全投入。”

　 新华社报道，中国地质大学工程技术学院院长、国内知名的安全生产课题专家罗云说，有研究成果显示，1元的事前预防能产生3．35元的事后投资。实际上，没有高水平的安全生产投入，不仅不会有高水平的安全生产状况，进而还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

　 安全指标何时入政绩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王显政这段时间忙得不可开交。从去年12月到现在，光是全国性的安全生产会议，就开了三四次。不断接受媒体采访，也几乎成了工作的一部分。因为，安全生产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他透露，1月份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国家首次将安全生产控制指标分解落实到各省区市政府，实行定量控制和考核。

　 有人认为，安全生产事故高发，这是我国在跨越式发展中必须付出的代价。王显政一针见血地指出，特大事故发生的原因，就是一些企业在追求生产指标的同时，安全生产投入严重不足。一些小煤矿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投入甚至为零。

　 经济学专家郑超愚教授指出，通过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我国已经开始告别计划经济时代困扰多年的“速度饥渴”，追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补上社会发展的欠账，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国家进步的标志。

　 他认为，安全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急需将安全指标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标体系中。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市长韩正告诉记者，上海今年已经宣布，将环保投入、研发支出以及城乡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列入政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这应被看作跨越安全底线的社会发展的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