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日，陕西省西安市一位名叫刘亮的年轻人幸运地抽中大奖―――一辆宝马车和12万元现金。然而，第二天，刘亮被西安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告知，他交来的彩票是假票，表示将暂缓为其兑奖。气愤不已的刘亮坚持说那张假彩票并不是他原来的彩票，并怀疑彩票在体彩中心保管一夜后被人掉了包，体彩中心否认了刘亮的说 法，但是却无法拿出证据来证明假彩票正是刘亮所持兑奖的彩票。

　 目前，西安市新城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正在进行案前调查，新城区法院也已经受理了刘亮要求体彩中心兑奖的起诉，并定于5月19日开庭审理此案。

　 一直关注彩票立法的上海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代表彭镇秋在电话中告诉笔者，虽然“宝马彩票案”的真相有待于司法机关来认定，但该案及今年2月份发生的福彩“双色球事件”，都突出地反映了我国彩票发行缺乏有效监管，急需一部《彩票法》来规范目前混乱的彩票市场。

　 据有关资料显示，自1987年我国开始发行福利彩票，1994年发行体育彩票。迄今为止，通过发行彩票累计筹集社会公益金已达到572．5亿元。“与彩票业的巨大收益相比，彩票业的立法问题显得格外突出。”彭镇秋说。

　 据了解，从2001到2004年的两会上，每年都有人大代表提出制定有关彩票法的议案。去年呼声很高的《彩票管理条例》也至今没有出台。

　 彩票立法为何如此“难产”？“我国部门彩票的特殊性质，使得部门利益的协调成为当前彩票立法的主要阻力。”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所长沈明明说。

　 沈明明介绍，目前，我国彩票的发行方式是由国务院批准，财政部监管，民政部和体育总局为指定的具体发行部门。所以我国的彩票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部门彩票，而不是国家彩票。2000年，彩票监管由中国人民银行转移到财政部，但是，由于财政部和民政部及国家体育总局在行政级别上属于平级，因而造成“行政部门监管行政部门”的奇怪现象。行政部门卷入彩票的发行销售，其中的利害关系和利益冲突必然复杂，因此，能否协调和理顺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关系，是彩票法能否顺利出台的原因之一。

　 “当然，并不是说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就会杜绝彩票业中的造假现象。但有法可依，就会做到责任明确。”沈明明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