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怀生命
78岁的郭逢恒老人住在北京的四环路边。除了像其他老人那样去附近的公园锻炼、遛弯儿外，郭老每天还要做七八个小时的“功课”―――写读报笔记。今年的这个笔记本上，好几次写到“以人为本”四个字。“‘以人为本’大概就是我们那时候说的‘为人民服务’”―――郭逢恒老人这样理解。
1960年2月2日，山西省平陆县发生了震撼全国的“平陆事件”：61名修路工人食物中毒。在生命垂危、千钧一发的时刻，从首都北京紧急派来军用飞机，千里迢迢，星夜送药，中毒民工化险为夷。
郭逢恒就是当时平陆县的县长，他亲历和见证了整个过程。“61个同志的生命，危在旦夕！1000支注射剂，非得空运！……每一个字，都好似一颗钉，颗颗钉在人们的心上！”（1960年2月29日《为了六一个阶级弟兄》）“若干个长途电话打到北京，我没有听到一句‘这件事不归我管’。”郭逢恒回忆说。
听说是救命，平陆县委马上停止了正在举行的会议，全力以赴；老艄公和司药员打破了黄河不夜渡的古例，冒险渡河找药；首都特药商店的职工，放弃了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到处奔忙；空军克服了空投场没有地面指挥和对空联络的困难，让救命的药品从天而降。“由县委打电话向北京求救，到神药从天而降，这其中牵动了多少单位，牵动了多少人，可是这全部复杂辗转的过程，却用了不到8个小时，这是多么惊人的高速度。”
同样是生命，有人如此珍视，也有人却令人寒心地冷漠。1994年9月，在沈阳某医院暴发柯萨奇病毒感染，18个哭声嘹亮的新生儿相继感染死亡，在死亡诊断书上，年龄一栏以天计算，最小的8天，最大的不超过20天。（1993年10月28日至12月30日《谁对新生儿生命负责》）“据有关部门统计，从今年9月19日至10月18日停止接受产妇，该院出生244名新生儿，其中发现50名感染。该院对疫情没有及时报告，也没采取有效的控制办法，并继续接受产妇至10月18日，致使被感染和死亡的婴儿增加。”“死亡婴儿及受感染还在抢救的婴儿的父亲们白天聚在一起，向有关方面反映他们要求查清事故的要求，虽然还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但他们仍顽强地坚持着。”他们要搞清谁应该对转瞬即逝的生命承担责任。
谁也不希望发生的悲剧发生了，谁也不希望出现的新闻在继续。
大庆建行景园储蓄所遭歹徒抢劫，在报警未果的情况下，储蓄员姚丽与之周旋，以较小的损失保护了银行巨额财产，却因“未能与歹徒进行殊死搏斗”而受到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的处分……（2000年3月20日《她是狗熊吗》）
同样是关于生命，“姚丽事件”引起强烈反响，人们争论的焦点是，该豁出命去保钱，还是应该不得已交出钱保命。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说：“在谈及国家利益的时候，也许我们需要作些辨析。银行里的国家利益不仅仅是金钱，职员的生命也是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即使是从功利的角度衡量，生命安全也应当置于首要地位。”“在一个法治社会，人的职务责任，应该有着清晰的法律界定。银行职员只是一种普通职业，就算有一些歹徒总盯着银行的钱柜，也绝不意味着银行职员比其他职业者在以生命冒险方面有着更多的义务。他们的职责，银行内部会作出规定，但只应该是一些职业规范而已，比如遭遇歹徒抢劫，应及时拨打报警电话。银行职员不是公安，也不是战士，一个普通职业不能规定公民必须付出生命的义务。”
今年5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该法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立法理念，充分体现了对生命的关爱和对人的切身利益的保护。
1999年8月，东北某市出台的《行人与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行人横穿马路不走人行横道，与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如果机动车无违章，行人负全部责任。这一“撞了白撞”的说法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和争论。但是，我们欣慰地看到：5月1日起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没有采纳这一做法，对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法律规定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议这部法律草案时，许多委员认为，行人应当遵守交通规则，但是机动车作为高速运输工具，对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一定危险性，发生交通事故后，受伤害的通常是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人，应当区分机动车之间相撞和机动车撞人的不同赔偿原则。
该法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门前的道路没有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施划人行横道线，设置提示标志。城市主要道路的人行道，应当按照规划设置盲道。
对生命的尊重和珍视，是我们这个社会最起码的准则。
废除陋法
2003年6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会议决定，该办法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公布施行，届时，实施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将宣告废止。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应松年教授说，从“收容遣送办法”到“救助管理办法”，办法名称的改变本身就很耐人寻味，《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行将废止，透视出一个重大的制度走向：它意味着“收容遣送”制度将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事实上，国务院1982年制定的《收容遣送办法》，其本质也属救助性质。当时的收容遣送工作主要是针对城市要饭、流浪人员，为其解决吃饭、住宿、回家等生活问题。”应教授说，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收容遣送的社会行政管理职能进一步增强，更多承担起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功能。同时在执法实践中，由于行政执法人员素质的欠缺，出现了一些偏颇和问题，扭曲了其社会救助的性质。
更重要的是，2000年7月实施的《立法法》中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来规定。而《收容遣送办法》的有关规定，实际上赋予了行政部门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草案）》的最终通过施行，将使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功能更加凸显出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民政部专家组专家王思斌教授更多从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事务方面给予关注。
呼唤真情
捍卫普通人的权利，尊重普通人的情感，是《中国青年报》永恒的主题。“骨肉亲情难割舍，欠我娘200元，我欠邓曙华100元……”念着，念着，湖南省娄底市委书记蔡力峰不禁潸然泪下。这是一个叫聂清文的矿工的遗言。（《安全帽上的遗言》2003年5月24日）“那就是我们一些老百姓的生活，你无法不流泪。”“看看，看看，他们杀死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啊！”（2003年5月24日《有一种光亮穿透了愤怒和悲哀》）“在某个瞬间，我甚至想到，如果我遇到什么危难，如果他看见了，我相信他一定会帮我的。这是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但是现在，他能够给我的这个可能性永远地失去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给对方这样的感觉，我们的国家该有多么美好！”“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能够穿透愤怒的东西、照亮我身边的黑夜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做责任。这就是一个人，在他快要死去的时候，留给我们的东西。”
这也是一种尊严。
爱情应该是青年人生活的主题，但“文革”期间，“爱情”题材几乎被视为文学创作的禁区，直到1978年末，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才首次触及这一敏感的主题。（1978年10月10日至10月19日）
虽然小说只是从理性思考的角度来肯定爱情的价值及其在婚姻中的位置，而且明显具有“议论性大于叙述性”的非文学性缺陷，但仅仅因为它的主题，便足以在当时读者中产生巨大轰动，在评论者中产生广泛争议。
20世纪80年代中期，安徽定远农村出现了上千对青年恋人以“私奔”的形式结成婚姻的现象。（《定远县农村青年恋人“私奔”采访记》1987年6月6日至6月13日）
私奔的原因：爱上了，出不起结婚的彩礼钱，于是，一走了之；本来有了恋人，家里却要让姑娘为哥哥或弟弟“换亲”，于是当晚就不知去向；本来已“订”了婚，姑娘偏偏又“自由”了，惟恐家里逼婚，听到“订”过的人家有娶的消息，一夜间便随恋人双双远去。
百分之九十以上以“奔”为“婚”，实际上是非法同居，这就使旨在追求爱情、追求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的“私奔”带有更加复杂的社会色彩。私奔不光经济上受损失，而且名誉扫地，事实上是不受保护的婚姻。
农村青年群起追求爱情，无疑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然而，如此众多的农村青年还要捡起司马相如和卓文君时代的爱的武器―――私奔，冒着被打家劫舍，甚至生命的危险来追求爱情，就不能不说是社会生活的缺憾。
比私奔更美好的出路在哪里？在冉周村，自由恋爱的年轻人，没有一对采取私奔的形式。那里的青年人都有这样的特点，见过大世面，文化水平高。
人生最感动的记忆，除了爱情，便是亲情。
1995年的一天，报社编辑部接到这样一封来信，“我是湖南轻工业学校常德教学站的一名在校生，我来自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我给你们讲述一个我五叔五婶的真实故事……”（1995年《五叔五婶》）
在偏远山区辛勤劳动的五叔五婶，直到五婶染病在床、生命垂危时，他们仍然咬着牙，想让两个娃儿考上大学。而儿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毕业后回家，把娘的病治好。
这个故事感动了许多读者。
自我实现
在报道中，生命是以多种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我们来看20年前的一段叙述：“她（张海迪）毕竟是个三分之二肢体都已经失去知觉的人。没有进过一天大学，却学得丰富的知识，懂得英、日、德语，甚至还翻译过十三万字的英文小说。”（1983年3月1日《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
在这个瘫痪的身躯里，有一根坚强的生命支柱，支持着这个残疾青年在无情的现实中奋斗，支持这个二十多年不会走路的姑娘开拓出了一条广阔的生活道路。
这根生命的支柱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张海迪讲述了她的人生哲学：
之一：“能使大多数人幸福的人，他自己本身也是幸福的。我想做这样的人。”
之二：“战胜消极悲观，你就是生活的强者。”
之三：“在知识海洋里不断汲取生命的养料。”“只要心在跳动，我就要努力学习和工作，顽强地与疾病抗争，相信我是一个胜利者。用生命的火花去照亮通往未来的征程。”《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她写出了英雄人物的软弱。
当然，我们看到了张海迪那样自强不息的楷模，还看到了一些让自己的人生精彩无比的普通人。
辛福强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
那是大连市有史以来第一次为一位个体劳动者举行悼念仪式，国家工商局，辽宁省和大连市的很多部门和个人都敬献了花圈。（1985年6月5日《跃上人生新高度》）
辛福强，一位镶玻璃的个体劳动者，为什么受到如此尊敬和爱戴？不管别人怎么说，他有自己的经商和为人的准则，他从事镶玻璃工作以来，一直奉行对五保户、烈军属、老弱病残实行收费免、减、缓的原则。辽宁省召开劳模会，辛福强是惟一一个穿着黄色军大衣和打了补丁的大头鞋的人。
辛福强是献身于真善美的人，他是在珍惜和强化自己的精神生命；更有千千万万追求成就和奋斗、用业绩塑造自己形象的年轻人，在珍惜和强化自己的社会生命。
1978年，国门打开，于是，一批批青年知识分子漂洋过海，聚成一股股有人贬之，有人褒之的留学热潮。（1986年5月24日《第五代》）
1985年12月28日十时，一架波音747凌空而起，国务院中国留学生工作组一行十二人飞往美国。在大洋彼岸，中国留学生的耿耿报国之情、艰苦奋斗的作风给考察组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个炎黄学子的身影组成一个个鲜明的判断：心向祖国的爱国之心，承继先辈的报国之情，奋发有为的竞技状态，感人肺腑的美好心灵，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第五代留学生的群体形象。
远渡重洋的留学生令人欣慰，国内的人才培养如何呢？1987年9月，中国青年报社接收到一群MBA的呼救信号。呼救者声声叹息：
―――我们，38名高级工商管理硕士，虽年纪轻轻，却无用武之地。报国无门，苦恼不堪。
―――为培养我们，国家耗资百万，我们历尽艰辛。然而，培养与使用完全脱节。
―――我们怀疑，国家耗费巨资办这种“国家级人才培训项目”是为了什么？
―――我们不明白，我们干吗要进行这种劳而无功的努力？
痛苦的呼救震撼了报社，6名记者紧急出动，行程十几省，奔波万里路，朝一个个呼救点追踪而去。
当6名记者分头与38名MBA毕业生会面时，他们已毕业10个月。
10个月中，他们大多数人一事无成。
对MBA来说，10个月是什么概念？
我们听到了现代世界发出的警告：面对变动不定的现代世界，经过工商管理硕士课程训练的现代管理人才，他们的知识只在17个月内完全有效。17个月后，他们必须补充新的知识，学习并掌握新的外事经济案例，才能重新适应残酷竞争的世界经济。
10个月已经过去，浪费已成现实。
MBA在中国的命运已提醒我们：中国人才的危机不是什么别的危机，恰恰是以人治为特征的旧政治体制危机的投影。
安泰科技的老总才让正是当年那38名MBA中的一个，他刻骨铭心地记住了《中国青年报》，因为这家媒体的关注，不仅深深影响了他们自身，也影响了整个时代。
我们也可以像过去那样，抨击旧观念，呼唤新观念。然而，我们终于醒悟，中国的人才浪费不是观念性浪费，而是结构性浪费，不突破旧的人才结构机制的森严壁垒，任何新的观念都难以发挥作用。MBA在中国的命运提醒我们：全方位、立体化的人才流动市场不诞生，让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就不会最终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