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思议的温
州》
自那时起，本报就开始持续关注私营经济是否享受国民待遇问题。
记者 卢跃刚 刘扬
见报于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１８日～２１日。
记者手记 卢跃刚
温州是个什么鬼地方？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多地少，穷山恶水。可怎么那么能折腾，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都是中国政治关注的地方。真是邪了门儿！
只要有政治运动，那里就会打击一批资本主义。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永嘉的分田单干；六七十年代开地下工厂、地下钱庄；七八十年代私人以各种公家的名义戴上“红帽子”进行实业和商业活动……
围绕着温州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争论了３０年，一直到１９８７年大争论，还是争论不清。
我和刘扬在温州档案馆和有关部门查看了温州１９５７～１９８７年３０年的历史。一个星期下来，我们得出了３个结论：温州３０年的历史，就是不断打击“资本主义”的历史；姓资姓社的讨论是人类历史上最华而不实的讨论，最血雨腥风的讨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的所有改革，其本质是“回归”，而不是什么“前所未有的改革”，是政府对民间被压抑的诉求的承认，是放弃一些僵化的意识形态来尊重某些权利。
温州人比谁都明白，他们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不是“左”和“右”的问题，而是“肚子问题”。
由政治文化切入温州问题，才可能切中所谓大争论的要害。
这种切法在当时还相当敏感。那时我和刘扬都年轻，胆大，决定了就干。
在温州观察很有意思。我们首先观察到，温州全国著名的１０大商品市场，乐清县的机电市场、永嘉的纽扣市场、苍南的徽章证件市场……都在偏僻的乡镇，然后向全国辐射，蓬蓬勃勃发展。
温州政府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用４个字概括：“无为而治”。上面逼得紧了，就打击一下；上面松懈了，就放任自流。
温州要说穷，穷得叮当响，除了靠近温州市区的瑞安市，其余的县绝大部分都是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要说富，又富得流油。
温州的消费是我们当时的工资收入所不能承受的。我们只能在政府办的温州宾馆吃２．５元一份的份饭。一份饭，我们只能吃个半饱。肚子饿，只能到外面吃面，或者买两只猪蹄子啃。因为，只有这两样东西最便宜。
这就是温州，不可思议的温州。
我们写了５篇报道，通过写温州的生存状态来写当时的政治文化，在这种政治文化下一部分人的权利被剥夺了。
开篇《红色幽默》，写的是温州批“资本主义”，结果是“资本主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第二篇《名分的困扰》则指出，早期私有企业求发展的障碍，首先是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歧视。当时，可以允许外国的私营企业进来合资独资，却不允许国人办私营企业，只允许办个体经营执照，一句话，限制私营企业的发展。私营经济到了一定规模，要求更大发展，怎么办？于是戴“红帽子”。然而，这种规避制度瓶颈的权宜之计，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核心问题是“产权不清”，后来９０年代大规模的产权纠纷便是这一祸患的显现。
到温州后，我发现一个现象，每次打击私营经济，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滑坡。第三篇《“空白地”说》讲的就是这个，如果一种制度、一项政策的运行成本过高，就应该进行反思。
这是一组相当敏感的稿子，发了之后，反响很大，没有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