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生活在古希
腊时代。”文明学学者北野总是沉浸在他心驰神往的古希腊的思想中，用那一套指导他的社会实践。
中国现在有一些学者在努力克服“文人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弱点，参加社会实践，试图“改良”社会。北野是其中之一。
“我写完了《中国文明论》、《人道的两极》、《道性与时间简史的对话》后就不想写了，三本书分别研究人类文明的问题、人类的仇恨问题和人类思维的问题，理论研究到头了，剩下的就是参加社会实践。”
他的实践之地就是他生活的小区，北京东面一个有名的中高档社区“银枫家园”。
银枫家园的有名既因为当初开发商大做广告，吸引了许多文艺界和商界名人，也因为在入住的几年中业主不断跟开发商和物业闹出纠纷，以至到市里请愿、静坐、找新闻媒体的，不亦乐乎。
北野最喜欢的一个词是“正义”，他尽量通俗地把他的正义理论讲给“银枫家园”的五百多户居民。他在给居民的一封信中写道：“真正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文明社会，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在我看来，与其说是物质的，不如说是精神的，是人心的……”
他似乎有了点成功的影子，去年年底，他被居民选为银枫家园业主委员会主任。
“一个人的道德水准与他有多少钱，受过什么教育，是否留过洋没有任何关系！”
银枫家园2001年开始入住，北野把他那套复式住宅装修得很雅致。他善结交，使这里很快成了一个社交中心。
不久他就高兴不起来了：
“你看，充满了私搭乱建，侵占公摊面积的事，把公共楼道当自己家的储物间，什么破烂都往楼道放，把物业的工作人员当他们家的‘保姆’，随意打骂、呵斥等等……
“隔壁银湖别墅（与银枫家园是一个开发商）有北京最贵的别墅，价值在千万左右，住了中国最红的艺人，结果这些人来了之后，在如画般的别墅里大兴土木，私搭乱建，把个好好的别墅区弄成了新的大杂院，绿地也占了，六七百平方米还不够住，又搭起小棚子。自己家四周种上树，一围，全不管这个别墅区看着如何，更不知道这是在自己毁自己！这些人随便找理由就不交物业费，其中有一对中国很红的影视夫妇，说什么围栏为什么是铁做的而不是别的做的等，就不交物业费了。小小的物业公司拿他们没什么办法，于是他们津津乐道在圈里圈外当笑话讲。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也难怪他们的东西总是油腔滑调的档次，占了便宜了，能不咧嘴笑？我现在在电视上一看到他们就赶快把台换了。”
北野把这些人比为“穷人乍富”。突然富了，但精神还停留在筒子楼、大杂院里，不知怎么过高档生活。
北野的朋友、作家黑马评道：“因为他们是穷人出身，没继承穷人的优点，却只继承了穷人的劣根并发扬光大。他们既不代表穷人，也不代表富人，是穷富结合的怪胎。必须矫正他们的行为。”
北野带着我巡查银枫家园和周边别墅的一些“乱像”，比如私搭乱建，破坏环境什么的。
“其实，中国在很多方面都不比外国差，在房屋的硬件方面也比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强。但就是人不行！好好的地方，让有些国人一住，完了！我身为银枫家园的业主委员会主任，困惑无比！一个人的道德水准与他有多少钱，受过什么教育，是否留过洋没有任何关系！今天的问题是，越是有钱的人，名人，受过西洋教育的极少数人越缺德，越不懂道理。
“今天很多中国人的物质生活远比西方中产阶级的物质生活好，我们的高楼大厦比西方多多了，我们的彩电、冰箱和汽车的拥有量也马上要成为世界第一，但为什么我们不快乐？原因是我们这儿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不如人家。我们的天空比他们的灰，我们陌生人之间的帮助和笑脸比他们少，我们之间的不信任比他们多……”
他看着我强调：“不要以为有车有房就是好生活！
“如果生存环境糟糕，你的汽车洋房有什么用―――现在在城里开车早已不是享受了，不遵守交通道德的人乱别乱挤，加塞争道，每一次开车都是一次受气的经历。俗话说，能在中国开车，那在世界任何地方开车都如天堂；同样，即使你住在一个一千万元的别墅，如果你的邻居纵狗乱叫，乱扔垃圾，你管一下就结了仇梁，那你还不如没有这个别墅，没有别墅还有希望，所谓富而没希望，还不如穷而有希望。富而没有希望，生活就到头了。
“物质享受本身是很狭窄的，你有再多的钱也只能享受一床之地和一天三餐，但就是这狭窄的享受也赖于别人的有道德。这是当下许多中国有钱人不懂的。”
北野把这些道理写成文章，通过社区网，告示栏发出去。那时他还不是主任，但小区里都知道有一个北作家，爱讲大道理。
银枫家园的大部分居民们都是本分的白领和专业工作者。他们只是不习惯新生活。北野贴在墙上的《理想国》一文说：“千百年来，人类一直想建立一个‘理想国’，一个自由、平等、博爱，人人安居乐业的国家。其实，这个‘国家’已经来到了我们身边，比如我们这个新型小区里谁不平等，谁不自由？缺的就是一点博爱精神……”
“中国人富得太快，精神还留在筒子楼、大杂院”
北野的《中国文明论》被许多专家认可，认为填补了学术上的空白。去年他在国际扶轮社北京分社（成员全是外国学者、驻京高级记者以及外国大公司驻华负责人）用英语讲了三个小时的中国文明史，大受欢迎，一个星期后又被邀加讲一次。
北野最可贵的性格是他坚信自己的主张，并且不犹豫，不怯懦地身体力行。不管是在他不要一分报酬地帮助东村和宋庄的前卫画家的行动中（他一直想把体制外的文化人、学者、画家结成一个大的互相帮助的公民团体），还是在与温铁军等学者交流农村基层民主的前途时，他都坚定地但又不露声色地灌输他的古希腊民主理想。
他每每相信正义和公正能像感动他一样感化他人，于是他行动，但结果往往是悲剧。
在这外表很欧式、内里很现代的楼里，有一家在楼道里焊了一扇只有筒子楼才能见到的丑陋的大铁门，把楼道占了一半，公共的窗户也给挡住了，邻居们敢怒不敢言，悄悄反映到当时业主组成的“管委会”。但管委会只对发动大家与开发商斗感兴趣，对这种事不感冒。物业公司也阻止不了。当时布衣一个的北野实在看不过了，就写了一封很有礼貌的劝诫信给焊铁门的送去。主人不在家，就贴在那大铁门上：
“尊敬的邻居：我知道给您们写这封信纯粹是‘多管闲事’，但出于对您们的尊敬和爱，出于对银枫家园的爱，我还是决定给您们写这封信。
“当邻居让我看到您们装的这个大铁门时，我的确非常吃惊！您们就是我的亲兄弟姐妹，我也要对您们说这样干有多么不应该！别的大道理不说，这个大铁门就像筒子楼里的杰作，您们这不是在自己毁自己的家园吗？如果每个家庭都这么干，一夜之间我们美丽的银枫家园就会变成一个新的大杂院，就会毁在我们手里！请您们千万意识到，您们的行为不仅仅让您的邻居不高兴，而且让小区所有的人都不高兴！您就甘愿冒打官司失败的危险，甘愿冒让邻居、让小区所有的人对您另眼相看的危险，就为了非法侵占门口这几平方米？
“我非常诚恳地请求您们做一个明智的决定，尽快主动把铁门拆掉，恢复原样，向邻居道歉，千万别与所有人为敌，让所有人不高兴。就为了图一时痛快，值得吗？我盼望您们作出明智的决定，盼望我们成为好邻居，好朋友！
“您们的邻居北野×××房号”
这封信没有感动大铁门的主人，反而开罪于他。他们夫妇跑去跟物业公司的人说，“告诉北野，不要挨了打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般人认为，干这种事的不是流氓就是没受过教育的街井壮汉，北野说，最可怕的是，在他们那里做这种事的大都是所谓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这对焊铁门的，就是从国外回来的、戴着眼镜的律师。可内里怎一个“土”字了得。
“生活在这个小区里的人还没形成普遍的正义氛围，不想管也不敢管，所以有破坏小区习惯的人很猖狂。”但北野要管，他生怕出了一个大铁门，就会出第二个第三个，这样下去，这个“高尚小区”就又会跟他过去住的红庙的居民楼一样了。
“我查了《物业管理条例》，上面有规定，这种事发生后可以向有关部门反映汇报。这个有关部门是谁呢？我调查后才知道，是城管大队。我去了城管，他们说楼内的事他们不管。”
物业公司没有执法权，业主委员会也没有执法权，城管大队又不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法律上的空白。真叫北野犯难了。
在西方数国留过学的黑马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对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买了一个大宅子，一时奇想，像中国农村有钱人一样把草地全刨了弄成水泥盖地，按说自己院子里的事谁也管不着，但邻居一个电话打去，警察马上就来了，结果这对留学生只得把水泥掀了，重植草木。
西方有时真宽松，有时管得紧要。我们则该管的地方睁眼闭眼，不该管的地方管得真严！北野感叹：
“中国人富得太快，精神还留在筒子楼、大杂院，还认为自己家就是家门里那点地，没意识到20％的公摊面积是他花钱买的，不知道从家门到公共庭院，一路鲜花，一路洁净才是真上档次。你告诉他们这个道理还要挨打。”
大铁门离北野家远着呢，但他平白无故得罪了一家人，更令人沮丧是，两年了，那大铁门还示威一样结结实实立在那，谁也撼动不了。
“当一个人这样做你不制止他时，许多人就会去模仿”
这几年北野最大的感受是，中国人几千年穷日子过惯了，受苦、受压迫时的忍耐力全世界第一。比如60年代挨饿，比如“文革”被折腾，基本没有人反抗，说不满的话，但一旦过好日子，就不知怎么过了。对权势和黑恶势力仍然不敢吭一声，但某一方面又膨胀得可以。
北野认为，人性须有两个东西约束，一个是道德，一个是法律。在一个新型小区，物质的进步就可能刺激出新的矛盾，当法律道德都无法约束时，那完完全全可能是负面的东西，成为埋葬我们的坟墓。
一方面是危险，一方面是希望，北野在发现危险的时候又发现：新型小区又是中国最民主的地方，是最有可能进行文明突破的地方。
“比如，温家宝总理前不久亲自签署的《物业管理条例》，完全是按照先进文化的思想设计的，把立约权给了广大业主，把行政权给了物业公司，广大业主付物业费，相当于纳税人给政府钱，物业干得不好，大家可以炒物业。司法权在政府的职能部门手中。理论上说这就是‘三权分立’。在中国是革命性的文件，我把它与美国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等同。事实上不要费太大的劲，只要政府的执法部门依法办事，严格执法，小区就会一片井然。实际中国未来就是由这种小区组成，它们将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细胞。细胞都健康，中国社会就会自然地好转，自然地文明、强盛起来！现在的问题是执法有问题，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人心不古。”
人心是个大问题。经过几年的民主实践，北野真切体会到：中国的民主、自由，必须有理性和道德做基础，没有理性和道德的民主和自由，只能是魔鬼的民主和自由。
银枫家园有一个住户与开发商有矛盾，谈不拢，就用车横堵在小区的路上，结果导致整个小区大堵车。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这事发生后，物业公司没有执法权，把警察叫来了，警察不管，说是小区里的事，管不了。
一切关乎人心。这个业主如果真有冤屈，可以越级找上级申诉，可以找新闻单位，可以找……如果真的什么都不管用，让他三尺又何妨？出此恶招，要损害多少其他业主的利益？这就等于拿500个家庭为自己一点小事垫背。这是什么观念？与“宁愿我负人人，不可人人负我”的恶人想法有何差异？
最可怕的是，法律无奈，众怒无奈，其他人也会群起效仿。每个人拿自己的一点私事以500住户垫背，这样的小区将会是什么样的小区？所以有学者说，在当下中国，最急需的不是民主，不是科学，不是创造，而是一点点容忍和爱。
新富没有遵守公民准则的习惯，而“旧富”呢。“五月花号”故国的人到了这块神州，也变得很东方化（北野的话），所谓南橘北枳。或许他们蓦然感到，这样很没有民主和法律的羁绊，很痛快，很爽。
许多住在银枫家园的外国人娶的都是中国妻子，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知道怎么违法而不受惩罚。有一个美国人，在小区不准停车的地方停车，物业公司找去，他置之不理，曾有保安劝阻他，他要开车撞人家，农村来的小保安被这一脸凶相的外国人吓坏了……3年来物业拿他没办法，这些正规的公司又不会玩邪的，半夜去砸他的车，反而对这些不遵纪守法的人束手无策。这就是北野说的，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君子不跟小人斗，于是理性永远被蛮霸欺负。
2003年春的一天，还是这个外国人又在他们家院里刨砖种树。他住的是一层，外面的花砖是建房时铺就的，下面就是地下车库。把它掀了会破坏原来的防水层和地基。这时谁也不敢去管。平常很有气势的洋博士、CEO、名律师、“黑白两道都玩得转的人”……这时都睁眼闭眼，全不顾被破坏的楼也是他们的楼。这时只能靠这个深信正义和公正的民间哲学家出面了。
北野找到那个正在刨砖栽树的老外，用英语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老外用中文回曰：这不关你的事，你管不着。北野说，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你来自一个文明国家，应该……老外骂fuckyou。北野也不客气了，用英语回骂。外国人暴怒，跳出来要打北野。北野块头不小，也不示弱。两个人拳来脚往……最终被人拉开。
在这种文明的高档小区，每一次维权都要以肉搏为代价。北野感叹，我们真是生活在文明世界吗？
肉搏的代价是，地砖保住了，老外不再刨砖种树了。
北野总结道：“从人性的角度上讲，西方人并不一定比中国人更好，但为什么中国的后果显得不那么好呢？因为中国人执法有问题，当一个人这样做你不制止他时，许多人就会去模仿。中国社会的乱是模仿的结果。”
能这样维权吗―――“谁胆大，谁极端谁就是英雄”
银枫家园像所有的新型小区一样，入住开始的第一个活动就是“维权”。也就是与开发商和物业斗。
经过斗争，十几户积极分子中涌现出了几位令大家佩服的斗士，有从国外回来的学者，有律师，甚至有家庭妇女和下岗失业的（大公司被裁的白领）各色人等，各有目的，但有个鲜明特点：谁胆大，谁极端谁就是英雄。
“我记得最初一个较大事件是2002年1月的堵车事件。起因是原来的那家物业公司在没经过业主同意的情况下把地库停车价从每月350元提到450元，同时地面上又没有停车位。这等于强迫你接受开发商的价格。这引起了业主的强烈不满，在一些人的领导下，把小区行车道堵了，以致车子塞满了整个院子，一直漫到马路上。这成为当时北京轰动一时的事件，许多报纸报道，也惊动了公安机关和外交部，因为有两个国家的大使住在跟我们一个大门出入的银湖别墅。双方僵持了两天，眼看闹成国际纠纷，最终开发商服软，同意所有业主无条件免费在地库停车。
“开发商‘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堵车行动的组织者由此成了小区的维权英雄，其中有几个人在后来当选为管委会（当时不叫业主委员会）成员。
“但我很快发现问题，这些人进了管委会后，要么不干事，要么处处找物业公司和开发商的毛病。开发商提出让大家重新交费，这边就提出让开发商无法接受的条件，比如通过民意测验方式调查多少钱大家能接受―――调查结果是270元，这个价格开发商绝对承受不了，只得退出物业管理，找了一家大的连锁公司银达物业来接替他们。
“银达新来的张经理是一位中年女士，非常敬业，为了把工作做好，以便能最终签成合同，每天晚上工作到很晚，经常就在沙发上和衣而睡，第二天一大早接着干。她的精神感动了我。的确，自银达来了后，小区发生了根本转变，管理水平提高了。刚开始我也是主张坚决斗争的积极分子，甚至说开发商不是做生意而是抢劫，但张经理的工作使我反思，身为一个业主，除了和开发商斗以外，要想过更好的日子，是否还应更多地理解别人的工作，要有合作精神而不是整天斗。
“银达公司同意停车费重新降回350元一个月，但谈判还是崩了。管委会的理由是：350元与270元差距太大。我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每年免一个月的停车费，共免两年。管委会提出永远免下去。结果又一次谈崩。
“有一次开会，我惊奇地发现斗争积极分子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交物业费的。其中一个人公然说，我就不交物业费，我没请你给我打扫卫生，你给我打扫你活该。当时我非常生气，我看清了这些人的嘴脸，他们不是想带领大家过好日子，而是想方设法鼓动业主的不满情绪，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业主向管委会反映物业存在的问题，常常得到这样的回答：不交物业费就行了。而且在开会时，常常煽动大家不满，引起大家的愤怒，然后高喊不交物业费。我发现这种情绪越来越失去控制。由于我和管委会的领导是朋友和邻居，没法直接正面反对他，而且他代表一个合法组织，有十几个人围着他，而我孤身一人，于是只能从侧面提醒。
“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经过了7个月的谈判，银达物业多次劝告管委会进行认真谈判，甚至为了让管委会满意，撤了十分敬业的张经理―――她没黑没白地干，最后还是成了替罪羊，走的时候哭得很伤心―――即使这样，还是没有讨得管委会欢心，于是银达物业借着合同到期从小区撤出。造成没有保安、汽车乱停、没有人收垃圾的灾难性局面。引起了小区所有业主的愤怒和不满。
“这个时候，住在这里的外国人纷纷搬走，房子也卖不出去，过去10000元一个月的租金，现在5000元也租不出去。银枫家园的房产所值大打折扣。管委会还在那振振有词地说这是银达物业在要挟业主。
“小区乱了，人们骂街，集会，找原因……我以朋友身份劝管委会负责人辞职，他坚决不辞……我们俩真正撕破脸是我不断写些文章贴出来，宣扬合作精神，监督管委会。有一天晚上，一个邻居把我们约在一起，想让我们再联手。这位留洋回来的人显得很烦，说你不要老骚扰我们，我说怎么是叫骚扰呢？是对话，他说，你没有资格跟我对话，他举了一个例子，使我彻底对他失望。他说一个人想跟法国总统对话就能对了吗？我当时大笑起来……我从此对他公开批评起来。我以个人名义召开了一个会，宣读了一篇文章《两种思想的斗争》，我在会上提出弹劾管委会领导。在这期间我受到了人身威胁，有人要打我，有人骂我是汉奸，走狗，是汪精卫，拿了物业公司的钱。那些天就跟‘文革’一样，到处是匿名传单，到处是谣言，说物业费要涨到五六块。人们三一群五一伙议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管委会蛮自信的，自己设计了选票，声言，如果50％投不信任票他们就下台。票是他们的人发到每户去的，并进行了诱导，但开箱结果，大部分住户要求他们下台，这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有关政府部门说，那你们就下台吧。
“他们把小区推到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既没有物业，又没有管委会，完全无政府状态，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就撒手不管了。这时政府要求开发商继续维持，但越来越多的人不交物业费，什么物业公司都无法维持，银枫家园快要崩溃，给政府添了大麻烦。到了年底，小区办、社区、开发商几方牵头，重新组织选举。我本来不想参加，但许多人怂恿相劝，结果我以84％的支持率成为新的业委会委员，并全票当选为主任。这一天是2003年12月20日。”
“在这种氛围中，人们意识到，要像一个体面的人，像一个绅士那样生活”
银枫家园里有一块写着“顺风车站”的牌子，想搭顺风车的人，只要站在牌下，小区里的车从这里路过，就会主动停下来问，去哪里，要不要搭车？
这个带有欧洲环保主义色彩和柏拉图理想国味道的事一出现，马上被在博爱精神上饥渴已久的中国社会大为叫好，上百家媒体先后报道。这是北野这个民间学者上任后的第一个大手笔。
他十几年都在叫喊着自由、民主、博爱，一旦掌握了一个“国”，该如何经营？他觉得应马上给民众以安定安全，他组织居民投票选择物业，84％的住户选择了被前任气走的银达物业。合同很快签好。随后他开始了小区的制度建设和信心建设。
“经过了漫长的斗争后，大家对美好生活的信心必须恢复。我做了一系列工作，我请大家参观整个小区的内核，历来大家以为物业工作就是请几个保安，到了地下室才发现地下线路密如织网，有电力系统、供水系统、温控系统、煤气系统……这时业主才对物业的复杂工作有了一点理解。”
为了增进人们的互相了解，北野建立了老年俱乐部，妈妈会，顺风车站……
新闻界问北野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建顺风车站？
这个想法来自他的朋友亚丁的一段亲身经历：“那天，亚丁和夫人开车去巴黎郊外看朋友，天下着雨，路很滑，不小心车冲出了公路，陷在路边的泥里。当时有很多路过的车都停下来问是否需要帮助（在欧洲见难不救要承担法律责任）。这时，走来一个法国农民，高大的身材，红脸膛，高声对大家说：‘你们都走吧，这事包在我身上。’当时亚丁心里直嘀咕，这家伙想干什么？这个法国农民说：‘你别急，等我一会儿。’说着，转身走了。亚丁说，当时，老婆怀着孕，天下着雨，又阴又冷，人生地不熟，眼看天就黑了，心里十分焦急。不一会儿，只见那个法国农民咚咚地开着一个大拖拉机来了。他二话没说，从拖拉机上跳下来，钩上钩子，把小车从泥里拉到公路上。他说：‘我陪你开一两公里，如果你的车没事，你就走，有问题我带你去修车。’车开了一段没问题。亚丁下了车紧紧地握着那个法国农民的手，那个感激劲就甭提了！从小长这么大能说的感激的话都说了：什么我请您吃顿饭，咱们交个朋友吧，至少您给个面子，我请您喝杯咖啡？给钱人家也不要。最后说：‘这样吧，您给留个地址，改天我登门谢您！’你猜那个法国农民说什么？他说：‘你对我最好的感谢就是当你发现别人需要帮助时你也去帮助别人。’
“我们聊天那天正好是学雷锋的日子。大家谈起今天中国人的道德和互助精神之差，见死不救，人心冷漠，对比一个普通法国农民的道德水准感慨万千。”
北野是研究“文明学”的，他十分清楚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哪儿。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讲，西方社会是“公民社会”。这个社会的传统是注重公民道德。这种道德有两个特点：一是遵纪守法，二是强调帮助他人就是对自己的最好帮助。而我们的社会传统上是家族社会，然后又进入“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结构和基本的人际关系靠亲情、服从及政府的压力维持。结果是，我们的社会并不缺少美好的说教，问题是好想法总落不到实处。人们不注重从细小的个人修养做起，总着眼于空洞的理论，结果大事做不好，小事也做不好……
“让人们在互相帮助中感受到一点温暖！”于是北野在亚丁的启发下决定建立这个在欧洲已经很普遍的互助形式―――顺风车站。
“在北野当主任以前，大家都很失望。”业委会七成员之一、美国人斯考特？普古达对我说。这是一位家财过亿的投资人，在曼哈顿和安大略湖都有豪宅，他说，“我知道这个小区大家的关系曾经很紧张，现在大家都充满了希望，北野把一个分裂的社区团结在一起。另外使整个物业委员会对社区有了乐观的看法。”
一直关注银枫家园社区民主的“国家西部干部研修领导小组”办公室助理主任、从哈佛留学回来的博士徐轶尊从北野的试验中看到希望：“我学的是制度经济学，我的老师是哈斯。我们发现，现在中国社会许多高得离谱的成本都是道德和信用危机造成的。我们进行过很多调查，村一级的自治现在推行得很可怕，一是恶势力介入，二是宗族势力成为核心纽带。导致对内成本非常低（家族一言堂统治），对外却非常高。北野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他的‘温情改良’能避免农村的那种可怕局面在城市出现。他在国家的细胞中创造了一种友好公正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人们意识到，要像一个体面的人，像一个绅士那样生活……他在中国的基层避免了对抗和暴戾。”
建设部和北京市很重视北野的实践，有关部门要把银枫家园树为典型，北野现在成了忙人，到处发言做报告。但他并不总遂心如意，社区网上充斥着骂他的帖子，说他净玩虚的，什么正义公正？把物业费降下来才是真……
我们分手的时候，北野一个人在黑夜里徘徊。他很孤独，在这纷乱的物欲世界里，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和欢迎他的理想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