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周末，北京朝阳门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小院里，都有“天地生人学术讲座”进行。第589期的题目为“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社会学研究”，主讲人是田松。
在田松看来，大规模存在的民间科学爱好者，为中国特色现象。
哥德巴赫猜想，一个距离一般人现实生活遥远的纯数论问题，一个被专业
人士认为至少要受过博士研究生训练才可能研究的问题，为什么在民间大量仅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痴迷于此，甚至坚信自己已经摘取了这颗数学皇冠上的“明珠”？
与“哥迷”（哥德巴赫猜想迷）类似的，还有各种“民科”（民间科学爱好者），他们有的热衷于研制永动机，有的致力推翻相对论或量子力学，有的试图构建新的宇宙论或进化论体系……
“民科”是一个奇特的社会群体。支持他们的人说：“正因为不在专业体系中，受现有学科传统约束小，在解决一些难点问题时有可能用新方法取得突破。”反对者问：“一个围棋业余爱好者一举击败李昌镐，可能吗？”
还有人说：即使他们的研究没有价值，但总是精神可嘉吧，老百姓爱科学有什么错呢？
田松，这位科学史及科学哲学的双料博士，是较早把“民科”作为一种社会学现象来研究的学者。田松对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界定是：“在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所谓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或者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的科学问题，或者试图推翻某个著名的科学理论，或者致力于建立某种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是他们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科学共同体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他对“民科”群体的学术理论和生活态度都基本持否定态度，也因此在互联网上引起颇多口诛笔伐。
记者：你大学本科专业是物理，那些对相对论提出争鸣的论文你看过吗？能看懂吗？
田松：有一部分我看懂了，我认为他们根本没有明白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什么意思。看不懂的，就不好说了，只能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
所谓“反相对论”的提法就有问题。在物理学内部，相对论是现代物理的基础理论，是一个标准模型。物理学是可以从一个基本原理出发一个一个推导出来的，每个环节都相互联系。如果相对论错了，意味着整个现代物理的基础错了，那也就不是反相对论的问题，是颠覆了现代物理学的基础。当然，这也不是不可以。实际上，相对论由爱因斯坦提出基本原理，它的完善补充，是通过不同的物理学家在不同领域的应用来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不适用的情况，比如最开始广义相对论用到宇宙学领域，就引起了很多困惑，宇宙起点、黑洞、宇宙是稳定的还是不稳定的，都有争议，开始爱因斯坦不承认不稳定的宇宙模型。这是科学共同体知识自然的累积过程。
记者：可是爱因斯坦不是曾经推翻了牛顿定律吗？
田松：这其实是一种误解。爱因斯坦并没有“推翻”牛顿定律，而是超越了牛顿定律，牛顿定律在其适用的范围内仍然适用。就好像新软件总是能兼容旧软件，新的物理学定律总是会把旧物理学的基本结论兼容进来。
记者：也许在物理学领域你有一定的专业基础，但是，对于那些你不懂的领域，像数论，你判断的依据是什么？比如，一些支持蒋春暄的人提出，质疑者无人指出蒋论文本身的疏漏或错误，只是把精力用来论证其成果的支持者和发表他论文的刊物没有权威性，这一点无法让人信服。
田松：这又是一个悖论。如果那个杂志是被国际数学界认可的，那他的理论就已经被科学共同体接受了；如果不是，你又凭什么要求国内的认可？就好像我在一个地方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小文章，非要求全国作协给开个论证会，有道理吗？
而实际上，据《科技日报》的报道，1978年，在科学院前院长方毅的关心下，数学所曾组织过对蒋费马大定理证明的研讨会，蒋的证明被否定。
记者：抛开他们在科学上的对错先不谈，人家把科学当爱好，自娱自乐有什么不好？
田松：问题是他们不是自娱自乐。他们强烈要求被科学共同体认可，却又不了解也不遵守游戏规则。一个退休的老头自己练练书法当然谁也管不着，可他非要让中国书法协会接受他的作品，那就不一样了。
另外，有一个广泛的人群，我把他们称为“业余科学爱好者”。比如有很多生物爱好者，出于兴趣，他们喜欢收集动植物标本，也会发现一些新的种属，但他们并没有推翻现有生物学体系的野心和志向。
和一般的业余科学爱好者不同，“民科”从事某一领域的研究，多半不是出于兴趣，而有着更“崇高”的理由，比如“为国争光”、“为民造福”或者证明“小人物也可以有所作为”等等。他们献身的领域，也总是那些有较大社会影响和意识形态价值的，像物理学领域的相对论、量子力学、永动机；数学领域以哥德巴赫猜想最多；生物学领域的进化论最受青睐。
他们的“学术论文”也有一些共性，新名词多，而且与现有的术语没多少关系；喜欢发表一些超越具体问题之上的议论，尤其喜欢表达爱国情怀；常常把结论建立在现有科学不成立的可能性上，建立在可能被某人尤其是自己引发的未来的科学革命上。
在生活中，他们的生存能力通常较差，有人甚至三四十岁了还要依靠父母妻儿，但生活的艰苦反而加强了他们的悲壮感和神圣感。
民间科学爱好者在其他国家也有，但没有像在中国这样大规模存在的。无论是反相对论的，还是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他们在心理特征、行为方式、教育背景以及“论文”的写作方式上，都有很多共性。所以，“民科”的问题，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通过什么方式了解所研究的领域？他们理解的科学是什么？他们对科学的理解来自何处？为什么一些初中都没有毕业的人会相信自己可以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哪儿来的底气？记者：那么你的结论是什么？田松：结论让我自己都很吃惊。
根据我个人的接触、大众媒体的报道和某些“民科”的自述，他们对科学的概念主要来自三方面，中小学教育、自学、科普书刊和大众传媒。由于“文化大革命”，很多40岁以上的“民科”连中学教育都不完整，这样的知识基础使他们自学也有很大局限，所以，民间科学爱好者理解科学的最重要途径其实是科普书刊和大众传媒。
在传统科普读物和大众传媒中，科学家都有一定的模式化的形象，他们德高望重，不食人间烟火，一心为科学献身、为人类造福，尤其以徐迟笔下的陈景润为代表。
在对科学发现过程的描述中，也存在着某些误读。比如牛顿的苹果，科学天才“灵机一动”做出重大发现，把科学发现的丰富过程简化为最后一步的灵感和机遇。再有像居里夫人从沥青中百炼成镭，把科学发现蜕变为简单的技术劳动，忽视了深层的、在先的理念。甚至，在很多人心里，科学发现可以通过大规模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以一种大会战、大比武的方式来完成。
从某种意义上，“民科”正是按照科普书刊塑造的科学家形象进行自我塑造，他们也是按着“灵光一现”和“铁杵成针”的模式，进行着自己的科学活动。
所以，大规模的“民科”的存在，意味着科学与公众的沟通出现了障碍，传统的科学教育、科学传播有问题。
记者：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这么大规模的“民科”群体？他们的人数会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
田松：我的判断，会越来越少。“民科”的出现，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受过理想主义教育，二是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科学的春天”。
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强调着这样一种观念：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理想，比如为国争光、为人民造福之类，个人的物质生活乃至生命都是可以牺牲的。
“文革”之后，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来临，科学家重新获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一篇《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让难以数计的人加入了摘取这颗“明珠”的行列。其实，多数“哥迷”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这个猜想在数学上有什么意义，他们的目的首先是为国争光，获得那样的价值感和神圣感，即使碰壁了，也是一个伟大的殉道者的形象。
具有为理想献身的热情，加上个人的偏执，这样的人才能一根筋地去做一件事，赶上科学的春天，才会把这一根筋用到科学上。1970年后出生的人，即使他们还有为理想献身的精神，他们献身的对象也不再是科学，因为科学已经不再有那样的意识形态价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