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的传统国家，在西方挑战的压力下开始了现代化的过程，在模仿西方文明的过程中，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一波三折。第一次，是清王朝的开明专制化运动，从19世纪的60年代到1911年。第二次，是1911年到1913年的孙中山的议会民 主政治模式。第三次，是1913年到1927年，从袁世凯到北洋军阀时期的军事强人所建立起来的权威主义的现代化模式。

　 第一次政治选择，我们称为晚清的开明专制化模式。它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所谓的开明专制化，用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旧瓶装新酒。皇帝的权威是旧瓶，运用皇帝的权威和现行的官僚体制，来推行现代化的政策创新或者制度创新。为什么最早的现代化模式是开明专制化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一个旧王朝的政治精英们，面对由强大的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的挑战时，只有仿效西方才能摆脱民族危机。而要有效地仿效西方，实现富强的目标，就必须要对传统政体进行制度创新。使官僚体制具有更大的吸纳现代化精英的能力，这种制度创新的过程，只要一开始，客观上就走上了开明专制化的道路。

　 中国的开明专制化，首先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洋务运动的那些主导者们，实际上一开始并没有自觉的现代化意识。他们只是想仿效西方的器械来摆脱民族的危机。但是，洋务运动从不自觉地走出第一步时起，就开始了“退不回去”的现代化过程。具体地说，洋务派为了使防务现代化，必须要发展军事工业；为了发展军事工业，又不得不发展运输业、采矿业或重工业。为了发展重工业，又不得不发展轻工业，因为轻工业的资金容易积累，通过轻工业资金的积累来获得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资金。同时，它还不得不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现代化。

　 由于中国的传统体制过于僵化，官僚士大夫和权贵阶层当中的保守势力过于强大，日本在甲午战争当中一举打败了中国，使中国陷入了深重的民族危机，导致了洋务模式的失败。从而使得开明专制化进入第二阶段，戊戌变法阶段。

　 戊戌变法，实际上是甲午战争以后，一批有强烈的改革精神，具有明确的现代化意识的体制外的知识精英，即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进入了中国的政治中心。他们与年轻的光绪皇帝一起，形成了推进中国现代化的精英势力。他们力求通过大幅度的、迅速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实现中国的开明专制主义。

　 但是这种势力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变法人士采取了激进的、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那种不切实际的改革策略，于是受到了温和的改革派和既得利益者，以及顽固派的联合反对。他们在这种联合反对当中遭到了失败，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第二，因为体制的僵化和封闭，现代化的精英长期以来无法进入体制以内，而在体制以内的那些受到官僚习气影响的人们又没有改革的热情。戊戌变法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这是体制僵化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第三个阶段，就是清末的新政。从1901年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与洋务运动相比，我们可以看到清末新政的内容要广泛得多。与戊戌变法相比，我们知道戊戌变法只进行了3个月，而清末新政却进行了整整11年。它的内容包括，废除科举，举办新式的学堂，禁止鸦片，兴修铁路，改革司法制度，鼓励实业，扩展新式军队，还有筹备立宪等等。所有这些改革，实际上都深深地影响到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

　 第二次政治选择，是辛亥革命以后多党议会的民主政治。辛亥革命以后的政治精英，把西方发达国家的议会政治，当做推行中国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具体的原因则是当时的中国有22个独立的省，各自为政，要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只能通过一省一票的方式形成一个共和国。所以，中国当时就采取了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制度。当时的中国一下子涌出了三百多个政党来进行议会的争夺。这种争夺过程，最后导致了矛盾冲突不可调和，发生了宋教仁的血案。同盟会一开始就进行二次革命，袁世凯进一步镇压，最后是解散国会，出现了总统独裁，多元民主政治就失败了。

　 第三次政治选择，是袁世凯的军事强人政治。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解散了国会，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军事强人，他鼓励发展实业，引进现代教育。在1914年到1916年期间，当时的经济以每年11％的增长速度发展，这个时期被人们称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我们可以把这种模式称为新权威主义模式。袁世凯以后，中国就陷入了北洋军阀的混战时期，北洋军阀混战可以看做是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政治的一种退化形态。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近代中国现代化的这前三次政治选择，确实不太容易，勉强概括为―――“一波三折”。

　 相关链接：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来源：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栏目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