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作家违背艺术创 作规律，广东取消作家终身制”。此消息出来，文坛并没有引起震动。因为关于中国作家以何等身份生存写作的问题，近年讨论甚至试改不断，大家已见“怪”不“怪”了。但广东这次改革看起来很彻底，各省文联作协有跟进的趋势，因此这一消息还是很快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在一片叫好声中，有人指出，这看起来是一个小问题，实际是关系到中国整个精神产品生产的大问题，应该好好讨论。更有人直截了当地唱反调：中国国情特殊，必须有专业作家，“老九不能走”。

　 新锐写手毫不在意，边缘作家心态复杂

　 此波讨论源自广东文学院不久前公布的《第二届合同签约制改革的方案》。这个改革方案被认为“标志着专业作家体制在广东首先终结”。有文章说，这次改革，“对原来一直被作协养着、吃老本的作家触动最大，写不出来就得下岗。”

　 对专业作家制持否定态度的人，从艺术规律和市场规律两方面论证了取消“养作家”的合理性：“把作家养起来的方式违背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容易使某些专业作家不注重作品的质量。不仅如此，‘专业作家’的体制使得一些作家不出作品照样领取工资，照样享受作协的各种福利待遇。上海出版人叶觉林称，上海作协有70％的会员已经5年没有作品了。其实，当不当专业作家，应该是作家自己的私事……作家的创作是否经受得起市场的考验，是衡量一个作家能否独立生存的标准。古今中外的著名作家，没有哪个人是靠吃财政补贴成名的。”

　 取消专业作家的好处似乎多多，“对作家而言，不会因为逐月领取作协的工资和补贴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进而使创作更符合于自己的个性，使个人的灵气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对作协而言，可以节约一大笔开支，用这些钱重奖优秀作品，以此健全作家队伍的激励机制。因此，不论从哪方面说，终结‘专业作家’体制，都是真正的‘双赢’。”

　 毫无疑问，这个方案受到暂时无缘作协“恩惠”的作家们的叫好。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前几年曾经受聘于广东文学院的作家说：“这种改革能够使更多的作家得到资助。如果在‘旧体制’下，有些人是不可能得到资助的，而在改革情况下，他们有希望得到资助，虽然条件也可能很苛刻，虽然资助可能很暂时，但毕竟有了希望。”

　 一些在市场上如鱼得水的年轻作家，对“专业作家制度”这个“给作家优惠”的体制更不感兴趣。

　 专为韩寒等新锐年轻作家做责编、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某大出版社编辑对记者说：“他们是那么自由，他们对这个专业作家什么的完全没有兴趣，你不要采访他们了。韩寒正在赛车，在赛车场，他可能无暇回答你。就这个问题采访他们，他们不屑回答，会使你碰壁。”

　 中国作协必须稳定专业作家队伍

　 中国作协近年经受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在整个文学效应远不如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的时候，他们仍在坚守。这和南方一些省份文坛倏忽即变的状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对于广东文学院改革所带来的效应，中国作协办公厅秘书处处长阎晶明对记者说：“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似乎更合乎实际。对新作家，作协不可能全部收编，对他们自有合同制、聘任制，以及报选题、看潜力等新的合作办法；而对老的专业作家队伍，我们仍应珍视。应该承认他们在新时期文学实践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创作的中坚力量，各省的最佳创作实绩也大多是他们做出来的。如果没有了他们，很难想像中国文坛会是什么样。

　 阎晶明的意思是，中国作协鼓励各地作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改革，“各省有各省的高招，难以互相攀比。广东文学院前几年对全国招聘，现在又出新着儿，两年一改，不断摸索，形成了不同于全国，特别是北方大部分地区的风格。”而专业作家是中国文坛的主力军，中国作协很看重这支队伍，不可能轻易自毁家门。中国作协一位领导说，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不会放弃专业作家这支中坚力量。作协的改革不像其他行业的改革那样，能够互相模仿参照，这毕竟是一个精神领域的改革。作协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善待和稳定这支队伍，鼓励他们出好作品，向世界文学的高峰冲击。

　 “专业制使我对文学更有一种责任”

　 在对专业作家制的一片说“不”声中，惟北京作协“逆流”而上，反而于去年年底增加专业作家名额，把原来合同制作家的曾哲、徐坤等人转为专业作家，“养”了起来。

　 曾哲过去一直被称为“漂泊作家”，现在他完全“定居”下来。对什么样的“制度”能出好作品，他根据自身体会提出了跟广东文学院不太一样的观点：

　 “在当合同制作家时，总有一种忧虑，总要考虑每年的任务如何完成，可能更多地写一些能够更快发表的中短篇。现在同样有一种压力，但不一样，现在能够更深刻地思想，更深刻地准备。专业作家制给我心中注入了一种相对稳定的东西。比如我有一个15年的创作计划，甚至可以说是生命计划―――我这十几年一直在民族地区漂泊，在20多个民族中生活过，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一直发表着作品，但那都不是我心里一直惦记的作品，我最终想通过写一个民族，可能是第57个民族（不曾有过的、心目中的民族）把我心中的积淀，一种很抽象又很普遍的人类心理―――漂泊意识表达出来。这种漂泊意识在少数民族中特别明显，那是他们的生命状态。而短期的合同制很难使我完成这种生命的喷发。”

　 曾哲多次表示，他很感谢北京作协，是他们提供了这些条件―――不仅仅是物质，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安抚，使他内心能够和谐，而作家恰恰需要这些精神上的东西。这使他们更加对文学有了一种责任。

　 又讲主旋律又不养人家，谁给你干

　 鲁迅文学院教授、著名文艺评论家何振邦对记者快人快语：“广东这个地方向来敢为天下先，曾经有一年炒出30部长篇，我翻了翻，没有一部可看的，我认为都是精神垃圾……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完全把作家推向市场，实际是扼杀中国文学。我们老拿国外说事儿，说什么美国、加拿大的作家是都兼职，创作上可长可短，生意忙了少写，闲了多写……但中国能够效仿吗？中国的商业环境如此之差，以致中国作家几乎没有经商成功的。他们能不能仅靠稿费生活呢？我算过一笔账，这20年来，物价涨了十倍，而稿费只升了两倍。作家如果依靠稿费，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且在这种条件下，你还要他们去搞主旋律，还有许多方面的限制。总之又规定讲主旋律，又不养人家，谁给你干，谁能干？“而且在纯市场条件下，作家心态有问题，写了一万字就赶紧发，赶紧炒，这是出不了精品的。精品是需要打磨的。

　 “根据目前文艺现状来看，断然取消专业作家制，是不利于创作的发展和实践的。现在可以折中一下，在已经专业的基础上搞一些刺激的方法，比如奖勤罚懒。而合同制适用于文艺新人，专业制适合那些经过实践证明其实力的中老年作家。所以我认为应该把两种制度的优长结合起来。”

　 各地作协不能“上当”。何振邦说，实际现在广东的专业作家都已转岗，有的当个一官半职，有的干了别的，取消专业作家对他们没有影响。所以各地如果贸然去学，使专业作家处于一个艰难的位置，可能效果并不一定好。

　 何振邦强调：在作家管理上要实事求是地多样化，要求真务实，千万不要搞花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