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县一中：高考替考已成公开秘密

     见报于２００１年７月１０日。

    ２００１年６月中旬，报社收到一封举报信。信中称山东曹县一中今年将有６００人参加高考替考。一个学校６００人！编辑记者们惊愕了，是真是假？他们怎么敢？又怎么能做到？
　　举报信没有留下姓名、地址，也没有留下任何确切的、可供突破的线索。但时任常务副总编的樊永生说：去，即使无功而返，也值得去。
　　记者郑琳赶到济南与驻山东记者蒋韦华薇会合。“我们是应该直接接触，还是该侧面迂回？会不会打草惊蛇？”郑琳回忆说，“事实上，谁是当事人？谁是‘敌’？谁是‘友’？该采访谁？一概不知。”
　　坐在开往曹县的长途车上，两人反复推敲该如何采访老师、学生、家长，甚至该如何采访学校周围的小饭馆。可直到到达曹县，依然没有头绪。
    没料到的是，突破口是在一位三轮车夫身上打开的。
　　三轮车夫送二人回旅馆。一路上，两个记者不住嘴地跟他聊，先从县里的一般情况聊起，再到问他孩子多大，再引到曹县的教育，接着说出了曹县一中的名字，一步步向那个敏感的字眼靠近。“我的孩子就在曹县一中上学。”三轮车夫说。郑琳和蒋韦华薇相互对视了一眼，心中一阵狂喜。
　　两人立刻想法儿与车夫熟络起来，并说定包他的车，还告诉车夫，来曹县，只因“表弟”要办转学，听说这里教学质量比较高。
    第二天，进一步熟悉之后，两人告诉车夫，把“表弟”转过来，是为了能请人帮忙替考。
　　软磨硬泡之后，车夫终于在一个晚上带着两位年轻女记者，见到了可以“帮忙转学，将来还可以帮忙找人替考”的曹县一中某老师。老师详细地告知了替考的方式、操作步骤和钱数。从老师处，她们得知，不仅老师们帮助联系作弊，校方、县教委对此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接下来，她们决定找学生核实。她们不敢老在学校里转，就在校门口等，发现一个学生抱着一大摞书出来，看样子是高三的，就跟着他走，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再叫住他。这一次，她俩自称是来搞社会实践的大学生。就这样和二三十个高三学生聊了天。有些学生很警惕，而另一些学生则承认有替考现象。　　
　　情况大致摸清，为了不引起怀疑，她们撤回了北京。
　　２０天后，她们二下曹县，这次与她们一起同行的，还有经验老到的采访中心副主任杜涌涛。
    三人混进学生宿舍，试图套问出更多替考内幕，最关键的，是想拿到替考者的名单。但是，和学生的谈话始终没有突破。
　　在又一次和学生接触，又一次没有收获时，杜涌涛当机立断，突然说：“我们是记者，《中国青年报》记者，我们就是来揭开替考黑幕，希望能还你们以公平。”
　　学生们惊呆了，宿舍里骤然鸦雀无声。蒋韦华薇赶紧将写有住处和手机号码的纸条，悄悄塞给了较有正义感的学生。当天晚上，果然就有学生来找她们了。
　　但是也有了新情况，有学生走漏了风声，很快，他们周围就多了许多监视的眼睛。三人连夜换旅馆，衣服、钱包都没带，也没有退房，以迷惑监视者，“别的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要保护好录音带和录像带。”郑琳说，她一直把录音带放在身上。
　　这时候，全县都知道他们了。白天，领导轮番登门。晚上，她们再偷偷溜出去和学生碰情况。３人在餐厅吃饭，门外有县委宣传部的领导“等候”。却不知，等３人“吃完饭”从餐厅出来时，蒋韦华薇早已从后门溜出去采访过学生又回来了。
　　学生们为采访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但我们首先要保护他们的安全，”郑琳说。一次，郑琳和蒋韦华薇在街上被好奇的人群围住，突然看到一个给他们通风报信的学生。他站在旁边，欲言又止，但双方又不能表现出互相认识。郑琳灵机一动，看见该学生推着自行车，就说，好久没骑自行车了，这位同学，能让我骑骑你的车吗？她骑出了３０米远，故意摔倒在地。那个学生立刻明白了，抢在所有人之前跑过来，郑琳只来得及跟他说了一句话：“晚上给我们打电话”。
　　就在那个晚上，这位学生告诉记者：在他们以为替考已经大面积回撤的时候，那些花了钱的、收了钱的难以刹车，大部分还是坐在了考场里。
　　报道见报后，轰动一时，吴官正同志立即批示严查，教育部也马上派出调查组。曹县云集了无数去追踪采访的记者，报社的电话几乎被打爆。该报道后来还获了中国新闻奖。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高考里的黑幕从此纳入了舆论监督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