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见过他两次，在
南方的一家医院。他双手合十，低头不语。病房里很静，沉默。我仿佛能听见他满身的水泡破裂时发出的脆响，烂开的皮肤结成的黑痂包围了双眼，使他看上去像只熊猫，绝望和忧郁，盛满在那双18岁的眼神里，深不见底。
当我回到北京，再次直面相机里他的眼神，那种脆弱，那分沉重，那种水泡破裂时能清晰听见的脆响……
这是一群因工作而遭受苦痛的人，这是一群因身份而遭受漠视的人。
像流水线的循环往复，不适、请假、看医生、皮肤溃烂、晕倒……
见到华丽，是在广东一家职业病防治院，这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在外人眼里，除了皮肤上密密麻麻的黑斑，她与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
华丽的老家在四川渠县，17岁开始出来打工，至今已在深圳呆了两年多。假如没有一个月前那场“像感冒一样的小病”，她会和大多数打工的女孩子一样，在流水线上重复着自己的生活。
“感冒”是在华丽进了那家手表加工厂后得的。2003年8月初，进厂第二天，她被安排在流水线上冲压表壳。“淬火后的不锈钢要冷却，然后要压，你看这个这么小这么薄，加工的时候是很大一块不锈钢……”说起她的工作，华丽拉过戴着手表的同室病友，捏着手表壳向我比划。一个大的圆形的机器，旁边放着一个抽屉样的冷却箱，装满冷却液，淬火后的表壳毛件就放在里面，工人直接用手从冷却液中取出毛件，放在冲压机上。
黄黄的冷却液流得满车间都是，散发着一股刺鼻的臭味，华丽经常被熏得头发晕，但想想前一份工作，她还是咬牙坚持下来。前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制衣厂做质量检查，干净轻松，但每天两次的搜身让华丽不能忍受：“别人总在身上摸来摸去的，不好……”因制衣厂扣压身份证不给，她是借了别人的身份证来到手表加工厂的。
这里是计件工资，一个工人一天至少完成3000到4000个成品，而一个毛件变成成品至少经过三四次冲压，有的大表壳要压10几次才合格。
以三氯乙烯为主的冷却液，在华丽开始工作的那一刻就会湿了她的手，会溅到她的衣服上，会挥发在空气中，会流得满车间都是。
伸手，从满是三氯乙烯的冷却液中捏出毛件，放在冲压机上，“咔嚓”；伸手，从满是三氯乙烯的冷却液中捏出毛件，放在冲压机上，“咔嚓”；再伸手，从满是三氯乙烯的冷却液中捏出毛件，放在冲压机上，“咔嚓”……华丽和厂里的300多个姐妹们，从进厂那天就开始了像机器一样的工作。这种生活，华丽说她早习惯了，在任何一条流水线上，无论制衣厂、玩具厂、电子厂还是其他什么厂，人和机器没什么区别，除了要吃饭。
当然，人还会生病！
20多天后的一个早晨，华丽开始咳嗽，头晕，恶心，发高烧，脸上身上的皮肤肿得像红萝卜，奇痒无比。
华丽请了假，自己到附近的小诊所去看，“可能是感冒了。”当天医生给她打了针，第二天开始发紫的皮肤上出现了泡状斑点，像小孩子出麻疹一样。医生说是打针过敏。几天过去后，能跑能跳的华丽不能走路了，口腔里舌头上开始出现水泡，并和身上、脸上的皮肤一样开始溃烂，再后来人就昏迷……叔叔把华丽送到了某职业病防治院，“职业病”这个词才开始出现在华丽耳边。
其实，在华丽发病前，厂里已经有两个打工妹因同样的病症住进医院，只是华丽不知道，其他的同事也不知道。伸手，从满是三氯乙烯的冷却液中捏出毛件，放在冲压机上，“咔嚓”三四下之后，就是3分钱。因为你只有全神贯注，才有可能完成定额，才可能拿到300元钱的基本工资，才可能拿到150元钱的全勤奖。只有超过老板规定的数量，一个月后发工资的时候，才有可能拿到500元钱以上。
不到两个月，医院里，华丽在等着老板送医药费的时候，又有一个打工妹因同样的原因，被送进来了。而此时的工厂，因病走人的工位，不出两天时间就会由新招来的打工妹顶替，在冰冷的流水线上开始麻木地运转。
这样的生活状态，在南方有外来打工者的每一个角落，随时发生着，整个广东省，像华丽这样在工作中因接触职业危害因素，有患职业病条件的人，就约有1000万。在这1000万左右的人口中，绝大多数人也像华丽一样，是在患病后才发现身体不适，甚至危及到生命时，才知道自己患病。此时，无论患者是正值青春年少，还是年富力强，无论及时医治，还是经济宽裕可长期治疗，都已无法挽回他们一世的健康和一生的平静生活，有的人还因此放弃生命。
2003年11月2日，华丽厂里第一个发病的打工妹，在医院跳楼自杀了。
“她很快就能出院了，”11月15日当我在医院里见到华丽时，她说跳楼的女孩很漂亮，皮肤很白，经常一个人对着镜子“臭美”，大家都叫她“美人鱼”，“她的病比我轻，皮肤上的斑根本不明显。”华丽用手揪着自己满是黑斑的皮肤，告诉我。
“美人鱼”来自贵州，18岁。
她们刚入院的时候，医生问过她们同一个问题，说过同一句话―――结婚了没有？以后不要再干这个工种了
寸头，因服用激素而胖得有些夸张的脸，架副眼镜，皮肤黝黑，一笑，满脸上只有眼白是白色的―――三氯乙烯使李冬梅原本洁白的牙齿，看起来像抽了几世的烟，满嘴黑黄。
29岁的李冬梅来自四川广元，第一次离家，第一次进厂，她根本不知道，打工，除了挣钱以外，还会有这么多痛苦。
李冬梅进的是一家电脑加工厂，她的工作是刷洗经过清洗液浸泡的电脑主板。每天，冬梅右手拿刷，左手戴上防静电棉手套，把一块接一块滴着清洗液的主板拿起来，上下左右前前后后刷洗一遍，放下，再拿起……每天都有成百上千块的主板经过冬梅的手，被清洗液浸湿的棉手套，到下班时不知要拧过多少次。
那是一个很大的车间，所有的窗都被封死了，只有几个很小的换气扇，还经常不开，以三氯乙烯为主要成分的清洗液，使整个车间充满令人作呕的臭味。冬梅8月初进厂工作，到8月底的时候就经常被熏得头晕，必须到车间门口去换几次气，才能挺过一上午。
冬梅和厂里的其他工人一样，进厂工作前没有得到任何培训，戴手套不是为了保护双手，而是为了保护主板。
9月2号，冬梅的脸开始发肿，舌头发烂，全身密密麻麻的小红点痒得钻心，她的双手除了抓痒已没有时间再去清洗主板。这时，冬梅决定辞工――刚出来就得了这莫名的病，她自认倒霉。9月8号递了辞职报告，老板了解情况后，很痛快地说3天后来结工资吧。没能等到3天后，李冬梅的脖子已肿得和脸一样粗，晕倒在去往医院的路上。在老乡的帮助下，她被送进医院。“全身95％的皮肤严重溃烂，肝腹水……”冬梅向我讲述她入院后的情形：“脸上的皮肤都是裂开的，像暴皮的甜瓜，用药后烂皮结成黑痂，整个头就是个黑瓜，只有肿得合不上的两只眼睛，还露着一点眼白，就是个鬼啊！”
不光脸，冬梅全身都成了一个暴皮的瓜，没有裂开的皮肤也起满了水泡，光水泡里的液体一次就抽出300毫升。已裂开的皮肤让医生大伤脑筋，要护理，要防止感染，就要用药，由于冬梅的免疫系统被严重破坏，小小的一次感冒都会要了她的命，而一旦用药，冬梅的体温就会降低，就有可能感冒。几个医生商量了很长时间，最后决定在冬梅的病房里增加一台暖气炉，每次护理时不但门窗紧闭，还要再打开暖气炉，以保持病房里的温度。“护士都说给我做一次护理，她们就像洗了一次桑拿。”
这样的护理，冬梅一天要做3次，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这期间，冬梅没有躺着睡过一次觉―――一躺，裂开的皮肤就会粘在被褥上，就会大块大块地脱落。“打针都是问题，护士用手一捏我，再松开时她们的手上都粘着我的皮。”冬梅挽起她的裤腿，腿上，大片大片紫黑的疤痕中，零星点缀着没有烂过的白晰的皮肤，像装饰。
医生说，从没见过这么严重的三氯乙烯中毒者。
三氯乙烯是一种有机溶剂，作为清洗剂、萃取剂被广泛应用在电镀业、不锈钢器具制造业及电路板制造业等行业。三氯乙烯可经呼吸道、皮肤进入人体，中毒主要损害中枢神经系统，亦可累及脑神经、心、肝、肾，轻者会引起过敏反应，如出现药疹样皮炎，全身皮肤过敏，甚至全皮剥脱萃取；重者会损坏肝肾，甚至死亡。三氯乙烯中毒和苯中毒一样，是近年来严重危害打工者健康的职业病之一，死亡率曾高达60％。据了解，深圳市使用有毒有害物品的企业有3699家，全市从事有毒有害作业的工人有9万多人，95％的涉外企业都有职业中毒事故发生。
在这家医院里，近30位和冬梅一样的三氯乙烯中毒者，生活在莫名的恐惧中―――她们刚入院的时候，医生问过她们同一个问题，说过同一句话―――结婚了没有？以后不要再干这个工种了。
职业病的隐蔽性，劳动者知情权的缺失，使中国众多流水线上的打工者，因工作而把自己的身体置放在职业疾患的火山口，在日积月累中，眼看着自己一步步走向火山爆发的那一刻，却束手无策。
2001年，深圳一工厂26名女工化学品中毒；2002年，河南省一个叫朱裴店的村子里，200多人，占全村近一半人数的青壮年劳力，因长期接触粉尘而患矽肺病，有专家预言未来10到20年里，这个村子将会“缺氧而滞”；2002年7月，广东安加鞋厂12名女工正乙烷中毒……早在20多年前的马来西亚，为发展经济大量引进外资，发展以电子产品加工为主的新技术加工业，大量年轻女性进入工厂，而10几年后，这些女工中的许多人发现，想生一个孩子是那么困难―――电子产品的加工中，要大量使用对人体有害的有机溶剂，职业中毒和有害金属辐射，导致她们多次流产或怀畸形儿。“我们为发展经济付出了一代人的代价。”一位马来西亚学者这样说。而今天的中国，在聚集了大量外来打工者的经济开发区、工业区，情形与20多年前的马来西来何其相似。
看着满身的黑疤，对自己全身皮肤高达95％的创伤和剥裂，冬梅感到更大痛苦的是她发病后得知，导致自己和几个工友一起中毒的那批清洗剂，是不合格的产品，本应退回，但老板要求她们继续使用。
“为什么？难道我们的命还不如那几桶清洗剂值钱？！”
最可怕的职业隐患，不在于化学品的毒性和机械的不安全，而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生命的漠视。
这种漠视，可以追溯到有劳工群体出现的任何一个地域和任何一个年代。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家生产音响的美国电子加工厂在台湾投资建厂，吸引了大批年轻女性进厂工作，生产时使用的大量有机溶剂不被处理就直接流入地下，而女工们吃住全在厂区。慢慢开始有人不舒服，有人被查出患了癌症……该厂于1994年被迫关掉，到1998年时，这场职业灾害的受害人数达到2000多人，癌症患者达551人，死亡234人。而厂里的管理人员，从一开始就是从厂外带水饮用。
这种漠视，至今还在延缓。2003年5月，北京某开发区，一外资手机配件厂里，一道明亮的玻璃墙，把工人和管理人员截然分开，管理者几乎不踏进车间一步，而那些花样年华的打工妹并不知道那道玻璃墙的真正用途；2004年3月，在我离开那家职业病防治院近半年后，已出院的华丽打电话给我说，她们厂里前不久又有一位打工妹因同样的病住院了，这是那个厂的第五位三氯乙烯中毒者……
工作应该是美丽的，职业应该是崇高的，但当这种美丽和崇高因劳动者身份而不平等时，注定相伴的还有伤痛！
老板说了：给你付钱，是我讲良心，不给你付钱，要打官司？你一个外来的打工妹，就咱那司法程序，我不用出面都能拖死你！
李冬梅和两个工友发病后，当地的防疫站曾去厂里做了检查，从检查报告单上看，她们所在的车间，三氯乙烯、苯等几样化学品的含量严重超标，三氯乙烯竟超出允许值三倍还多。冬梅说检查一结束，厂里马上给全厂300多工人做了体检，其中有20多人肝有问题，“厂里只说是肝炎”。这20多人全部被辞退，厂方没有告知任何理由！
“告？我们怎么告啊？”冬梅说：“治疗期间老板付钱，你不能告他吧，治疗期一结束，所有花费你自己出，进不了厂你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治疗结束后能不能得到厂方的赔偿，是李冬梅最担心的事。丈夫从四川老家前来照顾她，已抽空去找过几次厂方，厂方的态度很不明确―――“我也做不了主”、“不要着急嘛，等出院时再说吧”……以后的日子会怎么样，谁心里都没底。
湖北小伙子黄绍武，病都没有治好就被赶出了医院，未来会怎样，他更没底。
1976年出生的黄绍武，在深圳宝安区的一家工厂打工已五年，原本打算在2003年春节回家去结婚，可一次体检打乱了他所有的计划，由于长时间处在噪音车间，他的听力严重受损，几近失聪。医院通知去住院，厂里不同意，他自己做主去了医院，住了4个月，之后，被医院赶了出来―――入院时交的4000元早就花光了，因厂里欠医院6000元的费用，医院中止了他的治疗，让他去厂里要钱。
“厂里都7个月没给我发工资了，怎么会给我钱去治病。”深圳宝安区的一个街头，有些内向的黄绍武安静地向我说着他的事情。我尽量少说话，因为他一看到我张嘴就会很紧张―――他听不清我在说什么，除非我吼出来。这让他很自卑。
出院后，黄绍武的日子是这样过的：从同样打工的女朋友的工资里，分出点钱作为自已的生活费，找一个地方让自己住下，去区卫生防疫站投诉，区防疫站说我们已去厂里做了检查，出了报告，其他事情我们不管；他又去市防疫局，防疫局说我们办，已下了催办通知，你等着吧。等起来就杳杳无期，再去问，对方说话的声音就不一样了，“急什么，让你等你就等着吧。”
黄绍武能不急吗？治疗在最关键的时候中止，比不治还痛苦，医院更不会给他出职业病诊断书。如果要和老板打官司，没有诊断书就无法进入法律程序，就意味着他不可能拿到赔偿。出门就要花钱，一个人的工资俩人花，挣2000元也不富余，何况也就几百元。
2003年11月17日我见到他的时候，小伙子有点绝望：“给报社也打过很多次电话，说工厂时他们说不报道工厂，说医院时他们说也不报道医院，被医院赶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这社会很黑暗，为什么我们打工的要做点事就这么难……”
黄绍武无法拿到的诊断书，是证明他的职业病情况及决定他应获得赔偿的惟一依据，也是每一个职业病患者做起来最困难的一件事，因为每一份职业病诊断书的出现，都要经历这样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过程：
你发病，到医院就诊，职业病医院根据你的病情可确诊你患了职业病，但要有工作环境检查报告。由医院或你通知你所在工厂所属的防疫部门，他们去你工作的车间做检查，出一份报告交给你所在的工厂，正在为你治病的职业病医院需要你交给他们一份工作环境检查报告的复印件，而这份复印件上必须有工厂的公章。于是拖着正在被职业病侵蚀的身体，你开始在医院和工厂间奔波。没有劳动合同，你还有厂牌，没有厂牌你也确实有事实劳动关系，最倒霉的就是你一发病就辞了工。如果你比较幸运，没辞工而且又是老板把你送进医院，那你就不用担心老板不承认你是他的员工。他承认了，但要让他能顺利给你一份环境检查报告的复印件，并在上面盖上他的公章，就不是你去一次可以办下来的。就算你也依然很顺利，拿到了盖有公章的复印件，交给了医院，医院一查你的医疗费情况，乖乖，你还欠着我6000元，对不起，请你先交上这个钱我才能给你诊断书。
就算拿到了诊断书，打工者要想依法维持权益，也仍然艰难无比。在深圳一家印刷厂打工的吴磊，在2003年和他的3个工友前后相继白电油中毒，经治疗出院后，因要求职业病赔偿而被厂方辞退，他们4人拿着职业病诊断书把老板告上法庭，官司从去年年中开始，一审、二审到终审，在许多好心人和组织的帮助下，一直打到今年3月份，才算有了最终结果―――4个人共赔偿15万元。这四个人中，最大的34岁，小的20岁出头，出院时医生的结论是他们已完全康复。
“稍微一活动就浑身酸痛。”一个工友说。吴磊扶摸着不停颤抖的腿告诉我：“晚上它经常一跳一跳的抽筋，我控制不了它。”原本应是生龙活虎的青春少年，过早地成了4个病汉。15万元？多少金钱，能“购买”一个生命健康幸福的生活？！
在漠视中，生命便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甚至，可以一钱不值。
在“美人鱼”自杀后的11月3日，一位苯中毒的18岁打工妹，因医治无效去世了。她已在这家医院里治疗了两年多，有病友说由于厂方欠医院医疗费高达40多万元，医院在与厂方协商过程中，给她换了口服药，也许这导致病情恶化，后来抢救时，她的血管都输不进去血了，因为她在苯中毒的那一刻就失去了生血功能。
已经治疗了两个多月的李冬梅，我见到她时还是重症监护对象，那时她已经花了近20万元，还得再花多少钱才能出院，老板能给她支付到何时，鬼才知道，何况她没看病时就递了辞职报告。这种情况下，老板说了：给你付钱，是我讲良心，不给你付钱，要打官司？你一个外来的打工妹，就咱那司法程序，我不用出面都能拖死你！
在寻求公平的整个过程中，我不知道会在哪一个环节上，可以体现出一个打工者的生命尊严，以及他们作为一个公民所应获得的尊重―――黄绍武的要求不高，他说如果厂方愿意私了，补他半年的工资，按诊断书上的最低评残级别赔他两万元，加起来有个三四万元他也就认了。
花衣服、吃烧烤、看电视……多姿的生活使生命多彩如虹，也使生命薄脆如磁，点滴的碰撞便足以使她如烟而逝
黄绍武后半世的听力，还可以用金钱来估价，对于已烟消云散的“美人鱼”的生命，我们又能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
华丽说，“美人鱼”特别看重外在形象，“我们长了这么个病，好倒霉”，这是“美人鱼”在住院期间最常说的一句话。
自杀前的第三天，“美人鱼”与华丽一起躲过医生，还偷偷去逛街买衣服。“美人鱼”很在乎体形，由于吃药伴服激素，人有些发胖，她一直在抱怨自己太胖，这衣服不能穿，那衣服也不能穿。
如果华丽手臂上脖颈上，治疗后遗留下的密密麻麻的黑斑还不算醒目，我想冬梅腿上那触目惊心的“抽象画”，肯定使“美人鱼”思考了很多。
自杀前很长一段日子里，华丽说“美人鱼”过得很开心，从医生允许她们可以出去晒太阳的那一天开始，逛街、吃烧烤就成了她们乐此不疲的事。不出去的时间她几乎总在电视房里。
这是一个爱美的女孩。生活中还有那么多值得留恋的事情，多姿的生活使生命多彩如虹，也使生命薄脆如磁，点滴的碰撞便足以使她如烟而逝……
“美人鱼”是从冬梅隔壁的房间里跳的楼。11月2日的早晨，打扫卫生的护工最先发现了摔在楼下的她。第二个发现这件事的医生，是尖叫着从冬梅的房间里冲出去的，那时，冬梅和她丈夫都还睡着没有起床，因为头一天晚上12时他们还和“美人鱼”在一起。那天“美人鱼”很不开心，因为入院时老板借给她的400元钱不见了，那是厂里给她的惟一一次抚恤。
说起“美人鱼”，李冬梅夫妇俩都很沉默。“医院里应该有个心理治疗室，像我们这种病，一进来至少得治疗3个月，谁的心理承受力都有个限度。”冬梅说，在“美人鱼”自杀前几个月的时候，这里已有过一个跳楼的病人。
问起他们未来的打算时，李冬梅的丈夫，这位1993年就在深圳打过工的小伙子，摇着头不知该说什么。老家那边，没有人出去打工的人家，很穷，吃盐巴都成问题，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从头干到尾，也还是个“倒找户”（收入不够支出的人家）。但出来，危险太多了，“你不知道，在医院刚看到她时，”冬梅不在房里的时候，小伙子悄悄对我说：“从这楼上跳下去的心我都有，她那样子，人不人鬼不鬼……”小伙子蜷坐在我对面的病床上，满含泪水的眼睛死盯着自己搓来搓去的双手，那一刻，无助、无奈、痛惜……种种感觉在病房的寂静中扩散，沉重得使我无法开口。
从冬梅的病房出来，我去了隔壁那个阳台，齐腰高的护墙上面没有任何防护网，也没有玻璃窗，毫无遮拦的护墙外就是直落五层的地面。
只五层高的距离，就这短短的一段距离，一个花样的女孩，轻轻飘下，就此别过。看着看着，仿佛下面仍还躺着穿病号服的她，心像被针刺了一样疼痛，泪就落了下来。
就要离开医院的那个晚上，我决定让华丽带我去每一个病房看一眼。在这座八层高的医疗楼里，有三层是住院部，住满时有180多人。住院部最上面一层全是苯中毒者，我最终没有上去，因为在下面每走进一个病房，我的心都会痛，我的灵魂都会被拷问：
崔选武，男，20岁，来自云南，三氯乙烯中毒，正处在皮肤溃烂最严重时，满脸黑痂，指甲正在褪去；
赵宜春，女，19岁，来自江西，正乙烷中毒，已在医院住了8个月，可能还要住一年，病床上堆满了英语字典、自考教材等书本，还有一个电脑键盘；
吴艳平，女，18岁，来自湖南，三氯乙烯中毒，已治疗两个多月，肝严重损伤，脸上因服用激素而发出鲜红的光；
A，女，17岁，来自陕西，三氯乙烯中毒，刚进院，皮肤红的像萝卜，说话时也不能停下全身抓痒的双手；
B，男，20岁，来自河南，噪音导致听力下降，给你说话，整个楼层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他还问你听清了没有……
作者手记：
2003年11月的一天，我到广州开会，听人说在某职业病医院里，一个不到18岁的患病打工妹跳楼自杀了，接着又有一个19岁的打工妹也在这家医院不治而亡。在那个会议上，这件事很快就淹没在其他的话题里，我却久久不能释怀―――是什么会使一个花季女孩选择放弃生命，又是什么会使一个生命只有19年的历程？！虽然已有几年服务于打工群体的工作经验，也接触过很多患职业病的打工者，最终我还是决定走进那所医院，去看一看那些本应灿烂奔放如夏花的生命，是如何承受了那不应由她们承受的苦痛。
几经周折，在2003年11月15日终于找到了那家医院。由此，华丽、李冬梅……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开始走进我的镜头。
与他们相处的时间里，除了随处洋溢的青春气息，更多的就是他们对出院后赔偿的担忧。华丽厂里第一个三氯乙烯中毒的打工妹，在华丽入院后不久出院了，大家都知道她回厂办理赔偿去了，可谁也不清楚她到底办的如何，“如果她办不下来，我们的心理压力都很大”。
离开那家医院的第二天，我按照华丽她们提供的电话打过去找那个女孩，但对方说厂里没有这个人。至此，我不知道那位来自四川的打工妹是不是还在深圳打工，不知道她会不会照顾好自己已不同于健康时的身体，更不知她能不能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从她们走出自己的家乡坐在流水线上的那一刻开始，她们的生活中就充满了太多的未知，但很多的伤害和痛苦本来都可以远离她们，只要我们能以对待生命的态度去对待她们，而不只把她们看作机器！
对于他们中大多数来说，在漫长的打工生活中，职业病只是一段小插曲，但就这一个小插曲，他们不但要付出身体上的代价，还要在精神上再遭受蹂躏。
2004月2日23日晚，北京，我的手机忽然响起，那边传过一个年轻的声音：“我是崔选武，你还记得我吗……”是那个满身水泡、满脸黑痂像熊猫一样的男孩！他说你帮我问问律师，厂里不赔钱我该怎么办？
2004年3月26日晚，华丽发短信给我，说她已出院，但厂方没有赔她钱，也没让她上班，她怎么才能拿到赔偿？
一张张本应写满笑容的脸，一个个本应充满活力的年轻身躯，只因为他们想用自己的劳动来改变一下生活，走出了生养他们的村庄，坐在了一条条流水线上；只因为他们想多挣点钱，早日回家去看看几年没见面的父母亲人……努力工作，无比忍耐，直到有一天，发现自己工作的快乐被撕碎，自己的身体被毁坏，四面白墙一张床，一身病号服，生命开始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他们的生命，在一些人眼里，早就没有了任何尊严。
他们错了吗？
“你还记得我吗？”我的耳边时时响起这句话，是的，多年后，还有谁会记得崔选武，会记得华丽？
这是来自最先开放的南方的伤痛，而在那些经济起步较晚的内陆城市，正有数以千万计的生命在重复着像华丽、冬梅他们一样的打工生活。在中国1．2亿的流动人口中，华丽、冬梅他们，只不过是苍海一粟，同样，在生存压力和强大的经济资本体制里面，他们也仍只能称为苍海一粟。
但是，我们不能看着他们最终汇成“中国之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