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农历甲申年。60年一个轮回，上一次甲申年是1944年。在那一年初始，郭沫若写了一篇文章，名《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在当时抗战大后方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分四次全文连载，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也看到了这篇文章。同年4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就向与会者热情推荐了 这篇文章。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又从延安给远在重庆的郭沫若写信，称赞他的文章。毛泽东讲：“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此时，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经过浴血奋战，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夜。

　 《甲申三百年祭》这篇史论文章为什么会引起人们的重视？关键在于这篇文章总结了历史经验，对现实起到了借鉴作用。郭沫若在开篇时就指出：“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1644年，正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一年。由于明王朝的腐败，导致明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由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战，终于在1644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这一年（甲申年）农历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大顺政权。然后，挥师北京，三月十五日占领居庸关，十七日兵临北京城下。据史书记载，这一天天气骤然发生变化，出现狂风大雨，而攻城的将士却个个精神抖擞，异常勇猛。远远望去，身穿黄色衣甲的攻城将士，如同一片片黄云，遮天蔽日，场面十分壮观。而在皇宫内的崇祯皇帝却如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最后吊死在今日的景山公园内。

　 起义军率先攻克广宁门（广安门），然后占领各城门。十九日清晨，大雨过后的北京上空晴朗，李自成身穿箭衣，头戴笠帽，骑乌驳马，从德胜门进入北京城，受到老百姓夹道欢迎。然而，仅仅过了一个多月，李自成不得不退出北京城，后战死在九宫山，大顺军土崩瓦解。

　 李自成进北京后，由众人簇拥进驻皇宫，尽管他本人依然保持朴素的作风，但他的文臣武将绝大多数人却认为，革命成功了，可以享受了。于是丞相牛金星忙着招揽门生，准备登基；将军刘宗敏忙着拷打赃官，追赃助饷，对陈兵山海关外的清军掉以轻心，对拥兵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不屑一顾，反而在京城闹出拷打吴三桂之父，强占吴三桂之妾陈圆圆的事情，结果山海关一战，大顺军失败，被迫退出北京城，留下千古遗恨。

　 历史的教训对后人应有启示。在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夕，毛泽东根据这一历史教训，及时给全党敲了警钟。他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由此，毛泽东向全党同志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在向北平的行进中，更明确指出，我们这是进京“赶考”，我们这次进北平决不是李自成进北京，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甲申年的启示是深远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候，仍有现实意义。党的十六大召开后，以胡锦涛为首的新一届党中央集体首先来到了西柏坡，重温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要求。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设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物质产品出现了极大的丰富，同时，党内的享乐主义、金钱崇拜、贪污腐化也多了起来，不断出现利益集团式的腐败现象和高官腐化堕落现象，例如胡长清、成克杰、王怀忠、程维高等，都是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他们的腐化堕落给我们党的事业造成极大危害。

　 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并不只是歌舞升平，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仍然面临着如何执政为民的历史考验。当我们重温《甲申三百年祭》时，认真记取历史教训，始终保持共产党人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紧紧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大局，从制度上堵塞漏洞，遏制腐败行为，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