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波恩6月3日电

　 提起“可再生能源”，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它离我们发展中国家太遥远了，它的昂贵价格使我们望而却步，它只是发达国家的游戏，我们‘玩不起’太阳能、风能这样的东西”。事实的确如此吗？在德国波恩召开的“2004全球可再生能源大会”上，本报记者就“可再生能源在发展中国家如何推广 和发展”等问题，独家采访了欧洲可再生能源理事会的政策顾问奥利弗？沙佛先生。

　 记者：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依然有很多人还在为生存而挣扎，对他们来说，可再生能源太贵、太奢侈了。因此，有人说，可再生能源只是发达国家的游戏。您如何看待这一说法？

　 沙佛：的确，一些相关技术的发展只是近15至20年的事。而且，可再生能源价格的下降也只是近10年的事，大约下降了25～35％。与一些“旧能源”如石油相比，可再生能源实际上现在已经变得比较便宜了。

　 单从短期来看，可再生能源似乎确实要贵一些，但如果看得长远一点，并考虑到目前石油价格不断上扬的趋势的话，就可发现，其实使用可再生能源一点也不贵。未来的趋势，必然是用石油等“旧能源”来发电的成本会越来越高，到那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步伐就必然会变得更加缓慢。实际上，可再生能源恰恰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走捷径的有利机会。

　 记者：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较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为了尽快实现从煤到可再生能源的转变，中国应该如何去做，从哪方面入手？

　 沙佛：我们所期待的是，发展中国家不要再犯我们所犯下的错误。在中国，目前依然还有很多边远地区没有办法接受任何能源服务。如果能对这些“处女地”直接使用可再生能源，使他们的电力供应来自风能或太阳能，为他们建立一套并非基于煤等传统能源的新的能源使用体系，就不但可以改变大量释放二氧化碳的状况，而且从长远看还可节省很多资金。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但我想强调的是，在这些地区早一天使用可再生能源，新工业和新经济就可早一天在那里建立，由此所获得的益处就可早一天得以体现。

　 记者：在这一过程中，您认为发展中国家可能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应如何解决？

　 沙佛：这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过程。如果没有政府或法律法规上的支持，你不可能去谈论资金。

　 虽然安装和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比较高，但由于平均分摊到每一个用户身上，个人所承担的费用就变得非常低廉，几乎所有人都可接受。比如在德国南部，每人每月为使用可再生能源所付出的费用仅是1欧元。即使在中国，我相信这个数字也可被绝大多数人接受，因为这仅相当于10元人民币。关键就是政策制订者愿意建立这样一套体系、一个框架。

　 记者：有人认为，人口太多是中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最大困难。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沙佛：我认为这与人口多少没有什么直接联系。我可以肯定地说，可再生能源既可在人口多也可在人口少的国家被使用，它对全世界都是一个机会，当然包括中国，惟一的区别在于你如何使用它。中国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我认为是观念上的问题，也就是到底要等到几十年后煤和石油都行将耗尽时再改变方向，还是现在就及时地开始使用可再生能源。

　 因为，目前它是惟一取之不尽的能源，而传统能源如石油只能再使用60年。如果你有孩子或孙子，你就会特别在意他们到时候没有能源可用了怎么办，所以你就会愿意为了他们从现在开始使用可再生能源。如果这样，你就不会介意若干年后的石油价格会涨到多高，因为你已不再需要它了。

　 记者：最后，能否请您用一句话概括您对我们中国青年读者要说的话？

　 沙佛：我希望，中国年轻人尽快开始了解和掌握有关可再生能源的知识，这对他们和他们的后代都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