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把灾难说成好事，是灾难之上的灾难，是社会的灾难。”中国青年报记者、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叶研说。
1987年，大兴安岭发生火灾，中国青年报社派出3名记者和1名实习生，被一些媒体报道为历时“一个多月烟熏火烤、风餐露宿”，是这次大火中“工作最扎实、最艰苦的记者”
，也由此掌握了大量的火灾基本事实，最终推出了独家深度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
“自然灾害之所以造成重大损失，扩大为重大灾难，是官僚主义、麻木不仁、不负责任、违反科学规律瞎指挥造成的。”叶研追问着：“造成灾难诸多的人为因素，甚至大灾当前官员放弃国家和人民利益以求自保的行为，难道可以用抗灾工作的内容去掩盖吗？”
水火无情。无论是在对1984年中国南部边境冲突、对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的采访中，还是在对1998年世纪洪水的采访中，都可以看到叶研奔波的身影，并以中国青年报记者特有的勇气，追寻和记录着“到底发生了什么基本事实？”
在赶赴大兴安岭之前，有人提出“记者的眼睛就是公众的眼睛”。资深记者卢跃刚用“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来形容《中国青年报》相关报道。
在《红色的警告》中，曾对当时漠河县委书记王招英有这样的描述：
当黑烟红火的立体屏障遮天蔽日地推进到县城西侧山梁的时候，县委王书记当然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她泼辣果断，当然，她也难以接受哪怕是失败的可能。
必须立即采取行动。她抄起电话，通过广播电视再次果断下令出击……留在县城的千余劳动力走出各自家门，赶到西山梁子的时候，大火已怪叫着进镇了……
这天，地区每隔一个小时来一次电话询问火情，县里都未能如实汇报，昨天，图强林业局已经集结了百余精壮的扑火队员准备前来支援，也被谢绝了。即使刚才，106名稚气未脱的中学生都被动员上山打防火隔离带的时候，她都未向图强求援，也没有向地区防火指挥部请调空运灭火队。
王招英“相信自己的力量。”直到7日下午6时，大火临头了，她才慌张地向地区报告：“请上级给予必要的指示和支持。”然而，一切都晚了。
对此，当时，《中国青年报》这样评价说：“就一个10多年前的知青来说，特殊的经历造就了她泼辣果断的作风，但是，在这重大的灾害面前，她的科学精神却令人遗憾地与她的职务不相匹配。”
地区张副专员问王招英：“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你们要地区采取什么办法？”
王招英回答：“如有可能，马上把图强的消防车调来。”结果，“王书记想到图强的消防车，却没有想到提醒图强赶快疏散――火浪，正以每小时四五十公里的高速向图强涌去。图强派去的两辆消防车中途遇火，其中一辆被火吞没，两人遇难。未几，图强、阿木尔两个林业局葬身火海。”
叶研回忆，当时，有人提出“写大火映衬下的社会，社会背景下的大火”，报道因此批评了官僚主义在火灾中的表现，由此也印证了中央领导反对官僚主义的主题――“这场灾难主要是人祸，是我们犯有官僚主义。”
一天，在大兴安岭扑火前线，李伟中、叶研发现有人在旅游局招待所餐厅大吃大喝，就相继穿过伙房，李伟中推开3号餐厅的门，一桌人，一桌菜。叶研手中的相机闪光灯一闪，记录下“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一幕，随即，被旅游局长为首的20多人拦住去路。
“就是这几个！”人丛中有人指认，李伟中被人扭住，叶研背后也挨了几记黑拳。没法分清是谁干的，记者雷收麦也遭遇“黑拳”，感到胸闷气短，赶紧服速效救心丸。扭住李伟中的人大喊：“我就是要整死你。”
随后，3名中国青年报记者被带进一间小屋，被警方作笔录、询问。这些，没能阻挡中国青年报记者在扑火前线收集情况的脚步。并由此形成了报道灾难事件的一些基本理念：人类与灾害斗争当然可以表现出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需要褒扬，这不等于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是好事。
抗灾行为避免了更大损失，也可以说取得了胜利，但这不能取代对中国防灾减灾工作基础薄弱的检讨。
核心人物追踪――王招英：
大火过后，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县委书记王招英被撤销了职务，并被取消了中共十三大代表资格。在浙江杭州西湖边上的母亲，千里迢迢赶到，拿出调令。捧着调令，王招英趴在母亲肩头哭了：“我不回去，妈，我愧对漠河。”她主动要求到漠河县城建局工作，“要让漠河在我手中重新建设起来”。
1992年，她再次担任了漠河县领导，后任加格达奇区委书记、大兴安岭林管局计划处长等职务。
2004年5月，她离开了工作、生活了多年的大兴安岭林区，来到安徽省合肥市。这里，有她新的工作岗位――国家林业局驻安徽省资源监督办处级工作人员。5月12日，刚到合肥，住在招待所里，她淡淡地说：“很多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要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努力。”
二
“《中国青年报》的勇气，也在于他们不畏风险、不畏权威，能够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把颠倒的黑白纠正过来。”一位读者这样理解《中国青年报》在社会潮流中的“先锋意识”。
1978年12月初的一天，文艺部编辑顾志诚处理群众来信，猛然发现两张字迹潦草的信纸上写着“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歌颂周总理的好书。”
手抄本明明是“坏书、禁书”，它怎么会歌颂周总理？顾志诚反复读了这封湖北宜昌树脂厂工人李谦的信，并前往湖南对该书作者张扬进行了调查。当时，《第二次握手》被认定为“反动小说”，公安机关起诉作者张扬“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等等，并将他关进死刑犯牢里。
中国青年报记者顾志诚、邝夏渝前往湖南，翻阅张扬的案卷，探望在狱中的张扬，并按照“揭发张扬罪行”的人的名单逐一核实，被当地公安机关斥责为“替反革命说话”。
经过一手的调查，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关于这部“反动小说”形成了自己坚定的判断：当时广大群众没有戏看，缺少书读，人们在精神文化和生活的大灾难里挣扎。而这就是那枝凌霜傲雪的腊梅――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被广为传阅的社会背景。
1979年1月20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湖北省宜昌树脂厂工人李谦的来信，公开要求为“《第二次握手》恢复名誉”。从1979年1月20日刊登为《第二次握手》平反的消息，到3月10日刊发的《要有胆有识保护好作品》的调查报告，最终使张扬从一个面临枪毙的“反革命分子”变成一个红极一时的作家，《第二次握手》先后印刷发行了400万册。
在《中国青年报》的努力下，张扬走出了监狱，来到北京住院治疗。随着报纸开始连载《第二次握手》，这部小说讲述的故事又被拍成了电影。
当时，《中国青年报》报道：“在森严的铁窗里，在紧张的审讯中，这个瘦弱的青年不卑不亢，实事求是，据理力争，常常把审讯者驳得哑口无言，张扬知道他写爱情、写爱国科学家、写周总理关心科学事业，都是触犯‘四人帮’的‘天条’的，有人强行要他认罪，他毫不隐讳地回答：‘我就是通过爱情来写政治，我喜欢我的书，我不向你们投降。’”
“这种精神也是《中国青年报》的一贯精神。”曾任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作者王石肯定地说。
一些学者至今仍高度评价20世纪80年代《中国青年报》在思想解放、思想启蒙中走在时代前列的那种先锋状态。例如，最早呼吁写天安门诗抄的年轻人是爱党爱国的青年，思想活跃、文风泼辣的《辣椒》专栏的复刊等等。“在中国社会进步的潮流中，《中国青年报》在20世纪80年代体现出先锋的姿态和勇气，这种勇气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以新的探索、新的实践体现出来。”资深记者卢跃刚说。
核心人物追踪――张扬：
“我对《中国青年报》有特殊的感情，正是因为你们的努力，才使我能够健康活着，有了我生活的一切。”5月14日，张扬在湖南浏阳这样说。今天的年轻人可能难以想像，轰动一时的优秀小说，会导致作者面临被枪毙的下场。1998年，李谦那封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的呼吁为《第二次握手》平反的来信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
5月19日，张扬在湖南浏阳度过了他60岁生日，作为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目前正着手改写《第二次握手》。张扬告诉记者：“当初就是通过爱情写政治。”新版本的《第二次握手》将有望近期面世，已有6家电视机构有意将其拍摄成电视连续剧。“《第二次握手》产生于极左年代，当时，信息不透明，可以说是文化沙漠上的一棵小草。现在，文学艺术早已百花绽放，但我相信，高尚的东西永远都是人类所需要的。”
三
“敢于证实和揭露自己行业的问题，体现了一种道德良知和职业勇气。”至今，一些新闻学者对《中国青年报》“敢说话”到可以揭露自己行业内幕的程度感到激赏。
1987年7月14日，《中国青年报》一篇《公开的新闻内幕――记者团西北之行日记》第一次将新闻界组团“走穴”，搞有偿新闻的内幕端到了公众面前。为此，时任中国青年报记者的王安获得了全国好新闻奖，也被某些人指责为“吃里爬外”。
“为这点小事认真，值得吗？”王安有时候也问自己。张东升，在《中国广告报》西北记者站工作，1987年6月4日与王安相识。张东升组织一个记者团，去西北走几家企业，厂家出钱，吃住行全包。对此，王安算了一笔账，记者团采访计划预计50天，参观23个企业，预计收入11.05万元，而支出5万元(包括电视拍摄费1万元)――如果顺利能赚6.05万元。
王安报道说：“6月6日，上午去西安石油勘探仪器总厂。接待室里挂着一片锦旗和奖状，双方通报姓名后，厂方介绍情况，下午参观。这是个技术密集型企业，贴墙纸防火地毯日本冷风机，相当现代化。
“晚上逛西安夜市，《中国广告报》西北记者站记者张波说：‘我干新闻时间不长，可总觉得这样干不对味。’他是指企业摊钱请新闻单位采访。”对此，王安发出追问：“实业界与新闻界相互融通，也许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报道中，王安不停地思考：记者难道可以“跟着饭票走”吗？“我正在赊吃赊住赊玩呢”，这是什么职业行为？那些企业员工将如何“从我们身上获得记者的概念”？
他认为：“正常的情形应该是新闻机构首先靠其新闻质量和声誉立世，从而赢得读者，进而吸引广告，而经济实力又保障其赖以立世的新闻声誉不受诱惑污损。但眼下的情形有些不同，新闻机构不像过去那样由国家全包下来，又没有成为独立的经营实体，因而不大珍惜自己的声誉。在半下海的状态下，用说不清是国家的还是新闻机构自己的产品(新闻)去和企业交换些眼前的好处，而在这个过程中，新闻人正在挖掘自己的根基(新闻声誉)。”
对此，王安痛苦地感到，“过了很多年，记者团的事很普遍了，很小巫见大巫了”。当时，《中国青年报》揭新闻界之丑的直接效果是，《中国广告报》西北记者站被关闭了。
16年后，在繁峙矿难中，11名记者收受了当地负责人和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金元宝。而本报记者因为在采访和报道这一新闻事件中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受到中国记协的表彰。
2003年开始，中国新闻界开展了学习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职业精神、职业道德为内容的三项学习活动。
敢于正视自身的问题，是一个媒体有良知、讲责任的表现。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青年报》不断对包括自身在内的社会不良现象发出警告，并因此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誉。
核心人物追踪――王安：
王安说：“《中国广告报》西北记者站关闭了，听说张东升去了海南。我想他一定成了大款，他有这个能耐。”记者未能与张东升联系上。
2004年，中国新闻界在新闻出版署组织下，正忙着培训和换发记者证。一旦发现记者违规，将可能被取消从业资格。
四
“经历过十年动乱的人们，对不正之风深恶痛绝，‘腐败不除，现代化建设难以实现’这句口号，在当时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心底的强烈呼声。”
在回忆20世纪80年代本报舆论监督报道时，本报编委梁长春说，这些报道一发表就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80年代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新闻事业也迎来了一个春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媒体除了以宣传积极典型的正面人物形象为主之外，对于社会不正之风、丑恶现象，也承担着义不容辞的监督、批评职能，而这需要一种勇气和责任。
当时与《经济日报》等媒体的记者一起写下著名报道《愤怒的烧鸡》(载于1985年1月19日一版)的本报记者雷收麦，一直没有简单地认为当年写这篇报道仅仅是为了一对兄妹一家一户的“打官司”。这篇文章对哈尔滨市税务部门错判错罚，使个体户李君华兄妹被迫放弃经营烧鸡的事件所作的批评，反映了个体青年的呼声，维护了个体青年的正当权益，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
“来自周围的阻力很多。有被批评者的恫吓，亲友的担忧，同志的规劝，知情者的顾虑，不一而足。”
“应该从宏观的改革大趋势中去选择新闻批评的题目。发展个体经济、发展第三产业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方针，这篇文章的采访就是要坚决地维护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
雷收麦认为这是一种社会责任，政治责任。
“要尽一切可能说真话”，曾经在“四五运动”后被捕入狱、被《中国青年报》报道称为“暴风雨中的海燕”的贺延光，早已成为知名的摄影记者，现任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在他眼里，“说真话”体现着一个记者的职业勇气、职业责任。
1981年7月14日，北京丰泽园饭庄的青年厨师、全国劳模陈爱武来到了中国青年报编辑部，专门反映“大吃大喝之风又有所抬头”，
梁长春回忆：“他在反映问题时流下了眼泪，从他的泪水中，我们看到了他的愤慨和忧虑。这使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此前，这位敢说“真话”、“敢于向不正之风挑战”的厨师，与《中国青年报》这张敢说真话的报纸一起，向社会公开披露了当时的商业部长在丰泽园饭庄吃“客饭”搞特殊化问题：一些“特殊宾客”到在当时“首都数得上的高级饭庄”丰泽园大吃大喝，一顿饭菜几十元(当时，相当于一个普通干部全月的收入)，而这些大吃大喝者自己只付一两元。陈爱武发现，自1977年以来，当时的商业部长在丰泽园类似的白吃白喝有据可查的就有16次。以1980年那两次存有菜单的吃喝菜价计算，仅菜一项就是124.92元，而部长只付了19.52元。
陈爱武认为，“纠正党内不正之风，中央领导应该带头。像商业部长这样的领导同志还这样干，怎能有资格管下边？自己作为团支部书记，应当同这种不正之风作斗争。于是，他决意要向组织反映。他写了一封揭发信，并于1980年7月12日寄到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一石激起千层浪。先是中纪委调查，继而中央领导批示，1980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以《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为题对陈爱武的事迹进行了介绍。
此后，在很多舆论监督报道中，《中国青年报》都坚持了努力讲真话的传统。陆川高考舞弊、曹县一中替考事件、隆回一中保送生事件报道等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还有本报记者林炜报道的“日本客珠海买春”事件，无疑是2003年中国新闻界最热闹的新闻事件之一。这些报道都是记者深入一线调查的成果。
曾写下过《战士万岁》等很多优秀报道的记者李伟中说：“当我们用笔将那些丑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将那些凝结在小棚屋内的呼声传到四面八方时，我们为自己是记者而骄傲。因为，我们记录着时代。”
核心人物追踪――陈爱武：
1982年，陈爱武被保送上了大学，1986年毕业后，没有再回丰泽园饭店。1988年，他赴日本研修一年，在大阪第一饭店学习烹饪。当时，身处异国，他觉得“很神秘，不可思议”，因而“望洋兴叹”过，回国后，亲身经历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他感到“曾经很羡慕的发展奇迹，对于我们来说，也不再遥不可及”。
1989年以后，陈爱武在中日友好交流中心任烹饪老师。经常给日本人讲授中国烹饪，陈爱武突出的感受是“有自豪感”，并因此“心里亮堂，活得有滋味”。今年49岁的他，也曾经面临压力，年龄大了，该不该有个“一官半职”﹖后来，他一想，当官干什么呢？干什么不是为社会作贡献？
23年前，陈爱武以自己刚直的性格完成了一次对社会风气的冲击；23年后，他依然要求“对自己负责，对别人负责“，每次接到别人的小费，陈爱武第一反应是“交公”，最多一次，他把别人给的700元人民币上交。之所以如此，他总觉得“如果把这些钱揣兜，也等于把自己的脸面揣兜了”。因为，从参加工作起，他就抱定一个信念：“挣钱，就明明白白，绝不能挣黑钱”。
陈爱武经常背着书包，在单位附近的超市里仔细挑选着蔬菜，并常常问自己“你说人家了，自己做得怎样呢？”他要求自己“每一分钱都清清楚楚”。说起23年前揭发当时的商业部长搞特权一事，他说自己“没后悔”，只是“年轻，没加考虑，有话就说”，关键是“我们这个党认真对待自己组织中尤其是高级干部中出现的问题”。
2004年5月，北京的春天里，他告诉记者：“我的行为不能愧对老前辈，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