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比起日记来，回忆录可信度要低一些。不管什么人，写回忆录总会以当下的需要取舍过去，甚至重构过去。同样的事，我宁信日记，不信回忆录。

　 谢：我说一件具体的事。黄仁宇的回忆录《黄河青山》出版时，我正好在香港，当即买来看了。因为过去看过黄仁宇的几本书，对他研究历史的方法非常佩服，不过对 他的史观有一点点怀疑。主要是他认为中国历史有长期合理性那一点，还有就是所谓谁完成了中国社会上层的整合，谁完成了中国社会下层的整合等，那都是他离开中国以后的感受，并不能真正解释中国现代历史。他对中国现代历史上两个最重要的历史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的评价，也有问题，我认为这两个人不好放在一起比。黄仁宇有那样的感觉，还是对中国上世纪后半叶的历史没有真切感受，这一点，好像是海外学者的共同特点，不仅是黄仁宇，王浩、邹谠和杨振宁他们都有类似的感想。

　 丁：广东有一位胡文辉先生，他在《东方》杂志上专门有文章批评黄仁宇的史观。

　 谢：胡文辉是我的好朋友，他的文章非常有说服力。黄仁宇这个年纪的知识分子，正好是在抗战中开始了解中国社会的，特别是对于蒋介石政权，普遍没有好感。我前几年研究西南联大的时候，注意过他们早年的思想倾向。他们离开中国以后，通常有两个情结，一是对于国家统一特别看重，二是对于国家强大非常在意，至于这一切是通过什么过程完成的，他们好像不大考虑。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以后，王浩、杨振宁回来，在外面发表过许多观感，当时《参考消息》上介绍过，现在看来，那些观感是很成问题的。

　 丁：黄仁宇对中国土地改革的认识，也在张爱玲之下。他只看到这一改革的最后结果，而没有认识到这一改革的代价。因为长年的海外生活经历，他们对于当代中国人的真实生活，其实是没有多少了解的。他们特别强调秩序，看重经济上的进步，以这样的观点来评价中国社会的发展，最后得出长期的合理性，这很难说服生活在真实中的中国人。

　 谢：《黄河青山》中有一处提到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回到上海的情景。黄仁宇说：“蒋介石的演说索然无味，不但是在成都以我们为听众的场合，而且还在胜利后不久的上海，我也在场亲眼目睹。这个通商港埠在他暌违八年后欢迎他回来，地点就在前各国租界的跑马场上，照理应该是个欢欣鼓舞的场合，尤其他年少时在这个城市待了很久，经过外国统治后，中国的主权又得以完全恢复，大半原因出在他的努力奋斗，但他一点也没有提到这些事。相反地，为扮演全国精神领袖的角色，他提到振兴道德，讲到礼节和公理。”

　 丁：这段话基本不真实，是夹杂了他自己感想的回忆，与当时的情景相差很远。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没有先到上海，而是先到了北平。1946年2月12日下午5时，蒋介石由陪都重庆乘专机抵沪。当时的情况是：“事先得此消息，前往机场欢迎，暨沿路守候者，途为之塞。”至于蒋介石在跑马场的演说，当时的评价是“参加民众数达20余万人，情况热烈，得未曾有。主席于群众欢声沸腾中，发表演词，真挚深印人心。”

　 谢：我看过蒋介石的这篇演说，应该说是很感人的。蒋介石只是在演说的最后才提到“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从黄仁宇回忆录中的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回忆录是不大靠得住的，因为人的记忆是靠不住的，更何况还有先入为主的判断在其中。研究历史，回忆录至多只可作为一般的材料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