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电影人，发觉他 们很多人说到中国电影时都说到了“死”这个词。而且这些“死”字都是在中国电影“利好”的消息传出之后说出的――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吴克去年年底宣布，“从2003年12月1日起，除国家重大题材、特殊题材及国家资助拍摄的影片及合拍片外，一般影片的拍摄不必向国家广电总局上报剧本，而只需提供一份1000字的剧本提纲。”

　 谈到电影局的这个宣布时，《生死抉择》的编剧贺子壮认为，目前的电影审查条例太宽泛了，不具有可操作性。“如果不实行电影立法，中国电影很快就会被搞死了。”

　 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青年电影”的代言人张献民说：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利好”规定就有点像晚期的癌症病人到医院就诊，大夫不给做手术，却说给你剪剪指甲吧！实际现在这些主流电影已经没有药方了，必死无疑。中国的新电影应该另起炉灶……

　 被业内认为“未来最可能成为大师的”第六代导演张元说：一个审查制度造就一种电影。中国电影是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现在全世界的电影都在拼死抵抗好莱坞电影，我们却还在自我封杀……

　 被称为“主旋律导演”和“平民导演”的陈国星也很悲壮地说，中国电影到了“死而后生”的时候了。

　 最不该说“死”字的就是中国导演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陈国星了，当张元们东躲西藏地拍电影、屡屡被封杀的时候（张元出道后拍了16部电影一半不能在国内公映），陈国星却在国家级的领奖台上频频曝光―――建国50年献礼片《横空出世》囊括政府和学院等18个奖项，传记片《孔繁森》夺得十五六个奖项、反腐电视剧《抉择》轰动一时，众皆效仿，引发了主旋律影视剧向反腐题材挺进，至今不衰。比如其后的电影《生死抉择》、电视剧《黑洞》等，都能见到《抉择》的影子……

　 但是陈国星神情悲切、心绪愤懑。这个时候正是他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灾难大片的《《危情雪夜》好不容易通过审查、被各媒体大肆宣传、与观众见面的“大喜”日子。

　 “写教育得教育部门认可，写工业得工业部门批准，你如何塑造警察，得公安部门同意”

　 《危情雪夜》对陈国星来说是一场伤心事。

　 陈国星是电影界有名的爱思考的人，几年前，北京石景山发生了一场大停电，触发了他的灵感。那次大停电造成了这个特大城市的一场灾难。千家万户沉在黑暗中，地铁和乘客被滞留在黑暗的隧道里。停电甚至殃及到中南海……陈国星想以这个事件表现人在大灾难前的弱小，也想表现人在生死关头所焕发出的爱。

　 一向对陈国星很有信心的紫禁城影业公司对这个构想也很认可，但他们不可能进行大投入。该片600万元的投资对一个灾难片来说太少了，比起国外同级别的灾难片动辄合十几亿人民币的投资，微不足道。

　 “还不够付美国同类片子中一位三流演员的酬金。”

　 陈国星的摄制组只能因陋就简：“开始，我设想用这样低的成本同样能拍出慑人心魄的大场面，但实际操作时却发现举步维艰。比如拍摄营救场景时，需要调动直升机航拍，但由于资金所限，最后只能在摄影棚中布景。”

　 小成本制作的灾难片效果肯定不如大成本的。但一种精神激励着陈国星和剧组。那年，北京遭遇冷冬，为了增强影片的真实性和可看性，许多场景都是在北京北部的大山里拍摄的，其中最苦的一场戏要算是在慕田峪长城拍摄幼儿园师生被困缆车，当时温度达到了零下15摄氏度，加上大风，大小演员们都冻病了，一些孩子眼泪汪汪地缩在寒风中……摄制后期正赶上“非典”，全组人员一天没停，每天一包“板蓝根”，躲在京郊的一家医院里继续拍片，怀着一种战胜灾难的情怀度过了最后的21天。

　 “这是我很怀念的一种氛围。”陈国星对记者说。

　 但当陈国星把这浸透心血的作品拿去送审时，料想不到的责难来了―――以他如此丰富的从业经历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些责难。因为这部片子里几乎没有指责哪一方的过错，全是共同奋斗的激情。殊不知“停电”源于一场事故，有关方面就不高兴了。

　 “这是我们中国电影业遇到的很大一个障碍，写教育得教育部门认可，写工业得工业部门批准，你如何塑造警察，得公安部门同意……这个片子写了电业，当然得通过电业部门的审查。”

　 于是一句句“不许”袭来：不许拍摄发生在北京的事―――于是陈国星只能临时把停电灾难改到了外省，把有首都标识的景物全都改掉重拍。今天我们看到的电影宣传文章和广告都特别小心翼翼地标出，“发生在沿海某城市”的停电……

　 “这不是祸水东移吗！就北京人命金贵？”知情人发问。

　 灾情规模不能显得严重，不许超过多少多少―――陈国星不得不又改初衷，有些镜头重拍，全线地铁大混乱改拍成一两个车厢的略微惊慌……以减弱气势。他苦笑对记者说，“只有在大灾难面前才能见到人类爱的可贵，这样不疼不痒的，我们的构思全被破坏了。”

　 刚拍完，大家情绪高涨，又见记者，又写文章。有关方面突然发令，不许宣传，“捂住”。大家“非典”后完成一部灾难救援片的自豪感一下被泼了冷水。

　 片子通不过，上映一拖再拖。去年6月就对外宣布要公映，到了12月份还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于是许多观众问陈国星，这个电影为什么不能放？“我有苦说不出来，因为有那么多制约，有那么多的‘婆婆’要过目，拖得你没脾气了。”

　 我采访时，2004年春节也过去了，陈国星对这个影片已经完全没有热情了：“本来想在非典结束时，国人修复了信心，在灾难面前体现人文情怀的大气候下播放。结果审查上出了这些问题，耽误了非常好的商业时间，甚至不能说耽误了，而是生与死的问题。电影是否成功，跟放映时机、国民当时的心态有很大关系。这是接受美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规律，也是关系到电影前途和导演个人命运的大问题。

　 “你分析一下上座率很高的美国电影，并不是没有来由的，并不是仅仅追杀、撞车、特技就能行的，这里面有巨大的社会矛盾，特别是对政府的批判意识，也有对上映时机的准确把握。你想，一部写美军在索马里的失败的电影《黑鹰计划》为什么在全世界大获成功？因为它既影射了政府的错误，又表现了美军士兵在灾难中的互救，非常感人，安抚了9．11后的美国观众受伤的心理。正像该片导演斯考特回答记者时所说的：‘本来我打算在2002年3月上映，因为3月适合上一些有深度的影片。但去年圣诞节又不同，去年的圣诞节是美国人自从二战以后最关心战争的圣诞节，阿富汗战争也还在进行，所以这个时候放《黑鹰》应该是个好时机。’记者追问：‘你认为那些在阿富汗打仗的美国士兵的家属们，看了《黑鹰》这种反映美军失败的战争片心里会舒服吗？’斯考特说：‘家属们看了《黑鹰》之后会知道自己的亲人正在前线干什么，他们会感到骄傲。’

　 “一个片子的成功要迎合社会多种心态，表面上看是一个导演拍摄的成功，其实不尽然，当观众需要温暖时，你给他冷酷的是不行的。而我们的电影审查制度打乱了这种社会心理学等诸多的安排。”

　 陈国星新片的新闻发布会办得“很惨”，北京一家报刊题为《国产灾难片＜危情雪夜＞清冷现身》报道说：“从本月（2月）20日起，名为《危情雪夜》的‘都市惊险救援片’将在北京华星等七家豪华影院超前公映。与其他影片上映前宣传的‘大手笔’相比，昨日的新闻发布会现场显得十分冷清。由于多数演员都在外地拍戏，只有影片导演陈国星和男主角扮演者陶泽如出现在记者面前。”

　 看到这篇报道，记者马上打电话追问这事，陈国星情绪低沉地说：“大家都没了心情，都没来。我也很低调。上次新闻发布会（指影片刚拍完的2003年6月）大家很兴奋，都来了。”

　 陈国星后来总结道：从这部电影的遭遇就能剖析整个中国电影。这种审查制度跟整个中国官本位的行政结构有关，你写哪个行业了，他们就会堂而皇之地来审片，他们的领导肯定会对号入座。歌颂他们没事，揭露他们，对不起……因为这关系到他们的乌纱帽，他们不管你是否教化人心，只关心是否影响乌纱帽。

　 我想问那次审查的更细节的东西，比如哪些人来了，在哪个地方举行的？陈国星沉吟起来，我一再追问，他有些为难又有些不耐烦：“说起来话长，现在不是时候……”

　 这时，《危情雪夜》―――他第一次尝试的类型片首映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即已过了所谓的电影发行的“黄金七天”。我问票房怎么样，他说不知道，“我根本没过问。”他已经对他在“非典”中和弟兄们与SARS病毒东躲西藏、奋战了一个冬天和一个春天才拍成的爱片失去了兴趣。

　 “这是一个人的经历，而不是正史，历史本身就是历史，而不应以一部电影为准”

　 电影界都知道，陈国星是爱读书、敢说话的一位思考型的导演，当我开始想找一位能现身说法的导演时，打电话找到著名导演滕文骥，他正为他的片子忙得不可开交，毫不犹豫地说：“你找陈国星！”

　 这时，陈国星被《危情雪夜》弄得焦头烂额，为他的电影《聊聊》的遭遇而伤心，又在筹拍大片《陈云》和《神舟五号》。后两部片子都是有关方面慕名找上门来的。他负气地对我说，“不想拍《神舟五号》了，只是先帮他们筹划吧。这个题材这么重大，不知会有多少麻烦！”但是这个片子里面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美学意境又对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他陷在了麻烦和诱惑交替的矛盾中。

　 自从他从轻喜剧转向重大现实题材的拍摄后，就麻烦不断。

　 “我近年受了两个伤，一个是《危情雪夜》，一个就是《聊聊》。”

　 2001年拍摄的电影《聊聊》给陈国星投下的阴影很深，实际影响了他以后对电影的选择，甚至对电影的信心。

　 “几年前看了巴西的《中央车站》，捷克的《柯里亚》，美国的《心灵访客》等片子，印象颇深。最突出的感受是简单的故事、入情入理的叙述、合理完整的故事表达和关于人类渴望沟通的主题，感人至深……几部影片的成功，也告诉我们，不用商业化操纵、电脑特技支持，也能搞出好电影，感人的电影！

　 “所以我也想做一部小制作的、表达人类共同感情的电影，我选择了一篇小说《伴听》。这是关于“沟通”的故事：一位老将军，经历过朝鲜战争的创伤，时至今日依然生活在历史当中，不能面对今天的现实，显得孤独封闭与人格格不入。身为实业家的儿子雇请了一位女大学生陪他聊天解闷，于是一个世纪初的老人，一个世纪末的新人走到了一起。因阅历和价值观念的不同，两人产生了一系列的碰撞与沟通，彼此走进了对方隐秘的内心世界，关系渐渐变得融洽，最后竟有些难舍难分了，尽管各自重回自己的生活轨道，但却都感到有了某些改变，变得更加热爱生活，珍惜生命了……

　 “老军人的初恋女友妞妞，是志愿军战俘，在战俘营备受折磨，回国后又受到了不公待遇，精神受到摧残，终生没嫁，最后死了。她是在精神上被杀死的。这是老将军一生的痛，也是他以后解不开的孤独症结所在。”

　 问题就在这里，志愿军战俘！太敏感，本子审起来麻烦至极，虽然解放军作家靳大鹰和于劲的关于志愿军战俘的报告文学已发表多年，但这个题材还是如此敏感，电影比起文学来格外受到重视。

　 陈国星本打算请上海著名老演员焦晃和赵薇演男女主角，对方也非常喜欢这种城市艺术片，但都因剧本有了麻烦等因素而失之交臂。赵薇曾在一次活动中说：“有一部片子等了大半年，因为剧本反复修改，所以错开了档期，看来演不成了。”

　 后来《聊聊》票房惨败。业界分析，这里面与演员选择不当有很大关系。当时一家报纸写道：“《聊聊》一片已摄制完成并在中影举行了试片会，结果一亮相便引来一片批评之声……某些业内人士指出，《聊聊》是陈国星继《孔繁森》、《黑眼睛》、《横空出世》以来的‘最差作品’，还不如不拍，听说陈国星还要依靠这部影片闯市场，现在来看恐怕很难在市场上站住脚……主演这部影片的雷恪生和胡可演技平平，真不如当初把焦晃和赵薇请来演。影片刚刚拍竣，便遭到迎面泼来的一盆凉水，看来陈国星这部《聊聊》的前途恐怕是凶多吉少。”

　 实际娱乐界都不知道更深的内幕，就是“因为涉及到了志愿军战俘的遭遇，这个电影受到了上面的责难。”陈国星在无尽的修改中，艺术冲动早已磨没。

　 陈国星欲哭无泪。他是被题材、被不能碰的历史、被强大的、“还不是电影局的问题”的审查方打败了。他不承认他是被观众打败的。

　 “《聊聊》就这样无声无息，叫你死，正是他们希望的。”

　 陈国星怎么也想不通，他特别想跟领导说：“这是一个人的经历，而不是正史，历史本身就是历史，而不应以一部电影为准。”

　 “这种情怀是以巨大的社会和人物之间的矛盾为基础的，只要刻画这种矛盾，影片就有危险”

　 陈国星的《横空出世》被看作是当然的主旋律影片，而且被认为是建国50周年献礼片中的最经典的片子，用陈国星自己的话说，也是最顺的片子。可就这样的片子，在陈国星内心也经历了磨难。

　 陈国星说，影片中最感人的、也是他着意刻画的是几个男人之间的真挚情怀。这种情怀是以巨大的社会和人物之间的矛盾为基础的，只要刻画这种矛盾，影片就有危险。这个巨大阴影盘桓在中国导演心中，甚至没人指责，没人封杀你时，你自己就封杀你自己了。

　 最感动陈国星的一段细节是史实中记载的邓稼先和杨振宁的相见：“两人从高中到大学，再到美国留学，一直是好朋友。后来，邓稼先回国后就再也没有音讯了，他为了中国的这个事业，把自己与‘文明世界’有关的一切全部埋葬。1972年，杨振宁到北京到处找邓稼先，有关部门捱不过去了，只得给邓稼先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安排了一个‘家’。但是，杨振宁一看书柜里的书都带着图书馆的标签，知道这不是邓稼先的真家。最后，在北京机场，为杨振宁送别的时候，邓稼先再也忍不住了，就请示周总理，能不能告诉杨振宁，因为他就问一个问题：中国的核试验、原子弹，是不是靠中国人自己搞的？周总理说：你可以告诉他。在飞机场，邓稼先对杨振宁说：‘我可以告诉你一句真话，我就在做这件事。中国这个原子弹，全是自己制造的。’杨振宁看着‘失去一切，又狂热投入’的幼年伙伴，当时就冲进洗手间大哭。”

　 但邓稼先与杨振宁相见后，组织上却把他关了起来，对其进行停职审查，企图审出“投敌卖国”的行为……

　 这个爱国者的真正悲剧深深激动着陈国星。拍摄时，他抛弃了许多苦干加巧干等俗套的东西，重点渲染了这段戏，认为这种悲剧和矛盾恰恰是这个影片中最有价值的东西。

　 “李幼斌（饰邓稼先）和李雪健两位演员演得好。我特别着意塑造了李雪健饰演的将军，在最危急的时刻，他用头来担保邓稼先，把一个朴实的将军和一个报国心切的知识分子的生死之盟表现得很感人。我们边拍边改，一次次感动，一次次掉泪……我比较喜欢男人戏，这几个男人间的故事体现了历史中的崇高。”

　 但是，当时有一位领导不喜欢这段戏，认为这有损于党的形象。陈国星一直隐隐担心的事发生了。说起来也是，“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高才生为了报效祖国舍弃一切回国，竟然还被自己的政府关了起来。听起来太冷酷，太不合情理了。”于是，这条极重要的线索要不要，成了争论的焦点。

　 陈国星坚持要保留这条线索，这是他拍这部片子被感动的至高点。他忘不了影片即将开拍时，他和李雪健专门被邀请与中央领导共度元宵节，与胡锦涛同志谈到几代人的强国梦，两弹一星的重要，他掉下眼泪……这种感动他一定要表现在片子里。

　 审片时很有戏剧性，原来那位不同意的领导恰好有病不能来，其他审片的领导都高度认可，一位副部长说，“这是解放后表现中共跟知识分子合作，惟一一部成功的大片。”

　 事情并没因此就结束，陈国星还有各种担心。关键时刻，片子拿到中南海，五位常委看后都被感动了，一致高度评价，“江总书记看了片子后，高度肯定，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影片中的陆光达是不是邓稼先，我说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典型，江总书记赞道：片子拍得好，很真实，很感人。‘本质真实’，片子遂得以问世。”

　 这么好的主旋律片子都曾险遇不测，那电影还能拍什么，电影该用什么抓人、感人？这些问题在电影没有立法、许多说法和规则含混不清的中国，确实难倒了一批电影人。

　 “我在拍了《孔繁森》后就特想拍王宝森。这‘两森’的对比，其意义，甚至娱乐性绝对超过那些贺岁片”

　 陈国星由拍片的磨难认识到，“现在这个改变（指电影局所说‘不必向国家广电总局上报剧本，而只需提供一份1000字的剧本提纲’），对现在的中国电影没有多大意义。因为中国电影最大问题是人们想看的东西都是禁区，而少数能拍的东西已经重复了几十年了，这些题材不是不好，而是实在是不新鲜了。”

　 中国人不看自己人拍的电影，这是一个大问题。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说：“中国电影还是一个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这样不可能投入世界电影的大潮中，也不可能与其他国家的商业电影进行竞争。我们的国产片一年80部左右，但观众真正愿自己掏钱去看的不到20部。”

　 “国产电影已经危机到了什么程度？”美籍华人电影导演建国说：“我观察了一下，北京除了最繁华的地方的电影院，都是晚上八九点就死气沉沉、关门大吉了。这可是电影院啊！晚上八九点应该是最卖座的时候。

　 “《天地英雄》首映当天，我在广安门电影院看了一下，非常冷清，只有十几个观众。这可是卖力宣传、花大钱做广告、有姜文和赵薇等大腕领衔、有武打、爱情、传奇的娱乐大片啊！你就可想一般小制作的文艺片了。经常传出某片只卖了一两个拷贝的消息。现在在中国做电影，99％都赔钱，看着做电视剧的‘只有’70％赔钱，都羡慕得要死。”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陈国星这个电影界的“雅公子”愤愤而干脆地说：我们想拍的都是禁区，群众想看的都不能拍。

　 “我们不能拍的东西太多了！最要命的这些不能拍的从电影角度讲都是最吸引人的。比如我们最关心的中国近现代史。比如文革中我党犯下的错误―――中共正面的成就，人们包括我都拍了太多。我在拍了《孔繁森》后就特想拍王宝森。这‘两森’的对比，其意义，甚至娱乐性绝对超过那些贺岁片。

　 “我还有一个理想，拍《江青》。那天我读关于海瑞的书时，突然又想到了她，这个题材我相信有巨大的票房价值，而且有国际意义。

　 “在中国，好莱坞大片最终不是上座率最高的片子，最高上座率肯定是自己的题材。”

　 “你能感到人民群众要求看到生活本来是什么样，而不是应该什么样”

　 题材被限制了，思考也不能任意。采访中，几位电影人为他们不能思考而苦恼：我们现在是拒绝深刻，不让思考。矛头不能指向县以上，不能指向警察、军队什么的，限制太多了。就冲这一点，我们谈何跟好莱坞竞争？比如同样拍战争片，我们敢像《黑鹰计划》那样难以界定本国军队是维和还是侵略吗？敢像《兄弟连》那样拍自己军中有虐杀狂，也有拒绝开枪的人性主义者吗？拍军人都是板砖一个样有什么看头？正像建国说的，“不敢怀疑政治家，如何拍出政治片的深度？”就是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和人性的矛盾之中，好莱坞才制作了出色的电影，于是只好眼睁睁让他们占领90％的世界市场，剩下的10％还是法国、意大利、日本、印度、俄罗斯等电影大国与中国分抢，中国电影还有什么戏？（张元语）

　 “我们电影导演都知道，你拍商业片可以，你一旦严肃起来就不行，你一用严肃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就是找事。你拍什么娱乐喜剧都没事，怎么吃喝嫖赌都行，因为领导不关心。跟他们乌纱帽没关系的东西他们不会关心的。一个片子只要领导一关注就不行了。”

　 陈国星举了朋友的例子：“滕文骥的《致命一击》实际是警察电影，原打算写政府中的一些人与警察中的黑势力勾结，但有关方面说不能往这里深挖，只好往歹徒方面去写，结果又弄成了一般的警匪片。可是玩追杀、弄特技，咱们怎么能干过好莱坞？演了一下，票房很惨。”某家娱乐网站载文说：“好莱坞垄断了动作片市场……曾经有勇者在这方面做过尝试，却血本无归。像滕文骥策划导演的动作片《致命一击》，投资3000万（有说1500万）拍摄了汽车连环相撞、直升机盘旋等大场面镜头，结果受到市场的‘致命一击’，3000万元投资石沉大海。”

　 现实主义，深入生活，了解群众疾苦，曾是我们最提倡的―――虽然四五十年来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但现在连提的勇气都没有了。做为巨大的反差，“你能感到人民群众多么需要真理的出现，他们要求看到生活本来是什么样，而不是应该是什么样。”

　 这么多年来，“引导”总是最顺口的口号，文艺人也总自认为比群众高明，比生活高明，“要引导他们”：“由于近现代中华民族美学趣味和教育程度降低，引导群众是必不可少的。但用什么引导？”陈国星说：“应该用宣传片、用新闻，而不是用电影。电影是娱乐，电影变成了导向部门就是死，电影应该还原归位，就是娱乐。导向是新闻的事情。”

　 所有电影人至今迷惑不解的事情是：电视的环境比电影宽松。老少咸宜、进入家庭、影响人以亿计的电视，可以玩得更猛一些，比起电影什么都可以上。而奄奄一息、平均观众难有十几万的中国电影却受到了严厉得多的监督。

　 “这是三四十年前意识形态的‘余毒’，那时还不知电视剧为何物”；“中国的情况是电视一年几万部集他们审不了，于是抓住一年只有几十部的电影猛审……”众多电影人各自破解这个谜。

　 “按世界上正常的规律，新闻（包括电视）播放出来的应该是真的，电影（娱乐）应该是假的，现在群众反而说，中国的新闻是假的，电影反而当真。”被当真了却最作假，陈国星开玩笑：“所以大家都说，美国的坏人都在银幕上，好人都在生活中，而中国电影是好人都在银幕上，而生活中的坏人比比皆是―――中国新闻到底进步了，反映了生活中的真相。”

　 电影电视应该一个审查尺度。众多电影人呼吁一个底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电影的怪现象？“我看还是文革思维。”陈国星归结道：“电影和小说能够反党，能够一言九鼎，危害江山？怎么会有这种思维呢？电影根本没有这么伟大。姜文早就在一次电影会上说，电影又不能安邦又不能治国，干吗这么关注？”

　 陈国星认为在这种阴影笼罩下，导演就在无形中会顺着领导的思维。领导要什么拍什么，地方想的是中央要什么我拍什么，都是人民群众不看的东西。

　 “我实际做的是政绩工程，你拍出来得到领导的首肯就行了，不需要票房来证明，实际影片什么人来演，拍不拍这个大场面，什么时候来放，都蕴涵着商业因素，每一步都要有想法。而献礼片就是一个单一的因素，你拍出来就行了，是领导的政绩。票房不好你倒霉。”

　 导演们都开始小心翼翼而又最终难以抑制地说出心里的话，我觉得与赵丹临死前对党吐的肺腑之言很相似，“党啊，不要管文艺太多！”巴金在《赵丹同志》中写道：“赵丹毕竟是赵丹，他没有默默地死去。在他逝世前两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在病床上写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他讲得多么坦率，多么简单明了。这正是我所认识的赵丹，只有他才会讲这样的话：我就要离开人世，不怕任何的迫害了。因此他把多年来积在心上的意见倾吐了出来。”

　 “国产电影只能先死而后生。”陈国星表达了大多数一线的、艺术创作力最旺盛的中国电影人的感受：

　 “为什么那么多人伤心地离开电影，去拍电视剧，去赚大钱，可又频频回首，不忘旧情？拍电影吃力又不赚钱，但大家爱她，她是自己最终的梦想―――她比电视、文学甚至交响乐和歌剧都更能代表一个国家的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