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8日晚，一 架从美国洛杉矶飞来的飞机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从飞机里出来的，是曾几何时被不法商家斥为“刁民”的王海。如今，他以中国人民大学一个课题组研究员的身份，刚参加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的年会。

　 会后，他从芝加哥飞到洛杉矶，再转机到上海，连夜“打的”到100多公里外的浙江省湖州市，他代理的一起诉讼即将在那里开庭，他将在法庭上抛出一枚“重磅炸弹”。

　 今年1月，浙江湖州市举办了一场国有企业的股份拍卖。当参加竞拍的沈建豪，在竞拍价达到714万元时举牌后，拍卖师高声询问3次，无人加价，“啪”地一声，拍卖师落槌宣告拍卖成交。

　 但此后拍卖公司却告诉沈建豪，因拍卖师看错了保留价，交易无效。接着又称，拍卖师根本没有落槌。

　 沈建豪气懵了。找律师咨询打官司，可律师认为他没有拍卖落槌的证据，官司没法打。束手无策的他找到王海，他知道王海曾帮助湖州200多位消费者，从开发商那里每家获得了7000元赔偿，并拆掉了开发商擅自更改规划修建的房屋。

　 “先取证，再诉讼。”王海给沈建豪策划。

　 时过境迁怎么取证？沈建豪挺发愁。“我们有办法，没有证据就先找证据。”王海派公司当地的调查员带着拍摄设备，随沈建豪分别去找当事人交涉，由于当时还没有起诉，拍卖公司的经理、工商局的监拍人和产权交易所的负责人，都在和沈建豪的交谈中承认了落槌的事实。

　 取证后，沈建豪请王海作为诉讼代理人。

　 6月10日，此案在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在法庭上，被告代理人仍否认落槌事实，并出示在拍卖现场的湖州市工商局监拍人和产权交易所工作人员没看见敲槌的书证。此刻，王海经法官同意，用DVD机播放了两遍拍下的音像资料。这枚重磅炸弹抛出后，被告方顿时傻了眼。

　 二审开庭时，一直不肯露面的拍卖师终于出来说，他确实落槌了。

　 6月25日，王海又赶到烟台。几个在烟台海滨某小区买房的业主向他求助，称他们攒一辈子的钱买套房子，却在忍受房屋漏雨长毛、墙壁裂缝、窗户变形等房屋质量问题的痛苦。经王海找有关部门协商，4天后，房产商与业主达成协议，赔偿每位业主两万元。

　 6月28日，王海回北京后没一天闲着的，有个新建小区的业主代表请去指导如何集体收房；帮一位经销商解决因瓷砖质量问题和厂家发生的纠纷；协助工商部门捣毁两个假冒世界名牌的造纸黑窝点；烟台还有38户业主因开发商违约交房，请王海帮着讨回公道……

　 9年前，王海因买假索赔成了中国打假第一人，受到消费者众星捧月般拥戴，因为他们买了假货投诉无门，只好“盼不着包公盼绿林”。没想到，如今王海魅力依旧。但今天的王海和往昔的王海已不可同日而语。

　 “我就像下棋进入了僵局，一个人赤手空拳在跟制假售假护假的利益集团斗”

　 1995年春天，22岁的王海陪表弟到北京考试时，无意中从电视上看到“悬赏打假”的节目。节目中的记者买了两个假鳄鱼钱包，依据《消法》第49条索赔，获得双倍赔偿。

　 他在法律出版社的书店找到《消法》，对于消法49条的规定是不是可以兑现非常怀疑，就先后去商厦买了12副假索尼耳机进行索赔尝试。不料索赔却不顺利，一气之下他坐火车回青岛了。

　 此刻，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创下了一件轰动全国的“壮举”，这将把他送上一条崭新的人生之路。

　 王海是被策划“悬赏打假”节目的武高汉发现的，他是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监督部主任。一天，他无意中听说“有个特刁的刁民，买了假货拿着《消法》做依据，要求商厦加倍赔偿”。武高汉决定马上寻找这个刁民，以他买假索赔为切入点，宣传普及《消法》。

　 回到青岛，王海开始研究假冒伪劣和《消法》，经过近半年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的假冒伪劣将继续发展，和假冒伪劣相关的工作必然会产生很大的社会需求。得知北京实施《消法》办法开始生效，他又来到北京。这次，他希望从买假索赔入手，然后成立一个公司，试着把打假反欺诈作为一项事业来做。

　 1995年冬天，王海应邀参加中消协组织的座谈会。参加会的政府官员、法学专家、商场老总们，慷慨激昂地争论着“王海是打假英雄还是‘刁民’？”“是新型消费者还是钻法律空子？”并称此为“王海现象”。

　 会后他整天被记者簇拥着，不厌其烦地诉说着买假索赔这同一件事。国内的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上百家媒体报道了这件事。《纽约时报》等多家国外著名媒体的记者，也争先恐后采访他。

　 然而和第一次尝试一样，轰轰烈烈后王海买假索赔依然不顺，广州商界在他去前就频频发出“狼来啦”、“刁民来了”的警告，有关部门召集商家开会研究对策。他买的几万元假货，众商家竟一致不赔不退，逼他去打官司。北京有商家提出“防火防盗防王海”；到执法部门投诉遭到个别人的冷嘲热讽；BP机上时不时会出现“马上去八宝山”的留言；一个卖假货的老板要出20万元买他的头……

　 正郁闷着，忽然接到中央电视台的电话，邀请他参加新推出的《实话实说》。他不想公开自己的形象，一是有商家扬言要“灭掉王海”，在电视露面不安全。二是售货员都知道他长什么样了，没人敢卖他东西了。电视台的人说，可以化妆。

　 拍摄的头一天，他从青岛飞到北京，编导提醒他，“先在脑子里捋一遍你的事，明天可能会有不好回答的问题。”但当晚同屋一个叫崔永元的“烟鬼”吞云吐雾，熏得他晕晕乎乎的，什么也没想就睡着了。

　 第二天给他化妆，戴了个假发套，粘上唱戏用的胡子，再配副茶色镜，一照镜子，连他都认不出自己来了。进入演播室，见到中消协投诉部主任武高汉，他叫了声“武老师”，武高汉扶着眼镜看了好一会儿，也没弄清他是谁。他报上姓名，武高汉的眼泪差点儿掉出来，他说王海要化完妆后才能亮相太可悲了。

　 王海觉得化妆太假，但戴墨镜这招儿挺安全，个人生活的隐私和买假索赔都不受影响。从此，他在公开亮相的场合都戴着墨镜。

　 2003年底，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请他作节目，主持人王志建议他把墨镜摘掉。他说：“就免了吧。虽然现在买假索赔不做了，但帮一些企业做品牌保护的工作，也有相当大的危险。就像缉毒警察一样，如果毒犯都知道缉毒警察长什么样，可能他就没法很好地开展工作了。”

　 在《实话实说》演播室，主持人崔永元问王海：“会不会知难而退？”

　 “很有可能。因为我也是一个普通人，我要生存，我不能不吃饭。”王海算过账，买假索赔1年，买假货花了11万元，获赔偿5万多元，还有8宗官司缠身，5万多元没着落。

　 “我就像下棋进入了僵局，一个人赤手空拳在跟制假售假护假的利益集团斗，胳膊怎能拧得过大腿？”王海很沮丧，给何山打电话求助。

　 何山是王海参加中消协座谈会时认识的，会上有人指责王海不是消费者，何山反驳：“主动买假的人也是消费者！而且这种人原本是《消法》立法宗旨所提倡的人。这个消费者很勇敢很聪明，应该给他发奖。”王海知道何山是《消法》的起草人之一，也知道是他积极促进将惩罚赔偿条款写入法律草案。

　 在电话中听说王海购假索赔的遭遇，眼看着《消法》在执行中受阻，何山焦虑的心情就像自己的孩子生了病。他一面鼓励王海坚持到底，一面说：“最好的办法是从人民法院求得一纸判决，不行我去买假！”

　 王海没想到，这位著名的民法专家、全国人大法工委巡视员，真的去“以身试法”了。何山在一家画店买了两幅徐悲鸿的假画，并把画店送上了被告席。最终，他从法院拿到了中国首例判决疑假买假打假获得加倍赔偿的《民事判决书》。

　 何山在王海人生成长的路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要不是何山老师自始至终地支持，我可能不会坚持到现在。”王海至今感恩不忘。多年来，凡遇到诉讼纠纷、有争议的问题或法院判决和法律精神相抵触时，王海都会向何山请教，“何山的解释最权威，他的话使我心里有底气。”

　 何山的胜诉鼓舞着王海，他在天津伊势丹公司买了5部没入网许可证的电话机，和该公司总经理日本人森田章文对簿公堂。虽然胜诉，但他耗费了半年时间，两万多元差旅费，除去对方赔偿的钱，还亏了5千多元。

　 王海发现，个人买假索赔不可能作为一个长远的事业去发展，他想走一条新路。

　 “虽然我打假索赔面临着种种困难，但要成立公司的想法始终没变”

　 王海因资金困难无法成立商务调查公司的消息，被媒体捅了出去，引起了远在四川的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的关注，他专程到北京托人找到王海见面。

　 王海给刘永行讲了在打假中的遭遇，表示：“虽然我打假索赔面临着种种困难，但要成立公司的想法始终没变。”

　 刘永行诚恳地说：“你打假有利于防止假冒伪劣产品扰乱市场，我非常支持你的行动。听说你想成立公司但缺少资金，我愿意以个人的名义出资10万元赞助你。希望你将个人的打假行为变成企业行为，最终变为社会行为。”

　 1996年底，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成立，王海任执行董事。他的第一单生意，是帮广东爱得乐集团公司打假。该公司是东南亚销量最大的摩托车尾箱和头盔的生产企业，但市场上每年都有30万个至50万个冒牌货，公司每年要投入100万元打假经费。走投无路下，公司请王海加盟打假。王海东颠西跑了10多个城市，帮“爱得乐”取缔了40多个售假窝点。

　 王海的公司从不做广告，他每年用广告预算进行一次维护公共利益的打假行动。1998年，大海公司在为客户调查一宗假药案时，了解到性病游医诈骗问题严重。于是王海就派业务员赴各地调查。发现一个当年在福建省莆田县秀屿镇街头卖耗子药的家族，与各地上百家牌子很响的医疗机构“合作”，借着铺天盖地的广告狂轰滥炸，发展成了全国性的“性病诊治”集团，每年从性病患者身上牟取数千万元的暴利。王海在媒体揭露了性病游医“占氏家族”诈骗患者钱财的黑幕，同时向卫生部举报了“占氏家族”的违法行为，当年底卫生部下文取缔各地游医。有人估算，此举每年使消费者避免20亿元的损失。

　 1998年6月的一天，王海忽然接到上海美国领事馆的电话：“克林顿总统访华期间，在上海召开一个座谈会，邀请你参加。”。克林顿是总统，同时又是学法律的，王海也一直在学法律，他想听克林顿说说美国怎么打假，怎么保护消费者。

　 同时被邀请参加座谈会的还有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傅铁山、导演田壮壮等八九个人。一个美国官员接待了他们，向大家介绍说，克林顿很随便，没什么忌讳，他很希望和大家交流。

　 座谈会安排在上海图书馆大厅，克林顿进来后先是和大家握手照相。轮到王海时，克林顿笑着说：“久仰大名。”

　 会上，王海介绍了自己买假索赔以及协助执法部门取缔制假窝点的事，顺便问克林顿，美国是怎样保护消费者权益的。

　 克林顿介绍了美国的消费者组织和保护模式。

　 王海在打假的过程中，对那些制售假冒伪劣的行为制裁不力感触很多，他问克林顿：“美国有没有执行难的问题？”

　 克林顿说：“美国也有这种问题，好多案子判了执行不了。”

　 王海还问了美国对侵犯知识产权怎么处理，美国对协助警察局抓通缉犯的“赏金猎手”的奖励比例等问题，克林顿都认真地回答了。不到两小时的座谈会，他和克林顿谈话的时间最长。

　 王海觉得和克林顿交流挺有收获，起码知道了美国警察管打假。还知道了美国的消费者保护委员会隶属于政府，有执法权。不像中国消费者协会是民间组织，处理消费纠纷只能调解。

　 不久，王海还真过了把请警察打假的瘾。他协助温州公安局查处了全国最大的造假拉链案件，造假工厂年产假拉链10多亿条。

　 座谈会后，王海很快就收到了一个寄自美国白宫的大信封，里面有白宫摄影师给他和克林顿照的合影，还有一封克林顿亲笔签名的信，克林顿在信中对他参加座谈会表示感谢。

　 没想到他和克林顿的合影，在他到美国驻华使馆签证时派上用场，同行者拿出他和克林顿的合影，领事看了照片，很痛快地给签了，还对他说“谢谢你”。

　 1998年12月，王海应中央电视台邀请，和张瑞敏、吴敬琏、李宁、王石、陈章良等社会名流，在北京的“梅地亚”荟萃一堂。他们作为中国改革开放20年的20个代表人物，在中央电视台的专题片中亮相。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送他的书上题字“市场清道夫”。

　 一个靠买假索赔起家的“刁民”，成为改革开放的代表性人物，王海感到欣慰。他决没有料到，打假路上险象环生，差点儿让他的事业毁于一旦。

　 “难道只有王海饿死了，或者被造假者杀死了，才能成为英雄吗？”

　 1999年，大海公司的公益打假行动选中了打击假电线。王海派人经过长达半年的调查取证，发现津成公司涉嫌制售伪劣电线，还有偷税漏税问题。王海向媒体披露了津成造假内幕，先在大连将售假的“大连津成”告上法庭，又在西安举报了“西安津成”售假的违法行为，导致执法部门查扣了价值400多万元的涉嫌伪劣电线。

　 王海的打假行动激怒了“津成”，于是就设下圈套陷害他。与“津成”有“协议”的某媒体恶炒称，王海应一个制假者的要求去打另一个制假者，而且还收了钱，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

　 王海大呼“冤枉”。说：“收钱是想‘将计就计’，并非想占为己有。不是‘黑吃黑’，是‘白吃黑’，就像地下党员被误解为敌人一样。”

　 王海在媒体发表声明：将继续向全国各地执法部门反映“津成”生产伪劣电线的不法行为，即使以身赴死，也在所不惜。“王海疯啦！”2000年9月21日，有媒体报道了这条爆炸性新闻。称王海在南宁因为一点儿小事大打出手，砸坏了下榻酒店的桌椅板凳，被带到派出所后又打坏了门和玻璃。

　 全国有数百家媒体转发了王海南宁事件的报道，同时，数十家媒体的记者汇集到南宁王海住的医院门口……

　 此刻，王海静静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打了镇定剂睡了一觉，精神已恢复正常。对自己失态的原因他很清楚：“津成事件”是他打假以来受到的最大打击，他咽不下这口气。为继续对“津成”进行调查取证，他一星期前赶到西安，终于查到了“津成”售劣质电线赔偿给用户近20万元的重要证据，大喜过望。回深圳后，他又不分昼夜地筹建深圳业务总部，7天里每天睡眠不足1小时，性情激动、脾气暴躁。

　 9月19日，他接到南宁一家报社邀请，说有个叫王通的人在南宁打假，称是他哥哥，请他来辨认真假。为了自己的名誉，他到了南宁，确认王通是骗子。

　 20日上午，他打车回酒店，下车时发现没带钱，招商银行的信用卡在酒店不能取钱，就请酒店门童向总服务台暂借10元付车费。就这么点事，一直相持了90分钟。王海一时火起，抓起桌上的花瓶摔到地上，又抄起了一张椅子。王海说他只是想发泄一下，不会碰伤任何人，摔坏的东西他赔，然后掏出手机，拨通了110。

　 警察叫来邀请王海到南宁的那家报社的记者，那位昨天还采访王海的记者竟然说：“我不认识他。”王海发现自己又掉进一个圈套，毫无成效的辩解搞得他口干舌燥，跑到雨地里用手捧着喝雨水，还踢坏了派出所门上的玻璃，最终被戴上了手铐。直到他的亲友们赶来，才把他送进了医院。

　 他在医院向酒店和派出所道了歉，赔了钱。他说：“这种发泄肯定不太合适。但如果不发泄出来，我心里永远是个负担。”

　 王海后来才知道，南宁那家报社请他是为提高知名度炒新闻，王通是他们找来“作秀”的。

　 王海对“津成”穷追不舍了4年，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没有白忙活，2003年，涉嫌偷税漏税、制售伪劣电线的大连“津成”副总王铁庄被关进了看守所。为证实这消息的真假，王海专程到大连看守所，给王铁庄送了套秋衣。而“津成”的法人代表王忠秋正在被警方通缉。请王海去广西的那家报社，最终也关了门。“津成事件”后，有人预言：“不管最后结果如何，王海这回是走到头了。不是说王海今后就没有饭吃了，而是罩在正义光环下的王海打假事业，从此不再光明了。”

　 王海真的会就此沉沦吗？

　 “大家都知道我是打假维权的，很少有人知道我也一直参与学术研究。我做这个研究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

　 “南宁事件”前，王海向媒体宣布退出个人打假索赔。“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对我说过，购假索赔是以怨报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非常赞同并接受这一观点。我只是想做一个买假索赔的尝试者和启蒙倡导者。我真正感兴趣的是，探索怎样通过专业化的努力从根本上打击假冒伪劣，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记者们愕然，王海和茅于轼是什么关系？“津成事件”后，王海应邀参加浙江卫视的3？15打假节目，和他对话的就是茅于轼。此前王海看过茅于轼写的《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书里有一篇提到了他。他认为茅于轼的评价很正确。

　 王海把这些年的打假经历告诉了茅于轼，老先生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通过纠正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得到利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但是我对你不是完全赞成。因为我有一个信念，就是说，对坏的事情，孔子说要以直报怨，不是以怨报怨，也不是以善报怨，我觉得这是个非常伟大的思想。”

　 他坦诚地启发王海：“你要有一个很高的道德要求在心里，否则，你只顾了利益，光瞄准了钱，你就容易走偏。你要对自己有一个更高的要求，从这个出发，你的事业会更有发展，你会得到社会的支持。否则你就有可能陷于更复杂不清的局面。”

　 从浙江回到北京，王海经常向茅于轼请教，他们成了忘年交。躺在南宁医院的病床上，他都没忘给老先生打电话：“我把人家的玻璃给砸了。”

　 退出个人买假索赔，王海并未放弃打假。他曾协助烟草专卖局取缔了北京最大的造假烟窝点，查获555、红塔山等假烟案值280万元；协助浙江技术监督局查处全国最大的假阀门案件，案值400多万元；协助工商局取缔北京最大的造假酒窝点，该窝点年产假酒近2000万元。

　 一些饱受假冒之苦的世界名牌企业也来找他。他与负责外国公司在全球打假的美国IPU律师事务所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代理了世界名牌扑克牌、自行车打假，就连娱乐圈的黑豹乐队反盗版、崔健倡议的反假唱运动也找到他头上……他的大海公司与海尔、联想、招商银行等知名企业同时登上新锐企业排行榜。

　 2002年的一天，王海的电脑里收到一个陌生人发来的邮件。此人叫陈幽泓，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教授，正在美国作访问学者。她在网上看到天津市人大对将颁布的《天津市物业管理条例》征求意见，也看到了王海向天津市人大提交的《维护业主权益之七点建议》。正在进行中国社区研究的她，请王海帮助提供些资料，表示希望与王海合作。王海把资料发给陈幽泓，并和她在网上进行业主维权的交流。

　 王海关注房地产维权的起因是，一对参加过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的老人因买的房被开发商卖给了别人，前后7年打了4场官司仍未住上新房。无奈的老人找到了王海。2000年底，大海公司开始对北京房地产市场存在的欺诈行为进行调查。不久，京城有名的房地产业律师秦兵找王海合作。在秦兵眼里，“王海是个普通人，他在让大家看到维权也可以成为一个产业的同时，也让大家看到，在中国现代社会里，为社会做贡献，不需要太高的智慧，需要的是勇气和正义感。”

　 他俩和置业专家舒可心组成了3人研究组，他们发现，房地产投诉最多的是物业管理。3人小组希望寻求一种最佳的物业管理和社区治理模式。

　 2003年初，陈幽泓回国后和王海见了面，她觉得王海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提出的问题很有深度。比如王海靠自己的思考提出了业主自治，而这正是陈幽泓正在研究的课题。她请王海到人大给MPA班的学生讲课。

　 几十个学生坐满一教室，全是政府部门的官员、企业总裁和董事长。“大家都知道我是打假维权的，却很少有人知道我也一直参与学术研究。当然，我做这个研究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王海就物业管理，业主维权的现状、对策等内容，在课堂上进行互动交流。“王海是个了不起的青年，做事非常踏实。”陈幽泓说，“王海的形象被一些媒体歪曲了，实际上他是个非常厚道的人。”

　 陈幽泓推荐王海进入人大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社区自主治理”课题组，并聘他为项目研究员。课题组由著名学者毛寿龙领衔，经费来源于国家哲学基金。

　 打了9年假，一晃王海已年过30。有人问他：“三十而立立什么？”“促进立法！”他回答。

　 今年两会期间，王海的《关于物业管理的立法议案》，经31位全国人大代表签名递交并通过审查，使物业管理立法成为本届人大的议程之一。

　 王海从个人打假转变成物业维权并没有引起舆论过多关注，但他要竞选人大代表这事，却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眼球。

　 “我的理想是在国内成立一个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非赢利的反欺诈组织”

　 今年两会前，王海又被媒体炒了一把，因为他要竞选北京市朝阳区人大代表。两名北京广播学院的大学生还义务做他的竞选助理，满世界散布他为选民服务的主张。“当人大代表是我多年的愿望。”王海语出惊人。“早在9年前第一次买假索赔，我就意识到当时的法律操作性不强，需要修改和完善。这么多年打假，看到一些商家钻法律空子使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发现法律这个公共产品的质量缺陷所在。许多法律法规都不是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制定的，比如手机的三包规定和现行的物业管理条例，都是厂家和物业管理部门自己定的，自然会侵害到消费者的利益。”

　 他认为，打假和做人大代表是殊途同归的，他过去做的事不过是用经济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用赔偿来制约假冒伪劣；今天则要靠法律手段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健全有关消费者权益的法规。而参与立法的途径就是去当人大代表。

　 最终王海落选了。“结果是我意料之中的。我没有当上正式候选人，参选的起点跟其他候选人不平等。不过5年后我还会参选，但参选之前，我会向全国人大等立法部门提交对《选举法》修改的建议，现在选举法明显滞后了。”

　 这些年王海一直在学法律，先自学，再参加函授，如今每周到北大听三四次课。再有1年他就毕业了，还想继续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是维权和反欺诈。他的目标是做一个反欺诈和维权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学法律纯粹是被打假逼出来的，不想成专家也得成。”

　 他以“维权专家”的身份，给北京大学、政法大学、邮电大学等高校学生讲维权，讲诚信；德国商会、日本公司也请他给在华企业的员工上课；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访华时，专门听他介绍保护知识产权。“我的理想是在国内成立一个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非赢利的反欺诈组织。”王海去年到美国参加康奈尔大学社区发展学会的年会时，专门考察了纽约的一个为公共利益服务的非盈利组织NGO。这是一个帮助青少年就业并给予心理辅导以减少青少年犯罪的组织，工作人员大多是义务服务的志愿者。

　 目前，他也在筹办一个非赢利的组织，招募志愿者为公共利益服务，眼下已有10多个志愿者加盟，有学生、老师、职员和律师。他们将在社会上收集核实各种欺诈行为和各种垄断侵权行为的线索，向有关部门举报揭露，并通过建立反欺诈网站，发布各种商业欺诈行为和不诚信行为的警示，避免消费者受骗上当。

　 王海从出道至今一直是个有争议的人，他走的是一条不被人看好的路。但他愣是在这条充斥着敌意、责难和陷阱的路上走了9年，而且每一步都没偏离自己的目标。他说自己幸运，在这条路上，每逢坎坷必有人相助，武高汉、何山、刘永行、茅于轼、秦兵、陈幽泓……否则，他大概不会有今天。有人问王海：“你认为自己是个成功的人吗？”“说不上成功，但是我觉得在不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