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沈阳公民董国明被拆迁公司困在了自己家中。在27个日日夜夜里，保安轮班实施24小时监控，断水断电，禁止外面的人送食物和水。相信法律的董国明把《宪法》贴在窗口，窗户却被砸破。拆迁公司动用挖掘机“扒”掉了与董家相连的另外3个单元。在一片废墟中，董国明所在的第四单元，形同一座孤岛。他在这里坚 守了27个日夜。董国明称自己是在“捍卫私权”。

　 32袋方便面、八九斤土豆、几个萝卜、两个西红柿、一根半黄瓜、两瓶白酒、七八罐啤酒。董国明把家里所有能吃的东西都集中起来。他说：“这些东西能扛上一段日子了。”

　 董国明在沈阳市和平区南四马路30号住了25年。这儿离沈阳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只有200米。但眼下他却出不了门，他的爱人、邻居也进不去。因为“整个院子被拆迁公司圈起来，保安守着大门不让任何人进去。”

　 这一天是2004年4月30日。董国明知道，自己要过一段艰苦的、与开发商抗争的日子。他清点了一下家中的存水：两个大塑料水桶、1把水壶、两个暖瓶、3个洗脸盆、4个大矿泉水瓶、一口大铝锅，都盛满了水。这让他稍感安慰。2003年10月25日之后，这栋楼的水电就被停掉，住户们只好到对面的好心人家里打水，晚上靠蜡烛照明。

　 4月30日下午，董国明在家中写材料，准备继续向有关部门反映福福拆迁公司违章拆迁、暴力拆迁、打伤住户的问题。这时，楼里还有近10户人家没有办拆迁手续。

　 突然，楼下喧闹起来，30多个民工用红布把楼围起来。董国明用望远镜往外看，发现有公安、和平区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开发商以及拆迁公司的人。

　 不一会儿，有人来敲门，让楼里的居民到马路对面的车上去“谈话”。有的住户去了，他们刚一离开就不许再进楼，拆迁公司随即开动了挖掘机―――所有的家具、家电、贵重物品都还在里面―――“这就是所谓的‘强制拆迁’”。看到这一切，董国明拒绝离开。

　 到了晚上，仍坚守在楼里的，只有4单元的董国明和2单元的陈德海。乘着夜色，邻居们给住在2楼的董国明扔进去几个手机和几块充满电的手机电池――楼里的电话早就被掐了。

　 5月2日，一个朋友乘保安不注意，偷跑上来看望董国明。没过几分钟，保安上来砸门，让把来人交出去。“我没同意，过了一会儿，只听到两声巨响，好像是枪响，把我们吓坏了。”

　 等楼道里安静下来，董国明让朋友快走，却发现打不开门。他用撬棍撬了好一阵子，门纹丝不动。董国明相信：自己家的门被保安“钉死了”。他卸下卫生间房门，在上面钉上4根木条，从窗口把门板放下，让朋友爬出去。

　 这之后，保安看守得更紧了。对面一家商店的值夜人说：“保安分成三班，每班8人，轮流守着4个方向，不让人进出。连往里扔东西都不太可能了。”

　 头两天，董国明照常吃东西、喝水，很快就发现不行，要“节省”着吃。他抠掉土豆表面的烂处，用洗脸水漂一下，然后用几滴干净的水揉搓一番。“生土豆味道有点苦，有的都发绿了。”

　 “吃方便面容易口渴，我不敢多吃，每天吃一顿。家里的水不够冲厕所，我把排泄物盛在塑料袋里，扔到楼下―――楼上楼下其实早就成了‘公厕’，每搬走一户人家，拆迁公司的民工就随地大小便，整栋楼都泛着臭味。”

　 董国明并不怕饥渴，55岁的他是从困难年代过来的，那年头连生土豆都吃不上。让他烦恼的是日夜不停的骚扰。拆迁公司每隔10分钟左右就来砸一次，有时砸铁门，有时砸屋顶，有时砸墙壁，巨大的噪音令他无法入睡。“最后那几天我都有点幻听了”。

　 董国明相信法律。他从报纸上读到“穷人的寒舍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经典宪政寓言后，欣喜不已。他相信法律能保护自己。他把新版的《宪法》贴在窗户上，玻璃窗却被砸破，没有一扇完整的窗户。

　 一次，半块红砖破窗而入，差点儿砸到他身上。心有余悸的董国明找了一块木板挡在床头，因为“怕在睡觉时被砸伤”。

　 每天凌晨4点半以后，董国明才敢睡上一会儿。因为“那时天亮了，他们不敢公然入屋。”除了早晚听广播，董国明白天就在家整理和拆迁有关的文件。这些文件堆起来足有一尺多高。他把烟盒裁开，在上面记下打过的每一个求助电话。“我打过好些政府部门，可是没有人理我”。“每天我都和朋友们通电话，不敢说太多，怕浪费电池。手机是我和外界惟一的联系。”有时候，董国明站在窗口和邻居们对望。他在这里人缘不错，邻居们评价他“勇敢”、“镇静”。被困期间，每天都有人站在路边看他。

　 5月3日，拆迁公司动用挖掘机开始“扒楼”。巨大的铁扒犁从房顶“扒”下来，半平方米见方的墙体碎块“哗哗”地往下砸，发出沉闷的巨响。围观的群众发出尖叫：“里面还有人呢，住手！”却被挖掘机的轰鸣声掩盖了。

　 2单元4楼的住户陈德海感觉“整栋房子都在摇晃”。砖块、水泥块不停地砸下来。“后来，楼道里冒出很多烟，好像是哪里着火了。我在屋里呛得无法呼吸”。陈德海手持《宪法》爬到窗台上，围观群众拨打了“119”。在“119”的帮助下，他离开了这栋“危楼”。

　 挖掘机很快把整个2单元夷为平地，接着是3单元，最后只剩下董国明所在的4单元。董国明说：“房子震得比我经历过的唐山大地震还厉害。”

　 楼上的废墟把董国明家楼顶压弯了，家人和朋友都劝他“性命要紧，还是先出来吧”。董国明不干：“《宪法》第三十九条说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这里是我的家，我不同意，谁也不能拆了它。”他称自己是在“捍卫私权”。

　 邻居们说，“老董特讲法，懂得维权”。董国明花钱去规划局购买图纸，发现图纸上30号楼所在地段冠以“省公交大院内部改造”的名义，而实际上要被开发成商业楼盘。更何况，这一规划并没有得到持有产权证和土地使用证的居民同意。他愤怒不已，多次写信向有关部门反映。

　 评估公司称“在扣除7项评估项目后，对该地段评估的价格为每平方米2339元”。董国明不服：“政府对这一地段制订的最低保护价是每平方米3033元，你们有什么理由扣除这7项？”当然，他的质疑没有得到回应。

　 董国明调查后发现，福福拆迁公司在拆迁进行3个月后，才拿到营业执照。并且在允许的拆迁期限到期后，没有补办延期手续。由此他认定：拆迁公司属违法拆迁。而拆迁过程中存在的面积“缩水”等不公平做法更让董国明生气。他多次向上级反映，都没有结果。

　 有几次，拆迁办的工作人员坐着开发商的车来通知居民搬迁。董国明觉得没有道理。在他多次到市房地产局反映情况后，有关人士不得不承认“确实屁股不该坐到开发商的车上”。

　 和他打了多回交道的房地产公司项目经理，说他“爱认死理，什么都讲法”。

　 “我相信法律。”董国明总爱这么说。这个在政府部门工作了近20年的老党员，凡事都讲个“理”字。有的住户说要去堵马路，有的说要去政府门口示威，都被他劝住了。

　 一次，董国明去一个小区宣传拆迁政策法规，被公安局带回去问话，所带的材料也被没收。放他出去的时候，他向警员索要扣押物品清单，还要人家详细写上：扣押的是某年某月某日的某报纸。这认真劲儿把警员都逗乐了。他说：“办事就得认真，咱可没有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咱就是想宣传一下法律知识。”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董国明高兴得逢人便讲，还带动全楼的住户去买《宪法》单行本。

　 董国明办过“普法教育宣传栏”。他和30号楼的居民集资打印了一个长11米、宽10米的巨幅招贴画。上面印着国徽和相关法律条文。7个男子汉爬上楼顶，花了3个小时，才把“宣传栏”挂到了30号楼的东墙上。但这个宣传栏挂了不到15小时，当天夜里，就被人偷偷砍下去了，还用利器划了无数口子。

　 董国明偶尔也有“不讲理”的时候。

　 2003年冬天，开发商通知煤气公司，说30号楼无人居住，可以停煤气。煤气公司施工时不小心挖漏了管道，煤气泄漏出来，被居民发现。当时30号楼已经停水停电停暖气，几十户居民赖以生活的就剩煤气了。气愤的居民聚拢来，却无法制止。董国明掏出打火机跳下大坑，“如果你们再停气，我就点火。”在这种情况下，煤气公司答应：只要还有一户人家住在这里，就决不停气。事后，邻居竖起大拇指夸他“够勇敢”。

　 从2003年10月以来，30号楼先后有六七人被拆迁公司打伤，其中就包括董国明，但这并不能阻止他继续和开发商抗争。

　 董国明被困家中的第26天，中央电视台“时空连线”报道了这一事件。次日，沈阳市政府有关领导来到董家楼下。副市长对他说：“这楼已经是危楼，你应该先出来。”

　 毕竟曾经在政府部门工作多年，董国明“不想给辽宁丢脸”。他同意在央视记者的见证下出来。并提出4项要求：打开的门必须保持原样，以鉴定打不开门的原因；不得强行把他拖出，保证其活动自由；允许亲属、朋友给他送食物、生活必需品；在他未和开发商达成协议、办理拆迁手续前，不得强行拆除其住宅。

　 在被困27天之后，董国明重获自由。他坚持不要人扶，自己走出楼门。因为阳光太刺眼，他还用手遮挡阳光。邻居们说他“脸色煞白”。他说：“我最想做的事就是洗个澡。”

　 眼下，董国明已经办理了拆迁手续。一些媒体报道说：“董老汉赢了。”他并不同意。“我没有赢。如果通过这件事，有关部门得到教训，真正改进了工作作风，让老百姓都满意了，那才叫赢呢。”

　 他拢了拢头发，让记者看：“瞧见没有，这里多了好多白头发，全是这20多天里长出来的。就这拆迁，我轻了30多斤，比什么减肥药都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