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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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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
在理想面前崩溃
2004年06月16日 02:52:51

本报记者 江菲

  “你是不是欠揍?”刘
承伦对一名六年级男生冲口而出。

  这名男生和另外几个男生已经整整闹了一节课,先是站在座位上表演健美,然后到处飞扑克牌,好不容易安静一点儿,又蹲在桌子下面挑逗别的同学。

  快下课了,刘承伦采取答对问题可以提前休息的办法,总算大体上维持了课堂秩序。眼下,教室里只剩下这几个最调皮的学生。他们几乎不把这位科任老师放在眼里,在教室里打打闹闹,互相扯拽,还故意学他说话。

  刘承伦皱紧眉头,“要冷静,冷静。”他在心里忍了再忍,却终于没能克制住。

  “老师打人,要犯法。”那个男生不甘示弱,示威地喊道。

  “啪!”话没说完,一记耳光落在他脸上,孩子眼里顿时激出了眼泪。其他几个孩子愣在那里。

  刘承伦自己也有些吃惊,手臂垂下来,心里“嗖”地凉了半截儿,不知接下去该如何处理。

  下课铃救了他。刘承伦低着头走出教室,心里懊恼得不得了。

  “不要再提有多少学生对教育不满。我可以肯定地说,有多少学生厌学,就有多少教师厌教。”

  这不是他一时冲动说出来的话。此时,他坐在自己的书房里,面对记者。

  “我困惑了很多年。很多时候,我自己都忘记了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他形容那时候的工作状态就是在“混”。现在,他已经在这所市级重点示范校工作了13年。

  但最不能让他容忍的是,这次的打人事件,发生在他下决心改变自己、回归真正教育的努力中。为了当个更“合格”的老师,从去年年底开始,他每天都在网络上撰写自己对当天工作的反思,所经历的故事,以及面对层出不穷的问题所尝试的解决办法。

  然而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使他连续几天情绪低落,有些怕再见到这些学生。

  他曾经以为,只要用心,就可以获得改变。但事情似乎远没有那么简单。

  “当老师究竟是为了什么?教育是为了什么?为什么那么多老师无法从工作中获得快乐?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对上课、学习和考试感到痛苦?”

  很难具体地判断,是什么使刘承伦在从教11年后,开始尝试进行改变。

  他坦然承认,13年教育经历中,他有很多失败的经历。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遗憾远远大于成就。

  “不要叫我‘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说,“我想,很少有老师愿意承认,自己正在从事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第一个让刘承伦产生这种感觉的是个姓郑的女生,但这种惭愧是在她毕业后才感觉到的。

  一天,他走在街上碰到了这个孩子,她不但没有走过来打招呼,反而当街大叫他的名字。

  “不是那种招呼式的叫,而是大声喊:刘承伦儿――,然后嘿嘿嘿地和旁边的人嬉笑。”刘承伦回忆道:“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她看到我了,她是故意的,就是想刺激我。”

  事后,刘承伦能回想起的和这位学生的过节,只有一条:“她不爱写作业,所以我常常以此为由请她家长。”

  那一刻虽然深深地印在他的记忆里,但却是因为另一个学生的遭遇而更突显出来。

  就在几年前,刘承伦遇到了另一个女生,因为在学校说脏话,而且不愿承认错误,家长被请到了学校。听完刘承伦的陈述后,家长只说了一句:我把她领回家去!

  刘承伦毫不在意地让他们走了。这个孩子以后几天都没来上学。当他再次见到这个孩子时才知道,她被罚在厕所里关禁闭,整整两天。

  一种无法形容的眼神,充满了怨恨、仇视、委曲和不解――从一个11岁的女孩子眼里直勾勾地射向他,令他心如针刺,无法摆脱。

  他给自己找了很多理由,但都没能说服自己。“我为什么要请家长?”他问自己:为了“教育”她?为了帮她改正错误?为了让家长知道自己的孩子有哪些毛病?最后,他只得出了一个自己从没想过的答案:为了惩罚!―――而他的目的达到了。

  这让他惊诧。这时,他已经当了近10年老师,“找家长”是老师们通行的最有效的“威胁”学生的方式,但他从没问过自己一次“为什么要这么做”;而面对学生对这种行为的恐惧,也从没自问过一次“他们为什么害怕”。

  尽管刘承伦此后想尽种种办法对这个女生进行补偿,但始终没能从这次反思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他开始追问自己:当老师究竟是为了什么?教育是为了什么?为什么那么多老师无法从工作中获得快乐?为什么那么多孩子对上课、学习和考试感到痛苦?而这一切,对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35岁的重庆人,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家境贫寒,父亲忠厚老实,却性情粗暴,因为母亲常年不生活在家里,他们家成了全村人品头论足的对象。这一切使他成为一个敏感、多愁、脾气有些暴躁而内心充满自卑和愤世嫉俗的人。这种性格或多或少还在影响他今天的生活。

  但是,有两位中学老师,在一个恰当的时候,以他没有意识到的方式改造着他。

  在离开中学近20年后的回忆与反思,不仅让他重温了自己的成长,更使他重新认识了自己的职业。

  一位是他初二时的语文老师。这位老师用了几乎一节课的时间,当着全班同学朗读了刘承伦的一篇作文。这是篇描写母亲的作文。对于很少有时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的刘承伦来讲,写出他对母亲的感受,本身就极需勇气,然而当他看到老师在课堂上眼含热泪朗读自己作文的时候,那种从没体会过的骄傲感几乎让他哭出来。

  读罢,这位老师只是说:“这是一篇我没办法评成绩的作文,所以,我没有打分数。”

  刘承伦几乎记不得自己的作文写了些什么,但老师的这个评语直到现在仍没能忘记。“我的作文好到了老师没办法打分数!”那时的他坐在座位上,激动地对自己说。那几乎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能够施展能力的领域,此后,他爱上了文学。

  而另一位老师只是在刘承伦偷偷跳窗户去打乒乓球时,把他抓住了。

  这位老师把手放在他肩上,安静而缓慢地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应该通过努力改变自己命运。”

  “这句话几乎改变了我的一生。”刘承伦回忆着,眼里禁不住充满了泪水。

  1991年,刘承伦作为重庆第一师范学院的优秀毕业生,被分到重庆市北碚区朝阳小学,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他实践着那位老师的话,通过努力改变着自己的命运,从农村一跃到城市,从此扎根。

  当想起这两位中学老师时,刘承伦愣住了:有多少学生会在今后的生活中想起他?会记得哪一节他上过的课?他说过的哪一句话能让他们终身受用?

  或许没有。或许留下的,只是伤害。无论他的目的是不是这样。

  “一个对班级没有责任感的学生,光成绩好有什么用?责任感才是挺拔的树!”

  刘承伦下决心要进行改变。

  短短几年间,他的教育理论藏书成倍地增长。而他原来所关注的文学类书籍被挤到书架最偏僻的角落。一些崭新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激荡着他。不断地尝试中,他收获了一些成功;但面对成长在和他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里的孩子们,他发现很多方法并不是那么有效,甚至遭遇到了他没有想像到的危机。

  在全国中小学都在推广“班干部轮换制”时,刘承伦也这样做了。他的班级有20多个班干部,其中两个大队委,4个中队长,其余全是中队委,包括负责清洁、文艺和各学科的科代表。这些班干部在胳膊上别着一块菱形的深红的绒布牌,神气十足地走在街道上,并且自觉地替代了刘承伦的大部分工作,使得他不在班级时,秩序也井井有条。

  但不久,危机就出现了。

  24个班干部每两周轮换一次,轮换的依据是获得的“奖票”数―――每获得一次表扬或者完成作业优秀,都能取得一定数量的奖票,各小队、中队长统计完队员们的当日奖票数后,进行登记,然后将奖票收回。

  他没有想到,实行不久,就发现了一个坐在管理奖票同学同桌的人,每天的奖票数远远超过了他可能获得的数量。经过刘承伦的“侦查”,发现这个学生常常趁同桌不在座位上时,去偷奖票。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有些班干部利用职权,包庇自己的好朋友,欺负自己不喜欢的同学,乱记奖票数,甚至发生了收受小恩小惠后替人隐瞒错误的现象。

  通常认为,这种众多干部轮换上岗的做法,可以创造更多机会来鼓励更多孩子,培养他们自信心和责任心。但至少在刘承伦的尝试里,似乎“恶果”远大于“成果”,以至于在没有成为干部的学生中,激起了“公愤”。

  他不能忘记,四年前,他在班级里实行为自己每天的诚实、善良、勤劳和勇敢打分时的情形。他本想通过这种评价,让学生主动思考做过的每件事,努力做个正直朴实的人。作为激励,他还将这种自我评价与每日评选班级之星结合起来,评出勇敢奖、诚实奖、善良奖和勤劳奖等。

  但就是一张一毛钱的奖状,使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孩子们纷纷弄虚作假,编造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实,故意打高分,甚至比着往高里打。等他觉察时,这种状况已经泛滥到整个班级。他不甘心,又增加了同学之间的互评和家评,然而有些家长也加入到作假的行列中来;他仍不愿放弃,又增加了同学之间互查分数的制度,导致同学之间互相怀疑,整个班级人心惶惶……这项他原以为会非常有成效的举措,终因这种无法抵制的异化,归于流产。

  这样的失败他不愿再经历第二次。

  他不得不引入新的机制。在一次“实话实说话腐败”的班队会后,全班讨论出一部“廉政法案”,每日对班干部的工作进行民主评价,并在班干部中增设一个岗位作为“廉政公署”,专门接受对班干部的投诉。犯错误的班干部,轻者降级,重者进行全班“公决”,由大家决定其是否留任。

  这当然不是五年级的学生能想出来的主意。大部分是在刘承伦的“授意”和“建议”下完成的。

  可事隔不久,新的危机又产生了。

  一天,在他根据奖票数宣布新一轮干部名单时,一个被委任为清洁委员的学生不满地撇撇嘴:“怎么又是清洁委员!”

  刘承伦的心被重重地捶了一下。尽管在他宣布这个制度时,就向孩子们解释:能够成为干部的人,是有资格为大家服务的人,也肩负着为大家更好服务的责任。“干部是种荣誉,没有大小之分。把自己的工作干好,是最大的快乐。”这是他常放在嘴边的话。为此,每天早晨,干部们都要集体起立,背诵“以身作则,恪尽职守”的誓言。

  可在孩子们心里,当“官”的念头居然还是这样强烈。甚至有学生在小结本上向他表示:

  总是当中队委没意思,想换个大队委当当。

  他更加困惑了。同样一个绒布牌牌,连写的字都相同,有什么区别吗?这么小的孩子,就学会了在各种职位间进行选择?更何况,他早已申明,这不是什么“权力”,而是“责任”!

  “为什么喜欢当干部?因为比较神气啊!”面对我的问题,几个孩子转着滴溜溜的小眼珠儿说,“可刘老师说是要为全班服务。其实我们也想服务,但有时候觉得太累了。”

  一怒之下,刘承伦将原来拟定的名单全部推翻,重新任命了新的班干部。但他知道,事情远不是如此简单。

  最让他感到难过的,是他认为最优秀的一位学生拒绝当班干部一事。

  那一组的中队长因违纪被停岗,刘承伦便请这个学生接任这个职务。这个孩子站起来吞吞吐吐地说,自己表现得也不好,不够格当中队长。刘承伦没有在意,甚至心里还为这个孩子感到骄傲。然而第二天,一名大队委因违纪被降职,刘承伦再次请这个孩子接任,他还是有些不情愿。周围的孩子开始窃窃私语:他根本不想当干部。这句话很快由一个学生当众说出来。

  “你不愿当,是吗?”刘承伦厉声问。那个孩子红着脸,嗫嚅着:“当……吗?”“那就什么都不要当了!”他怒喝道。孩子没做什么辩解就坐下了。

  之后,刘承伦收到了这个孩子的一篇反思,表示对失去这次机会非常懊悔,希望老师原谅。可仅仅是懊悔吗?如果懊悔,为什么当初不坦率地承认,或者接受?刘承伦想不通。

  直到读了另一学生的作文,刘承伦才知道真相:这个学生根本就不想当干部,觉得没什么意思,他认为成绩好才是最关键的。

  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不仅不愿意为全班同学服务,还写假话欺骗老师。这让刘承伦实在无法接受―――他可以容忍不热心,没有集体责任感,因为这都是可以逐渐培养的。但他无法容忍不诚实。尤其当他意识到,这种不诚实,是为了迎合他这个班主任,这个更有“权力”的岗位。

  这一天午饭时,他走到这个孩子面前,严肃地说:“一个对班级没有责任感的学生,光成绩好有什么用?责任感才是挺拔的树!”

  孩子低着脑袋,默默地点了点头。

  刘承伦看不到他的表情,不知道他听懂了没有。

  “我不希望两个孩子因为我好意的安排,都产生人格分裂”

  和所有班级一样,刘承伦的班里也有一个家境不好的学生。

  是一个被刘承伦扔掉的玩具引起了他对这个孩子的注意。这个孩子看见老师扔掉一个捡来的玩具后,一整天魂不守舍,屡次主动要求去倒垃圾,所有同学都离开教室后,他还在教室里转来转去不肯走,眼光不时地落在装满废物的垃圾桶里。

  清校铃响了。刘承伦着急起来,直截了当地问他:你怎么还不走?是不是想要桶里的玩具?那个孩子吓得飞似也地拎着书包跑了。

  “糟了!我的话是不是伤了他?”刘承伦心里咯噔一下。

  第二天,他故意比平常晚些到教室,发现垃圾桶已经被人倒过,而那个一向爱打闹的孩子正端端正正地坐在位置上读书。刘承伦有意走到他跟前,孩子警觉地用身子挡住了书桌,神色十分慌乱。刘承伦笑了笑,拍拍他的脑袋,便走过去了。

  这样一个视别人丢弃的玩具为至宝的孩子,让刘承伦心里酸酸的。这个孩子不只是班里生活最穷困的,也是性格最偏执、学习最差的之一。在刘承伦接任之前,几乎不完成作业,考试成绩很少及格,常常和同学打架、上网吧,从学校逃跑。

  真正了解他,却是刘承伦在一次课外辅导中的意外收获。这个孩子一直对老师辅导的内容心不在焉,老师说帮助他默写古诗,他倔倔地说:“我还想回去打游戏呢!”

  刘承伦一时难以克制,数落起来:我花这么长时间辅导你,不就是希望你考试能及格吗?你怎么能这样不争气、不上进……

  说着说着,孩子抽泣起来,说起他的爸爸,因为吸毒,注射的臂部已经感染化脓;说起在他幼儿园时就因吸毒死去的妈妈;说起他的叔叔去年因吸毒得艾滋病死掉了;说起他的伯父因吸毒贩毒被抓进了监狱;说起他和奶奶艰难的生活……

  刘承伦被刺痛了,努力撑着眼眶没有让泪流出来。他惊讶一个10岁的孩子竟然生活在这样环境里,也痛心自己竟然长期忽视了他的心情。

  在刘承伦连续几个月的鼓励下,这个孩子的学习状况开始明显好转。一次课外辅导时,他缠着刘承伦不肯走,一定要再听写一课的词语,为了再多拿一些“+”―――1个“+”可以兑换一张奖票。这一天,他们一共听写了两个多单元的词语和两首古诗。他全部写对了。

  听写完,孩子拿出特地带来计算器,兴奋地一个一个计算着他的“+”。

  “一共388个!”他自豪地伸起手臂,大声喊起来。

  刘承伦静静地看着他,他穿着旧衣服蹦蹦跳跳地走了,不禁感动:“这么多个‘+’,他却没有多算一个。他本来是期望今天能达到400个的。”

  但孩子的自信心远不是像奖票一样可以一张张累加起来的。

  母亲节到了,刘承伦建议每个孩子给妈妈做张贺卡,感谢妈妈的照顾,同时也祝愿妈妈幸福快乐。这个孩子只能做给和自己相依为命的奶奶。这是他这辈子送出的第一份礼物,上面是他自己画的画儿,还配写的一首小诗,但奶奶却只是看了一眼,然后告诉他:随便放在哪儿都行。

  更冷酷的伤害来自同龄人之间。

  为了使他的学习成绩更快地升上来,刘承伦为这个孩子安排了一个成绩非常好的同桌,期望他们能互相帮助。但在给另外一个学生做课外辅导时,刘承伦意外地得知,这个同桌竟然在背后骂这个孩子是“白痴”,虽然他在课堂上表现得很周到,在作文里也冠冕堂皇地写着:要和这个孩子成为最好的朋友。

  刘承伦想不到他的学生会是如此地表里不一,而且发生在他认为的优秀生身上。很迅速地,他把这两个人调开了。“我不希望两个孩子因为我好意的安排,都产生人格分裂。”

  事实上,不只是他的成绩导致了这一切。他的穷,他上课时因为紧张有些结巴的发言,以及他的有些偏执的自尊,甚至可能一个不经意的动作,都成为同学们嘲笑的内容。而他的反抗,就是打架,打完了再跑。

  只有一次,这个孩子放学后含着泪跑到刘承伦那里,强烈要求换座位,说着说着,便哇哇大哭起来,瘦小的肩膀一点点往下沉,然后又挣扎着耸起来。

  那一天,几个坐在他前后的学生不知为什么开始议论起他来。

  “他家里没有钱,他婆婆又是吃低保的。”一个学生说。

  “不是吃低保,是捡破烂的。”另一个瞄着眼补充道。

  “他爸爸是吸毒的,根本挣不到钱,他一天还带这么多东西,不知他是哪儿来的钱?”第三个学生兴奋地插话。

  “不是偷的,就是抢的!”第一个学生嘻嘻笑地说。

  谁也不清楚这些孩子为什么这样讲,他们的这些想法从哪里来,又想要制造什么效果。

  当这个男孩儿单薄地站在那儿,可怜巴巴地抹眼泪时,刘承伦似乎看见了少年时的自己,“爱的能力,同情的能力,尊重他人的能力,比其他任何都更重要!”这是刘承伦的理论。

  为了旗帜鲜明的表明自己的观点,刘承伦不仅始终坚持在课后为这个孩子辅导,经常在他的闪光点突现时不遗余力地表扬,同时对所有包含歧视的做法进行严厉的批评,但这又出乎意料地导致其他孩子的仇恨―――他们不恨老师,却恨背后告诉老师他们行为的同学,恨这个生活在他们并不了解的环境里的孩子……

  保护一个孩子的尊严,与维护大多数学生的情感,这个两难境地,使刘承伦度过一个个长夜。

  “你了解那种感受吗?每次到了六年级,我都觉得自己快被逼疯了”每当他接任一个班时,他都想用一个持久的方法塑造这些孩子。

  现在,在他的班级教室里,一面墙上是三张引人注目的大表格。其中一个是2004年全班10大梦想,包括:用自己假期中的劳动所得制作风筝放上天空;变废为宝,全班收集废品补充班费―――他们实现了这个梦想,用这笔钱包了一顿饺子;为自己的亲人送上满意的礼物;新学年开学前3周力争各项评比全年级第一……

  另外两张是每日评比的表格,评比内容除了阅读能手、作文能手、数学能手等学习类奖项,还包括勤劳奖、勇敢奖、诚实奖、善良奖、每日杰出学生奖等等。每日杰出学生奖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奖项,有个学生在作文里写道:“一想起杰出学生,我就发狂。”

  但这并不只是一个荣誉。杰出学生第二天要最早来到班级,负责打扫卫生,早自习领读,还要在黑板上写上当日的格言或古诗。2004年5月31日这一天的格言是爱默生的一句话:生活应当简朴,思想应当崇高。

  早自习铃声响后,由杰出学生起立,带领全班背诵班级格言:“希望是帆,理想是船,我们是水手。我们信奉勇气、智慧、思想、信念;我们追求勤劳、勇敢、诚实、善良。”

  在教室入口处的显眼位置,放着一个大牛皮纸袋子,上面写着:梦想袋。开启时间:2005年1月4日15时30分。空白处被54个孩子签满了名字。

  这是2003年的最后一天,刘承伦布置给全班同学的作业――写出自己在2004年的10大梦想,封存起来,然后用一年的时间努力实现。梦想袋放置在这个最显眼的位置,是为了让孩子们每天都能看到它,记住它。

  “梦想是有力量的吗?”他自问道,“我想是有的。我希望我的每个学生都有梦想、有理想,也能有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坚持不懈的毅力。”

  在梦想袋开启之前,我们无法预知里面的内容。但在每个学生的课桌上,或许可以猜出一二。刘承伦要求孩子们在每学期开始都制作一个本学期激励,贴在自己的课桌上,其中包括:最喜欢的格言,最崇拜的人,自己最大的优点,最大的缺点,以及人生目标等。不少孩子的目标都是:期末考个好成绩,或上一所重点中学。

  这当然不是刘承伦所期望的,但他无法改变孩子们的这种愿望。而且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来讲,他并不反对为升学而进行的考试。“像我这样的农村孩子,如果没有考试和升学,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实在是太难了。”

  但他不得不承认,相对于学生时代,现在他所面临的升学压力更大,更难以摆脱。“你了解那种感受吗?每次到了六年级,我都觉得自己快被逼疯了,每个人谈论的都是分数,都是上哪所中学,每个学生,每位家长,甚至办公室里的每位老师和学校的大会上。”

  他说自己每次都希望有机会逃出去。“这是个巨大的漩涡、怪圈,每个人都会被卷进去,无一幸免。”

  “希望,我想给他们希望。我想告诉他们,一次考试的结果并不重要。人生的路还很长”

  就在上个学期,因为他的班级期末考试成绩不理想,他就遭到了很多家长的“围攻”。许多家长抱怨说,每天看见孩子兴高采烈地从学校拿各种奖状和老师的好评回来,以为成绩很不错,没想到……有几位家长生气地表示,要回家痛打孩子一顿,有几位家长甚至哭了。

  虽然小学升初中早已取消了升学考试,但大多数重点中学仍然为能取得较好的生源,而提前进行变相考试。而大多数家长们,都期待有这样一种考试。如果失败,他们会花重金,尝试一切努力实现愿望。

  竞争和淘汰是无情的。刘承伦无数次目睹过,在小学毕业宣布成绩的那一天,家长早早地挤在教室外面等待考试成绩,考上的,喜形于色,请客、发糖;落榜的,当场便痛哭流涕,大骂自己的孩子不争气。

  那一刻,所有的都不再重要,除了成绩。

  曾有一对非常要好的女孩子,两个人成绩都很优秀。但就在这样的考试里,一个考上,另一个落榜。落榜孩子的母亲听到成绩后,在学校里便放声大哭,接着便开始大声数落那个考上的孩子,理由是在考试的前一天,她们还在一起玩儿,影响了自己孩子的考试状态。

  据刘承伦所知,这对好朋友在小学毕业后,再也没说过一句话。

  如何评价我们的教育,如何评价学生的成长?这个最使刘承伦困惑的问题,在他看来,也将老师们引向厌教的终点。

  可能少留作业吗?老师们少留,家长们也会留;可能减少考试吗?学校不考,家长会抗议;可能不以成绩进行评价吗?不,当然不,因为这是我们目前惟一的评价标准。

  就在这个学期,刘承伦发现一个学生常常不写作业。他在课外交流中得知,这个孩子上的课外辅导班留了太多的作业,导致没有时间写学校的作业。“他说不敢不写,因为那个课外的辅导老师会打人。”

  一次课外辅导时,一个学生告诉他:倘若他在期末考试中双科考了70分,父母将奖励给他一台电脑,若考试上了80分,就能获得2000元的奖金。一旁的另一个学生补充说,若他的期末考试上了90分,父母就奖励他在假期出去旅游两次,如果达不到,则要闭门思过一个假期。一个学生在作业中,用“不仅……而且……”造了这样一个句子:“只要我考试考不好,不仅要受骂,而且还要挨打。”“教育需要智慧。只有教育充满智慧,才可能培养出有智慧的人。”在一篇文章里,刘承伦这样写道:“有智慧的教育并不在于学校安排多少课程教学设施有多先进,而在于学生是否对所学的东西感兴趣,通过学习是否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并不在于学校走廊上教室里悬挂名言警句,而在于学生对自己以及身边的人和事有多少深刻而真实的感受;并不在于教师布置了多少作业,而在于老师如何使学生展开想像的翅膀,拓展广阔的心灵;并不在于学生考试考了多少分,而在于他是否对自己的发展有足够的自信心,让读书学习成为习惯和人生的需要;并不在于学生有多少特长与爱好,而在于他是否有丰富的内心情感和对真善美的热切渴望……”

  当然,这只是他的理想。他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个怪圈里。他的上一届毕业班,虽然升上重点中学的人数不少,但升入最好的中学人数仅为另一个班级的一半儿。强烈的失落感使他放弃了自己早已定好的计划――在颁发小学毕业证书那一天,庄重地和每位学生握手,祝贺他们取得人生的第一个毕业证书,祝愿他们在今后的道路上相信自己,朝着自己的理想不懈努力。“希望,我想给他们希望。”刘承伦说,“我想告诉他们,一次考试的结果并不重要。人生的路还很长。”

  然而最后一刻,面对孩子们渴望地看着他手里的成绩单,焦急地等待他宣布升入重点中学名单的表情时,他崩溃了。“我甚至无法给他们一个微笑。因为那时,我自己也觉得,对不起孩子们,我没能带领他们取得最后一个光辉的成绩,虽然无论我怎样努力,也不可能使每个孩子都升入重点中学。”

  这种感情导致他犯了此生最大的一个错误――他篡改了学生们的体育课成绩。

  回想起当时的举动,刘承伦自己都无法解释。“我只是觉得,既然体育课和升学没有任何关系,为什么不让他们得个好成绩?”这个行为被发现,并使他受到了严厉的处分。虽然很不情愿,他最终承认自己“确实做错了”。他为此感到羞愧,因为自己一直教导孩子们:要诚实,要坚守自己的信念。

  说到这里,他几乎流泪―――他的上一届学生,在离开学校的最后一天,集体打扫了学校的操场。没有人要求他们那样做。除了他们的老师,也没有人会记得那一刻。而在刘承伦接任前,那曾是全校纪律最差的一个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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