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外企真的就是成功的标准吗？

　 ●为什么要被外企牵着鼻子走呢？

　 ●外企白领真的是没有灵魂的阶层吗？

　 ●功利主义在侵蚀我们的人才价值和人才标准吗？

　 进外企真的就是成功的标准吗？

　 背景一：

　 每年11月，大学生开始新一轮就业高潮时，最拥挤的场面当属外企招聘会。甚至在平常的校园讲座中，最爆满的场面也要留给外企的高管。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比尔？盖茨去年早春到中国访问，在一个体育场与大学生见面，并亲自给微软大学生比赛中的获奖者颁奖。体育馆外面的场地很大，可那天记者还是看到来自各校的大学生们早早来到会场，几个入口处同时排起“S”型的长龙。在凛冽的寒风中，学生们等着朝拜比尔？盖茨，朝拜一种外企文化。

　 今年长龙景象依然，然而有一系列叛逃外企的重要新闻事件发生，使得外面的人想知道“神圣的迷宫”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新闻追击一：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王真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他终于圆了一个多年的梦想―――进入外企。

　 一年后的今天，王真没有想过自己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与外企告别，而且是永远告别。

　 今年1月5日，《IT时代周刊》发表封面故事：《告诉你一个缺失的戴尔》，作者羲川以一个戴尔内部员工的身份，抨击戴尔“非人性”的企业文化。

　 一个月后，羲川，也就是王真，从戴尔主动辞职，离开他和许多年轻人的梦想。

　 1997年，从中南政法学院毕业后，王真在武汉的一家国有企业干了三年，随后又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了三年。他从事的工作都与销售有关。

　 无论在哪里，外企始终是王真的一个梦想。在他看来，外企代表着这样一种工作方式：英语是交流语言，先进的工作制度，开明的环境，高薪水。那是一种更高的工作境界。

　 2003年5月的一天，当他路过武汉的香格里拉饭店时，正碰上戴尔公司在那里现场招聘。心动的王真忍不住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了名。实际上，那时他除了知道戴尔卖电脑之外，对这家公司一无所知。

　 报名后的王真，跑到附近的图书馆借了几本关于戴尔的书，仔细研读。

　 那天的面试愉快得出奇。王真在现场就进入复试阶段。一周后，他收到戴尔的传真，他被正式聘用，职位是销售导师。

　 王真面临着一个选择。他已在武汉买房，生活稳定。到戴尔去工作意味着必须离开武汉，远赴厦门，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重新开始一切。

　 “我太向往外企了！”王真说。正因为这样，他没有犹豫，迅速办妥了一切事宜。6月份他向心仪已久的外企报到，向厦门报到。

　 王真对戴尔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各种肤色的年轻同事，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笔记本电脑。

　 戴尔给了王真梦想的一切。在这里，他的薪水是原来的3倍。6年的工作经验让他在新岗位上驾轻就熟。

　 外企，高薪。王真看起来是成功了，可他却快乐不起来。

　 他的不快乐源自他的爱思考。

　 刚到新公司，王真干劲十足。作为销售导师，他对公司原有的培训方式提出了革新，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培训方式比原有的培训方式更有效率。可公司拒绝他的建议。他的工作无非是按照原有的模式去运作。公司早已安排好一切，不需要员工操心。

　 为什么自己不能融入这个公司文化呢？

　 王真的工作是销售导师。他的工作之一就是培养一个新人的销售行为习惯，“实际上就是帮助企业以组织的力量去改造一个人，让这个人被企业的文化所同化。”

　 他的同事有人接受公司的理念，但绝大多数表示不理解或者理解得模棱两可。

　 不能被同化的恰恰是王真自己。

　 “我排斥这种同化。从员工的长远发展看，这不是好事。大学刚毕业搞销售，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去思考，可以发展很快，但是个人的价值不会随之同步增长。”他说。

　 所以他写了那篇著名的文章，告诉很多人一个缺失的戴尔。结果却不得不离开了外企。“很多事情换一个角度看不一定是坏事。我开始反思自己的就业经历。”王真说。他自己撕开了笼罩在外企头上的神秘面纱，重新审视自己的盲目崇拜。

　 视点一：

　 王真又一次开始自己的迁徙生活。他这一站选择了上海。外企可能与他永远无缘了。因为王真已经确定了就业原则：相对独立的工作环境，允许自己思考。

　 在他看来，社会大环境鼓励年轻人生存发展，可惜的是成功的指标太单一化了，财富成为惟一的标准。而在价值多元化的今天，年轻人应该有自己的就业取向。所以他想对年轻的大学生们说：“当你去外企时，必须想清楚，它是否适合自己，自己是不是喜欢。绝对不能盲目从众。”

　 工作是什么？王真说，工作是每个人表达自己生存的方式。

　 为什么要被外企牵着鼻子走呢？

　 背景二：

　 二十年前在考大学时，高中班主任会有些遗憾地对报考外语专业的同学说，唉，可惜了！学外语是没有专业的，只能做别人的翻译或是翻译别人的著作。如今，高中班主任再也不会说这样的话了。学外语的出路很广，当然最有出息的就是去外企了。同样的道理演绎到学校老师身上，哪个专业的老师最不怕下岗？哪个专业的老师流动率最高？对了，外语教师。出路当然很简单―――外企。举一个简单的数据，一个大学副教授的月薪可能还比上外企普通秘书的月薪，而一般外企总经理秘书的月薪可能高达万元。

　 今年，人们注意到：在依然热销的外企“招聘宝典”、“文化宝典”的旁边，几本有关跨国公司文化反思的书，悄悄走俏。

　 新闻追击二

　 王维岭现在是一家世界排名500强之内的外企公司中国区的业务副总经理。

　 8年前，他属于那种不怕下岗的老师。身为北京一所大学英语系的副主任，再加上刚刚从国外回来，他的前途可谓一片光明。

　 王维岭不满足。他想改变校园的那种静态生活方式，与社会更亲密地接触。

　 他先去了一个国家机关面试。

　 第一印象很不好：黑乎乎的楼道，乱哄哄的办公室。一杯茶，一张报纸就足以打发一天的时间。与考官谈话时，电话铃声不停地响起，不停地有人找考官。王维岭感觉不到被尊重。“我当时想，给我多少钱我也不去这个地方。”

　 到了那家位于国贸大厦的外企，王维岭完全是另外一种感觉。环境好，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大家都彬彬有礼。办公桌像办公桌的样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总经理亲自主持的面试也安安静静。

　 王维岭抛开自己熟悉的专业，重新上了一所社会大学，学习人力资源管理。

　 8年来，他见了太多与他一样有外企梦的年轻人，他也深深体会了外企对年轻人，对社会的影响力。

　 他分析外企很吸引年轻人的六点原因：一是可以感受到全球经济的风向；二是市场广泛，事业开阔；三是资金充足；四是管理先进，制度完善；五是薪金待遇优越；六是技术先进。

　 “尤其是对大学生而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教授王春光说。他曾经与人合作做过跨国公司文化的调查。他认为，对大学生来说，在人生的第一个职业阶段，外企待遇显然比国企高。而今天又是一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许多年轻人对外企的向往，其实就是对一种高品质的物质生活的向往。

　 王维岭的今天，就是很多年轻人努力靠近的方向。他过去的不少同事都很羡慕他的成就。

　 但王维岭说：“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在外企工作。”多年的人事资源工作经验让他有这样的体会。的确，有一部分人在外企找到发挥才能的舞台，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外企成功。“外企对员工其实很苛刻，它随时检查考核，只为优秀的人创造阶梯，不优秀的人将被淘汰。”

　 说这话的时候，王维岭还并不知道有个叫任志强的年轻人。2002年7月，毕业于南开大学金融系的任志强，也怀着一个“外企梦”，并顺利进入了摩托罗拉公司。两个多月下来，任志强感到“非常不适应”。他太不喜欢被别人指挥来指挥去的感觉了，发誓要自己创业。

　 可是拿什么项目创业呢？结果这个名校毕业的小伙子做出一个让许多人跌破眼镜的决定：和女友（大学同学）一起回内蒙古老家的农村发展奶牛养殖业。

　 万事开头难。俩人不仅把买家具和嫁妆的钱都买了奶牛，还“恶补”许多养殖知识，并不厌其烦地向专业人士请教。最开始的一道难关是挤奶。两个人都不太习惯，挤一次奶用很长时间且不说，挤完后两只手僵直得伸不开。遇上雨天，满地是水，只能蹲在水里挤。时间长了，腿脚麻了，索性坐在水里。

　 看着两个孩子这样辛苦，小伙子的妈妈心疼了：“看你们图个啥？咱又不是过不了！”

　 小伙子给妈妈来点幽默：“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

　 如今俩人已拥有30头奶牛。除去贷款，资产就有20多万元。

　 小伙子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他喜欢选择自己喜爱的方式去实现成功。

　 再看看王维岭怎么评价自己。他说：“这几年在外企的压力很大，我随时都准备走人。”实际上，在外企这些年，他自己感觉还“没有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

　 视点二：

　 “成功有很多标准。学术上的成就不是成功？我看去西部的志愿者也是一种成功。成功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王维岭说。

　 在他光鲜的背后，很少有人看到他的损失。王维岭现在的工作与原本的知识结构不契合，他是重新开始学习一门专业。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人生上而言，都是一个损失。

　 任何人到外企去梦想成功，这并不是错误。王维岭提醒年轻人，成功不能脱离自己的专业背景。如果偏差很大，即使成功，路也可能走的比别人更长，付出更多。与其这样，不如根据自己的长项，选择自己的职业去向。为什么要被外企牵着鼻子走呢？

　 外企白领真的是没灵魂的阶层吗？

　 背景三：

　 不知不觉中，外企的白领包围了我们的生活。一种风尚在他们身上体现：时尚杂志，时尚衣着，时尚饮食。当然，背后是他（她）们不为人知的加班，加班，加班。一位朋友特别不解：外企白领还有自己的思想吗？他的老婆就是外企白领，每天下了班，除了看无聊的发傻的电视剧外，就是最没有思想的时尚杂志。他老婆的很多朋友也是如此。他疑惑了：放松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但是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公民难道不应该关心国计民生吗？白领们的思想都到哪里去了？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方文认为，也许，在许多年轻人看来，外企白领意味着一种财富，但随着这个社会财富伦理、财富精神越来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人们越来越希望活得真正像个“人”样，拥有健全的人格、健康和心灵。

　 新闻追击三：

　 8年前，张放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诱惑。

　 当时他刚刚成为国内一所著名大学的教师。作为新人，他住的是学校的筒子楼，没有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更不用说自己的书房了。新人的他更没有那么多的科研课题。

　 猎头公司找到了他。鉴于他的良好的知识结构，一家大的外企有意聘请他去担任人力资源总监。薪水是他当时工资的十倍。

　 即将到来的富足生活让他动心。可张放还是舍不得。“我对生活要求很简单：衣食无忧，有自由的思维空间。”

　 而到了外企，则意味着要放弃自由的空间。他最终选择放弃外企。

　 为此，他付出的代价是婚姻。“外企无意中为社会树立了一个成功的榜样，而这种榜样也无意中改变着许多人的观念，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北大社会学系副教授方文说。

　 正是因为这样，他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王春光一起接受福特基金会的选题，进行外企文化合作的研究。他们发出60多份问卷，并与十几位员工进行坦诚的交流。

　 不是所有的人在外企工作都开心。方文曾经问过他们，既然不开心为什么不离开。一个外企职员的回答很有意思：爱一个人送他去外企；恨一个人也送他去外企。

　 但这些外企职员都坦承，收入是很重要的因素。人一旦过惯了舒适生活，谁也不愿意改变。在方文看来，很多白领都是舒适生活的“玩偶”。如今，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指标。在任何一个行业，成功标准都以收入和消费作为基本指标。“白领是最没有灵魂的阶层。”方文的观点可能有些偏激。他说，一个人除了舒适之外，还应该保持对日常生活之外的问题的关注。比如弱势群体。问题是有多少人还在乎这种素质。

　 视点三：

　 南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兹曾经说过，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被诅咒的过程。如果以西方确定的现代化标准来确定自己的现代化目标，必然会造成贫富分化，造成一代人或几代人人力资本的损失或毁灭。

　 方文忧虑的正是这种人力资本的损失。他说，我们太多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最后都烂在了跨国公司里。

　 专家观点：功利主义正在侵蚀我们的人才价值和标准？

　 与方文共同承担外企文化研究的王春光老家在温州。他年轻时的不少同学、朋友都已成为家财万贯的“成功人士”。王春光认为，眼下，年轻人的外企崇拜与时代背景、全社会的价值认同有着深刻的联系。

　 有一年春节，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教授回到家乡，与同窗好友共聚一堂。

　 朋友们问他：你作教授，一个月得挣一两万元吧？

　 “我每个月只拿一两千。”王春光说。这位朋友不解：那你还作它干什么？

　 这让他哭笑不得。这些年，王春光因为研究流动人口问题在社会学圈内已小有名气。“可这种成就都被换算成了金钱指标。”

　 王春光说：“过去是理想主义的时代，现在是功利主义时代。人生价值都体现在能赚多少钱，而不是为社会贡献多少。”。

　 在他看来，目前的社会评价机制有很大的缺陷。现在仿佛只有当官是成功的，能赚钱是成功的，作学问也要看能不能赚钱。

　 还是在那次聚会上，朋友们问他：“工作上有什么成就？”

　 王春光说，看一年发表多少论文。“这些论文能卖多少钱？”

　 人生的理想应该是多元化的，但现在的分配体制、评价体制没能把人的理想分流。他说：“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功利主义正在侵蚀我们的人才价值和人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