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曲家王西麟和郭文 景之间的论争，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一事件及其相关的报道和评论，已经掀起了音乐界诸多问题的一角。我们希望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呈现出更丰富的信息，让读者对这场论争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以期进一步澄清：艺术家应当扮演何种社会角色，他们怎样在遵循艺术规律的同时创造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与我们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王西麟质疑“第五代”音乐家

　 《人民音乐》杂志今年第一期刊登了北京歌舞团著名作曲家王西麟的评论文章《由＜夜宴＞＜狂人日记＞到对“第五代”作曲家的反思》，公开对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郭文景等“第五代”作曲家的创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随后，《人民音乐》第四期发表了郭文景针锋相对的文章《谈几点艺术常识，析两种批评手法》。

　 2003年，郭文景的两部室内歌剧《狂人日记》和《夜宴》在第六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推出了首演，引起广泛赞誉。王西麟在看了这两部他“期待已久”的作品后，评价不高。他批评说：“我突出感到‘夜’剧的戏剧性不够，从头到尾几乎没有矛盾冲突而使得全剧失去了动力性，这是我最大的失望。……‘狂’剧由于原作的巨大张力，按理说本来应该无此问题，本应该是矛盾冲突充分发挥的极佳场地。但是仍然大为不足，而且使我深感失望。”《夜宴》更是根本没有提出历史批判的任何积极意义，“是不是有合理地宣扬声色犬马而取悦于外国人和国内的享乐社会的用心呢？难道没有像‘大红灯笼’那样用民族的纳妾、小脚等陋习糟粕来廉价地媚外媚金的某些嫌疑吗？”

　 由此，王西麟指责其他“第五代”作曲家近年来只关注一些抽象或纤弱的主题，缺乏历史责任感，“旷日持久地远离了中国社会和民众的呼吸……远离了、淡漠了和抛弃了‘文革’及其历史背景这个伟大的历史能源的母海”。他说：“难道第五代的作品不能表现对这些受难者们（王实味、胡风、‘右派’……）的深深感激之情吗？这样的作品是不是比你们现在写出的上述作品更有意义呢？”

　 音乐界的“第五代”之说，借自电影界，指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78级一系列在世界范围内炙手可热的名字：谭盾、郭文景、陈其钢、瞿小松、苏聪、陈怡、刘索拉、叶小纲、何训田……这些作曲家，或定居海外，或游历欧美后归国，或固守本土，凭借“先锋”音乐理念、音乐语言，在国际乐坛获得了巨大成功。

　 今年67岁的王西麟应该算作“第四代”作曲家。他1962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因为激烈批评当时的文艺方针而受到了严酷的政治迫害，从中央广播交响乐团开除公职，下放到山西长治达14年，其间被监禁、管制、劳役和批斗。1977年底，郭文景们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不久，他才被恢复名誉，调入北京歌舞团。他被音乐评论家王安国称为“根本上属于一个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擅长表现哲理性和史诗性的重大题材的交响乐作曲家”。

　 “前辈”王西麟的批评引起了郭文景强烈的反应。在他看来，批评“第五代”忘记了什么、应该写什么但却没有写什么，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有害的，其内在逻辑是“抢占道德制高点”，是假借“受难者”的名义对别人进行攻击，这恰恰是王西麟自己所批判的“旧时代”的思想遗毒。

　 郭文景写道：“所以我也要义正辞严地大声怒吼：你没看出王实味和胡风遭难的根本原因吗？！难道你不知道有多少人正是为了捍卫和争取创作自由、学术自由的权利而当‘右派’受难冤死的吗？！你应该感到羞耻和有罪，因为，他们恰恰就是被你这种思维模式制造出的所谓‘艺术评论’打死的！！”

　 王西麟和郭文景分别是他们各自那代作曲家中的佼佼者。王西麟最早的作品、完成于1963年的交响组曲《云南音诗》，直到1981年才获得首演，并在当年的“中国首届交响乐作品比赛”中获得国家最高奖；这部作品的第四乐章《火把节》，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演奏最多、最受欢迎的中国当代音乐作品之一。完成于1990年的《第三交响曲》，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表达了他对民族历史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和严肃思考，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授甚至称：“音乐如此辉煌，肖斯塔科维奇会因之而欣喜不已。”

　 早在1982年，郭文景的毕业作品《川崖悬葬》在美国演出时就曾引起了轰动；他的交响乐《蜀道难》入选“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他创作于1993年的《狂人日记》和1998年的《夜宴》，在欧美多次上演，为中文歌剧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同时，在人们所熟知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红粉》、《南行记》、《死水微澜》等电影中，配乐也出自郭文景之手。

　 这样两个“重量级”人物之间的论争，就像几年前卞祖善“炮轰”谭盾一样，引起了音乐界的广泛关注，甚至可以被称为一次“文化事件”。“圈内”的《音乐周报》、《影响》杂志，“圈外”的《北京青年报》、《新华月刊》，都转载了两人的文章，其中《北京青年报》还用一个整版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人民音乐》副总编辑，也是王西麟和郭文景论争稿件的组稿者于庆新认为，这是一场严肃的争论，是作曲家在讨论自己的创作方向，这关系到他们今后为听众提供什么样的作品。对于像谭盾、郭文景这样的新潮音乐家，国内的评价往往是一边倒，曾经是全盘否定，近年来却又批评极少，这种风气不利于艺术创作的健康发展。

　 《东方红日》或者《英雄》

　 “其实，与郭文景争论的真正诱因是他的交响乐《东方红日》，由于其特殊的音乐主题，我无法展开说。”王西麟说。

　 王西麟的文章中曾提到这部名为《东方红日》的作品。他明确地质疑：“此作在美学创新上也毫无新意，而成为历史的过眼烟云。”

　 2002年10月17日，郭文景这部交响乐在北京保利剧院举行了首演。这部交响乐是广州交响乐团和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委约作品，从委约到首演不足半年，一切都一帆风顺。而他的《狂人日记》和《夜宴》，则分别经过了10年和5年，才获得在国内上演的机会。这部作品，乐曲共分4个乐章，在第一乐章《日出》、第二乐章《春天》、第三乐章《新时代》中分别采用了《东方红》、《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三首家喻户晓的歌曲旋律，用以歌颂中国共产党三代核心领导人。第四乐章《伟大复兴》采用了《国歌》这一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乐曲作为创作主题。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郭文景首先申明，这部作品应该叫做《b小调英雄交响曲》，至于《东方红日》，只是在委约方的坚持下，在首演时所采用的名字。

　 “《英雄》才是我作品真正的名字！”他说。

　 他强调，自己在第一乐章中，以“文献摘录”的方式一丝不变地采用了李焕之先生上世纪50年代所编配的《东方红》乐曲。他认为，王西麟根本就没有听这部作品，要不就是完全没有听懂。

　 王西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没有提到他文章中着力批评的《夜宴》。

　 他觉得有必要和郭文景展开讨论的，恰恰是《东方红日》。因为在他看来，《东方红日》和《狂人日记》之间，有着“惊心动魄”的不协调。

　 王西麟认为，《东方红日》从标题到各乐章的主题，都体现了一种“插标签”式的思维方式。尽管“后来不知怎么的变成了《英雄》”，但“这无论如何仍然是一部插标签的作品”。这类作品在大跃进、文革时期充斥着中国音乐界，文革结束后本来已经被抛弃了，但现在又被某些作曲家―――当然也包括郭文景―――捡了起来，“这在美学上完全是一种倒退！”

　 王西麟谴责“个人崇拜”式的“定题创作”。“他们都比我有名，比我有影响，在呼唤知识分子的批判功能方面，他们本来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

　 王西麟看了郭文景的回应文章，感到非常气愤。“王实味、胡风和右派们，哪里是死于为了争取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他们是因为批判社会而死的！要说自由，他们也是为了争取批判的自由而死的。郭文景完全错了！歌颂社会、歌颂强者的自由，写《东方红日》的自由，是像天地一样宽广啊！哪里还用‘捍卫’和‘争取’？”

　 听郭文景讲《英雄》的故事

　 郭文景曾经多次对媒体谈论过这部作品，当时，他对《东方红日》这个名字似乎还可以接受。首演之前，《羊城晚报》以《受广东省委宣传部重托―――郭文景倾心捧出＜东方红日＞》为题，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

　 《东方红日》交响曲的创作者是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郭文景教授。14日下午，这位蜚声海内外的青年作曲家向记者介绍了交响曲《东方红日》的创作经过。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是怎么接受《东方红日》的创作任务的？

　 郭文景（以下简称郭）：整个交响曲的结构是广东省委宣传部钟阳胜部长构思的。我呢，就如同做命题作文―――当然我也有很重要的贡献。（笑）

　 记：用四首在不同时期家喻户晓的歌的旋律作为三大乐章的创作源泉，这个手法还是比较新颖的。

　 郭：前面三个乐章主要目的是歌颂三代领导人。第四乐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歌颂对象，那就是中国人民！

　 首演之后，《南方日报》以《郭文景：首次接受来自官方的“命题作文”》为题，刊登了对他的专访：

　 《东方红日》的创作经历了4个月的时间，这是我第一次接受来自官方的“命题作文”。整个创作过程最难的地方，就是如何将官方的命题与交响乐自身的艺术规律结合起来。音乐的形式与内容应该是统一的，“命题作文”也可以在形式上体现交响乐的特点。

　 整首交响乐表现了20世纪中国风云变幻的革命历史，歌颂了三代领导人的英雄形象，以及20世纪所有为中国独立繁荣富强作出牺牲和贡献的人的整体形象，如同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特别是有意识地将《东方红》一、二段的歌词合在一起，将第一段的“他是人民大救星”改成第二段的“指引人民向前进”，有意淡化领袖的“神话”色彩，与第四乐章的“前进前进”的主题相互呼应，增加了交响曲的统一因素。

　 两年后，再次面对这个话题时，郭文景一再强调：这部作品是不是委约创作、是由谁委约的，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意义”，关键是，这是一部他自己想写的作品。“我认为这是艺术，这部作品是我为我自己而创作的，而且它的艺术质量和艺术水准也达到了。”

　 他透露，当初委约方的要求是，根据三首歌曲创作一部三乐章的交响曲，是他在没有要求增加任何费用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增加一个第四乐章，用国歌作为主题。

　 被问及动机时，郭文景斟酌了一会儿，说，“这就是……这个东西……事实上就是……也反映了中国艺术界的一种生存现状……也就是说……你完全那个……就是说……和官方也需要合作，但是也需要有自己的一些那个……”

　 除王西麟之外，音乐界其实还有很多人在私下对郭文景委约创作这部作品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对于这一点，郭文景承认，他自己确实听到了很多议论。“但是呢，这没什么，因为他们很多人还没有听过这部作品。……也就是说，很多人是在议论这件事情，而不是这个音乐本身。”

　 他也表示了苦恼。“我就觉得很不理解，为什么要这么苛求我？……这个时候我就深深地体会到被架到炉火上烤的滋味。”

　 他说，杜鸣心、金湘、叶小纲、杨立青，都曾经接受过政府的主旋律创作委约。

　 郭文景介绍说，前不久他提交《英雄》参加了全国交响乐比赛，很多评委就完全是基于音乐在发表观点，“他们认为这部作品写得非常好”。

　 根据他提交的总谱，《b小调英雄交响曲》是一部两个乐章的作品，第一乐章《烈火》，第二乐章《祖国》，分别是首演作品《东方红日》的第一和第四乐章。

　 在“乐曲简介”中，郭文景称，《烈火》“象征一个伟大的理想，并非仅仅是领袖的颂歌。英雄者，为民族解放而反帝反封建的每一个中国人是也”，《祖国》“象征56个民族的团结和睦。英雄者，为祖国富强而工作劳动的每一个中国人是也”。《英雄》总谱的第一页上，写着：“献给我的父亲”。

　 接受《东方红日》或者《英雄》委约，有多重动机。郭文景自己说：“一件事情决不可能是单一的原因，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

　 郭文景说，他之所以会接受委约创作这部作品的一个“私人”理由是，他本人和他妻子的父辈都是“老革命”，因而，“革命”对他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革命对我来说，是一种传奇，所以我会写《英雄》。”

　 他说，自己的作品被国内听众认为深奥难懂，但十几年以来，他一直有一种迫切的愿望，要写出能够被“大众”理解和接受的作品，而广东方面的委约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最合适的时机”，他要写他自己的“流行音乐”。“我要向世人显示，我不仅仅是能够写现代的，我也能写传统的音乐。我不仅仅是为小众写作，我也具有为大众写作的能力。”

　 之前，他回答媒体“个人的经历对于创作这部作品是否起到过作用”的问题时，说，自己1977年从四川来到北京上大学，并实现了作曲家的梦想，“我在过去的20年里我带着我的作品走遍了世界各地，我们的生活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我觉得这都得益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郭文景“痛感‘第五代’作曲家不但没入‘朱门’，而且始终是在国内的音乐生活中间处于边缘的状态”，极少获得来自国内的委约，所创作的作品被国内的演出团体认为是“演奏起来有难度，观众理解起来也有难度”。他接受这次委约，就是要“冲破国内没有约稿的局面，和对我们的误解”。“我住在国内，难道我的身边没有音乐生活吗？我的音乐要进入我生活的环境！”

　 然而，除开“所有这些理由”，音乐圈内还流传着《东方红日》或者《英雄》创作另外一个诱惑的理由：有一笔数目很大的委约金。记者向郭文景核实委约金数目，他说：“这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就不必去谈它了。”

　 这位被《纽约时报》称为“惟一一位未曾在海外长期居住而建立了国际声望的中国作曲家”强调说：“我认为，妥协是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有些人不搞创作，他体会不到有一些强大的力量的存在。我这个妥协实际上是战术性的，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要冲破这种边缘的状态。”

　 郭文景对《东方红日》或者《英雄》的话题既敏感，又反感。他说：“如果说你要先说是谈这部作品的话，我肯定不接受你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