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跟传染病斗争的历史里边我们得到一些什么启示呢?我想可以得到这样三个方面的启示:第一个启示,传染病将是长期存在的,一定要有这个思想准备。第二个启示,现代科学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与传染病斗争的力量对比。第三个启示,传染病的发生看起来是个疾病问题、是个医学问题、是个生物
学的问题,但是追踪起来看,跟社会原因是有密切联系的。
如果回顾历史,由传染病给人类带来的创伤,比起战争的总和还要大。首先从历史上看,最严重的一些瘟疫发生在古希腊的时候,在雅典发生瘟疫;然后是6世纪的时候,东罗马拜占庭发生鼠疫;接下来是12、13世纪的时候,欧洲又兴起麻风病;到了14世纪的时候,欧洲发生了一次非常大的鼠疫,也称为黑死病,当时整个欧洲流行鼠疫,死亡了2000万人,造成非常恐怖的一种景象。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我们国家也发生过大的流感,1957年有一次非常大的流感流行,到了1968年又有一次,到1998年又有一次,都是一种全世界范围的流行。
从人跟传染病斗争的历史中,我们能够得到一些什么启示呢?我想可以得到这样三个方面的启示。
首先,当我们从历史出发,当我们深入到哲学的层面来看,就会发现,人类跟传染病的较量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因为我们人类和微生物和其他的生物都是在这个自然界共存的,它们之间是一个相生相克的、互相制约的关系。就拿微生物这个病原体来说吧,它必须要在它的宿主里边才能存活,因此它必然去侵袭这个动物或者人类,那么它如果足够强大的话,它就使这个宿主病体统统得病,甚至这个种就被消灭掉了。或者它不够强大,而它所寄生的生物体过于强大,就把它消灭掉。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互相斗争的过程,所以存在着一个平衡的状态。也就是说,微生物它可以侵害一部分的人体,但是人体又产生对抗它的免疫能力,因此发生一个相持阶段。那么在自然界,这个病毒可能寄生在某一部分的生物体里边,但是它又不侵袭另外的一些人体,当所有这些生态改变的时候,必然要产生新的疾病,所以说传染病将长期存在,这是一个符合自然辩证法的实际情况。
尽管我们说由于疫苗的产生,特效药的产生和我们对病原体的认识,传染病大大地减少了。但是实际上在近30年,又产生了30多种新的传染病。下面我们来举些例子:比如1977年的时候发现了埃博拉病毒,是在非洲发现的,非常可怕,被这个病毒侵袭的病人高烧、浑身肌肉疼痛,疼痛得简直不可忍受,最后他的心脏、肝脏都会变成半液体状,全身出血,痛苦不堪,它现在还不断地在非洲流行,甚至传到了英国。1977年同时又发现了嗜肺军团菌,在部队里边很多人得肺炎,后来发现了这种新的细菌,它属于一种衣原体。1977年还发现了一种病毒,叫做汉滩病毒,就是我们现在叫流行性出血热,这个在我们西北地区还有,通过灰腺鼠来传染的,也是非常严重的,病人最后因肾功能衰竭死掉。当然,HIV造成的艾滋病,现在大家都很熟悉了。现在发现的疯牛病,就是牛得的病也可以传染给人,曾经恐怖一时,但是由于及时防范,包括英国都是把成千上万头牛给杀死,所以患者其实才五十几个人。还有2003年发现的冠状病毒……应该说尽管我们有了现在的方法,传染病不再像以前那样引起人的大量死亡,但是病毒产生的速度比以前更快了,这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所造成的。
其次,现代科学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与传染病斗争的力量对比。如果说中世纪发生黑死病的时候,人们束手无策,那时用得最多的一个方法就是隔离。而随着20世纪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使得人类在跟传染病较量的过程当中,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就是说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才可能消灭天花,我们才可能使我们国家到2001年全年只有3700个人死于传染病,我们才能那么及时地把非典控制下来。可见由于现代医学,特别是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我们跟传染病的斗争是非常有把握的。所以,现代科学从根本上改变了斗争力量的对比,我们应该满怀信心,人类可以战胜任何传染病。
第三,传染病发生的社会因素是至关重要的。传染病的发生看起来是个疾病问题,是个医学问题,是个生物学的问题,但是追踪起来看呢?跟社会原因是有密切联系的。比如鼠疫、霍乱,我们去翻剑桥医学史,它里面都有map,一张地图,表明那次怎么从亚洲到欧洲,这次是怎么从欧洲到亚洲,往往流传几年,十几年,它都可以追踪出来。我们现在处在全球化时代,可以说人类交通的空间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各种信息在全球范围畅通无阻地流动,这跟过去比有着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全球化对传染病的影响当然也是非常大的。
相关链接:韩启德,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九三学社主席,长期从事心血管基础研究。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2篇。主编《血管生物学》、《心血管药理学进程》等书籍。
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供稿(首播12:40重播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