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每周质量报告》栏目组惟一的女记者。她和她的同事每周偷拍的“黑心画面”，引起千家万户的“严重关注”，但他们默默无闻；他们的镜头，只能对准一部分造假分子，但他们深知造假其实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原因；他们是新闻记者，“职业伦理”要求他们站在公众利益立场揭露事实真相，但他们也是有情有义的人，“出卖”那些视他们为“朋友”的被采访者，也让他们承受着“世俗伦理”的煎熬。

　 出租车的计价器一个劲儿往上蹦字。已近午夜，司机不时会疑惑地看看表。

　 佳琳望着窗外，一言不发。上车以后，她只说过一句话：“师傅，你拉着我随便逛逛吧。”

　 几小时前，佳琳和她的同事，从中央电视台机房出来。她又完成了一期震撼人心的《每周质量报告》。当然，这也意味着，她又一次“出卖”了“采访对象”。

　 为让佳琳这些承受巨大压力的暗访记者身心得到“强迫放松”，每做罢一期节目，该栏目制片人吴光秋总要召集他们“痛饮一场”。佳琳不喝酒，她告别同事后，上了一辆出租车，漫无目的地奔袭在这个她居住着但并不熟悉的城市。出租车经过哪些地方，她一无所知。她只记得那晚的“的费”是160元。

　 每次陷入这种周期性的情绪低潮，佳琳就下决心要“另栖它枝”，可每次经过一番“良心煎熬”后，她又总是心甘情愿留了下来。

　 “凡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来信的观众，个个恨不得把那些造假者千刀万剐。”佳琳说，“可是实际情况要比观众想像的复杂得多。其实，你近距离接触那些造假者，并非个个奸诈险恶。就具体人而言，有时他们很淳朴，甚至很善良。他们也对你表现得很仗义，把你当作朋友。但你一转身，节目播了，他们的人生也就毁了。”

　 佳琳说起那次在江苏泰兴暗访劣质香肠的经历就要掉泪：老板为试探他们的身份，故意将有问题的香肠端给他们吃。为获取对方的信任，佳琳和他的同事不眨眼地全部吃掉。接下来几天，老板一家对他们格外殷勤，采访也进行得异常顺利。分手前，老板娘搂着佳琳的肩膀，千叮咛、万嘱咐：“说定了啊，春节一定要来这儿过年，我要亲自给你们做夹萝卜丝的馒头吃。”

　 佳琳在采访手记中写到：“那一刻我的眼泪差一点流下来，匆匆地上了车，逃也似地离开了他们的家。”

　 佳琳和她的同事从不否认，在采访中，他们有时会和造假分子成为“朋友”。在十多天的相处中，有时突然会忘了自己的身份。佳琳的一个搭档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有时会给他们带来一丝温暖。他们信任我们，很多连兄弟、亲信都不告诉的东西，他们会告诉我们。”

　 《每周质量报告》的记者坦承，他们共同面临着“职业伦理”和“世俗伦理”的双重困扰。有时他们会在做罢节目后失声痛哭。给佳琳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栏目组最优秀的一位男记者，有次采访回来后请大家吃饭，席间泣不成声，直到醉得一塌糊涂。

　 佳琳不会喝酒，她经受的“心灵煎熬”只能闷在肚子里。前不久，她和同事在海南采访时找上的“目标”是一个姓吴的老板。老吴是干他们那一行里少见的大学生，以前在一家国营企业。当时别人给他几十万收买他，他没要，“为的是对得起这块国企的牌子”。出来自己创业后，他本想正正经经做事，但按照正规操作方法，没人要他的货―――因为椰果汁的天然色泽不是白色，并不晶莹透亮。但凡晶莹透亮的椰果汁都是用双氧水漂过的。

　 老吴曾无奈地对佳琳说：“我要是不漂，人家不买我的货啊，你说我怎么办？”

　 在佳琳眼里，老吴这人“很有修养，也很真诚”。

　 有一次，他们和老吴边走边聊，一路很开心。路基下的沟里长着几株含羞草，佳琳以前从未见过，不由自主地惊呼起来：“看，多漂亮啊！”只见老吴纵身跳到沟里，摘了一株，爬上来送给她。“一切都那么自然。就像一个主人对待客人，一个朋友对待朋友那样。”佳琳伤感地说，“当时的场面，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但是作为一名职业记者，节目做出来不能不播。“我知道，播了后他肯定会倾家荡产的。”佳琳无奈地说。

　 佳琳和她的同事们很清楚，他们的镜头永远只能对准一部分造假分子。这些人似乎成了一些“不幸”被选中的“倒霉蛋”。凡他们暗访到的厂家，节目播出后往往面临着被查封、取缔，甚至更严厉的惩罚的命运。而没收进镜头的厂家、作坊，就在同一个县、同一个村，甚至是被查封的那几家的隔壁，照样在如法炮制。

　 佳琳在采访手记中质问：假冒伪劣肆意流通，要经过多少环节啊！那些职能部门都哪儿去了？

　 揭露河北兴隆县果丹皮造假的那期节目，曾引起很大轰动。在暗访中，一个厂家的老板娘告诉佳琳和她的同事，该县产果丹皮已有几十年历史，质量原本很好。但现在厂家多了，竞争变得日趋激烈，一些小厂就开始在加工过程中做手脚，以降低成本。短短几年工夫，家家开始仿效。她也只好随大流了。

　 节目做得越多，佳琳就越觉得，无论是河北兴隆县的老板娘，还是海南的老吴，他们原本善良，但被同行业的恶性竞争逼得“同流合污”。从更高程度上讲，这也是社会整体道德下滑导致的结果。

　 不论佳琳和她的同事，回到北京会变得多么“多愁善感”，一旦投入暗访，他们必须强迫自己恢复一个职业暗访记者应有的冷静和睿智。

　 佳琳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暗访所经历的那场“惊险”：她和同事到山东某县调查使用死母猪肉制造食品的情况。暗访开始很顺利，他们取得一个老板的信任，拍到了“非常管用”的镜头。但他们不经意问了一句话：“你们这儿还有死猪肉卖吗？”那个老板当时转身就走了。他们“恋战”，又去了另一家工厂。等他们赶回宾馆，发现那个老板带着一帮人，正气势汹汹地守候在房间门口。“那会儿，所有拍的带子都在我的包里，只要他们一检查，我们就全完了！”佳琳回忆说。

　 她的同事很冷静地牵制住了老板，把老板支到隔壁自己的房间，佳琳迅速把带子藏在窗帘后面。可一想不放心，于是，她又找到楼下二层的服务员，告诉自己遇上了坏人，包里面是大笔现金，请她放在服务台锁好。可一想还不放心，于是，她从后门出去侦查一番，发现没人，迅速打车到了另一家宾馆把包存好。

　 3个小时后，当她和同事在另一个县城会合后，她的眼泪“刷”地夺眶而出。“在那一刻，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人在阵地在’”，佳琳笑着回忆说。

　 暗访记者在采访中所忍受的煎熬，是大多数普通记者难以想像的。每次暗访到10天左右，有了点眉目的时候，也就是佳琳快要崩溃的时候。她“开始失眠，整夜整夜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她难以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造假分子会不会遵守约定，能不能拍到“管用的镜头”，甚至会不会暴露身份。

　 对他们而言，任何一个细微的失误，包括“递错一个眼神”都可能前功尽弃，甚至威胁到自己的人身安全。

　 山东某地非法制售“地沟油”的调查，是佳琳和两个同事一块儿完成的。在远离县城、“出了事，跑都跑不掉”的一家地下黑工厂，他们在拍摄时被发现了。

　 “当时工厂大门就关上了，工人们全部围了过来，只等老板一开口，就要动手。”佳琳现在回忆起来还有点后怕。她被围上来的人推了几把，当时，她刚受伤不久的腿里还打着两根钢针。“要是摔到了，钢针肯定会断，说不定这两条腿就废了。”

　 他们迅速亮出中央电视台记者的身份，但老板一把将介绍信撕得粉碎，佳琳急中生智蒙道：“我们来之前已跟公安局联系好了，如果12时他们见不到我们，就会查抄这里。现在还有半小时，你们看着办吧。”说罢，她和同事拿起机器大步流星地朝门口走去，“逼”得老板过来开了门。

　 老板亲自把他们“送”到县城，但还不死心，安排打手在宾馆门口守着。事情最后直至惊动了当地政府，他们这才安全离开。

　 一幕又一幕震撼世人的“黑心画面”，是佳琳和她的同事们付出巨大的安全代价，一幕一幕揭开的。因为这些“黑心画面”，与数以亿计的普通百姓的食品安全直接相关，所以《每周质量报告》开播1年多来，迅速成为家家户户“严重关注的栏目”。综合其收视率、关注度和品牌影响力等要素，《每周质量报告》在央视新闻频道最有价值节目排名中列第一。胡锦涛、温家宝、吴仪等国家领导人，对该栏目作过7次批示。外电称之为“在中国真正关注民生的节目”。

　 但这一切声誉，似乎天然与佳琳他们这些暗访记者绝缘。他们没有出镜主持人那么风光，他们的名字也不像他们的节目那么响亮。他们每月20多天在外采访，永远躲在暗处。即使在北京短短不足10天里，大部分时间也是在机房中度过的。

　 “真的，我来北京已经1年多了，连你算上，是我在北京新结识的第二个朋友”。佳琳把采访她的记者也并入了自己的朋友名单。

　 这份名单，是佳琳在京短暂的制片间隙“消化负面心理”的去所，因为，另外有一份没有穷尽的“黑名单”―――有毒腐竹、豆芽、火腿、香肠、大米、方便面、木耳、食用油、酒、醋，等等，等等―――时时刻刻在流向市场，等着她和她的同事去逐个消化。

　 有一次，有个朋友郑重地问佳琳：“你觉得你的工作意义在哪？”她一时语塞，但这个问题困扰了她很久。那天，她对记者讲起了“西西弗斯”――希腊神话中一个被神诅咒的人。每天清晨，西西弗斯将一块沉重的巨石推到山顶，但就在到达山顶的一刹那，巨石会滚落回原地。必须从头再来，日复一日。

　 看着记者困惑的眼光，佳琳调皮地笑了：“你看我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