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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高考刚过，众多记忆增强保健品广告犹在我们耳边回响，那天在采访的路上就在公共汽车里，看到一种由“中科院生化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制的某含片的海报，该含片声称含有“记忆增强肽”，可“提供强劲脑动力”。这些广告让我产生一个疑问：如果记忆可以通过使用保健品或药品增强，那些有钱进补的人自然处于有利的地位，这是不是一种新的不公平呢？

　 英国雷丁大学的沃里克教授认为，如果芯片植入大脑的试验成功，将会对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研究产生革命性的影响，甚至可能导致人类记忆的移植，例如可以把整个大英百科全书、英汉字典的芯片植入人脑―――如果一个人植入英汉字典和百科全书芯片参加考试，那他（她）算不算作弊呢？

　 把大脑增强这种尖端科技与高考捆绑在一起，未免大材小用了，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商机吧。美国人的想法不同。在1956年的科幻小说《失落星球》中，一位美国宇航员通过一台外星人的机器暂时提高了脑力。在他最后死于这次“头脑加速”之前，他发现了那个星球文明的灭亡原因：它不能控制自己迅速膨胀的精神力量。

　 再近一点，我们可以看到《黑客帝国》系列电影中的角色们直接把知识“下载”到大脑中，下载海量武学之后，文弱书生尼奥转眼间成为武林高手……

　 过去的科学幻想正在迅速成为科学事实。头脑加速，或是“神经功能增强”已然实现―――而且更多更强的技术也指日可待。观察家指出，我们在还没有充分考虑和准备的情况下，正跑步进入一场大脑升级的革命。“我们即将掌握新鲜而有力的能力来重塑自我、提高自我”，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认知研究中心主任玛莎？法拉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为了个人，也为了社会，我们应该仔细思考改变自我和生活所带来的伦理后果”。

　 一些人担心我们把人类变成弗兰肯斯坦们，而另外一些人则期待新爱因斯坦的出现。乐观主义者认为人类只是做自己过去一直做的事情：尽力完善自我，无论是用咖啡因来保持清醒还是通过外科手术来改变容貌。

　 大脑升级的革命正在进行中。起初用来控制小孩多动症的药物利他林，现在被学生普遍在考前服用以提高思维能力，它对于健康的长期影响还不得而知。

　 Modafinil原本用于治疗罕见的嗜睡症，而现在有些人服用这种药物只是为了保持警醒。最近美国7名田径运动员就承认曾服用它以保持良好比赛状态。

　 20年来被用于治疗抑郁症的穿颅磁疗法，也被发现可以提高正常人的问题解决能力。更好的大脑成像或映射技术正在推动更多新技术的产生，例如大脑指纹识别技术，这种技术据称能够定位大脑中的记忆，这样便引发了侵犯隐私的种种可能性。加州戴维斯认知自由与伦理中心副主任理查德？波尔说：“没有什么比记忆更为隐私和个人了。”

对于控制自己的思维过程我们有什么权利

　 在一些科学家眼里，一块新的学科领域―――“神经伦理学”正在诞生。这种学科研究如何找出伦理面临的危险及如何处理它们。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伦理研究中心主任亚瑟？卡普兰说：“这些判断非常重要，因为神经系统学革命和基因革命同等重要，可是没有人重视它。”

　 和利他林一样，大多数现有的提高脑力的技术起先都用于治疗疾病。在2002年出版的《后人类未来：生物技术革命的后果》一书中，著名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要求政府立法约束此类技术在增强神经能力方面的应用。

　 但是一些其他同样保有伦理关怀的人也发现，在应用药物来治疗和增强能力之间划一个清晰的界限是何其困难。

　 波尔先生指出，制药公司当然希望生产和销售面对全体公民，而不是少数病患的药品。毕竟很多人想拥有更好的记忆力、脑子能转得更快，或者忘却伤心的过往。然而很多关涉个人自由的问题就此出现。“人们对于控制自己的思维过程有什么权利呢？”波尔问道，“思想本来不是可以轻易改变的东西，而现在，有可能随着时间的前进，你的思维将被药品代理商提供的产品所改变。”“我们怎么确保治疗疾病而同时反对增强神经能力呢？”卡普兰教授接着问道，“你怎么能够告诉人家，‘如果你有诵读障碍，吃一片这个药，如果你只是阅读能力差，就不能吃这个药’，这很不合情理，没有用的。”

　 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将二者作伦理层面的区分。在哈特福德大学三一学院教授健康政策学的詹姆士？休斯说：“结果会有好有坏，生活更丰富是好的一面，人变得更聪明也是好的一面。”他的著作《公民电子人：为何民主社会必须应对未来人类的命运？》即将出版。

　 休斯教授说：“有时我觉得我是在奔跑呐喊―――为人类技术史上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升级。”他预测未来100年里，“通过的技术发展，我们将拥有现在无法想像的认知能力”。

与魔鬼进行交易？

　 福山教授，《够了：在设计时代保持人性》一书的作者比尔？麦其本，总统生物伦理顾问团团长里昂？卡思―――这些对增强类药物持保守态度的人，在休斯看来就像当年英国抵制机械化的卢德派分子一样，企图挡住不可抗拒的科技发展进程。

　 最近，美国科学基金会发布一篇题为《神经认知能力增强：我们能做什么及该做什么？》的报告。一群科学家、教育家和伦理学家在报告中得出结论：目前对于头脑加速器的自由研究有可能和公众看法、药物法和医师的伦理观产生冲突，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是否需要，而是需要什么样的政策约束。

　 该报告确定了一系列需要关注的领域，包括安全、公正、公平、人格及其无形价值。它集中讨论了有关增强类药物的问题，强调这些问题对于神经系统科学的走向至关重要。“安全考虑包括常规医疗效果和可能伴随神经认知能力增强带来的更微妙的心理效果，”报告作者之一法拉博士说道，“比如说，使注意力更加集中的药物的普遍使用会不会使我们的社会更加工作狂呢？”

　 病人也许愿意冒险使用药物来治病，而增强类药物的使用应该更谨慎。报告的另一作者，斯坦福大学资深生物医学伦理学者朱迪？伊乐斯如是说。

　 利他林的使用是否会导致老年时候智力的某些退步？报告提到，我们担忧头脑加速器的潜在危险就像我们一贯怀疑不劳而获的东西，担心我们会落到和浮士德一样的下场。

　 就是提倡使用增强类药物的休斯也认为安全最重要。食物药品司需要保证药物的安全，相关管理部门必须前所未有地独立于生物医学工业。

　 卡普兰补充说，脑部映射也有它的注意事项。他预见到将来这个技术可能运用到机场检验中。“你得同意别人看你的大脑吗？如果人家可以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看到呢？谁来保管你的大脑信息呢？”

　 规则是必需的。卡普兰说：假设有人在人行道上架着机器，然后冲你喊，“嘿，我可以告诉你你的爱人有没有欺骗你’，你乐意吗？

我没法丢下“自我”的幻象

　 从科学角度出发，最难对付的事情就是人格问题了。卡普兰说，“有些人就是认为做大脑的文章实在不正常，大脑就是我们自身啊。要改变它不就是改变自我吗？”

　 神经伦理学这一新领域的核心就在此。伊乐斯博士说．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因此停止研究，只是要求我们在研究时保持敏锐的伦理思考。

　 “自我”这一概念在神经系统科学框架里没有多大意义。法拉补充道：“大脑不过是能够被药品和其他程序改变的巨大的神经元网络。”不过另一方面，她又说：“我感觉到自我的存在，不同的大脑就是不同的自我。就算自我只是一个幻象，这是我对生命理解的一部分，我没法丢下。管它科学说什么。”

　 神经科学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调和这两种对生命的不同的看法。

　 （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GregoryM．La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