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感谢你 ，在发生这种行为之前，想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2004年6月的一天，《中国中学生报》编辑吴若梅接了一个冗长的电话，是一个高一男生打来的，他的目的是要向吴若梅宣告：我要和异性发生性关系，马上！

　 “行啊。”吴若梅不动声色地回答，“可是，为什么呢？”

　 “我周围的同学都有了，那我也得有。”男生说。“行啊。”吴若梅还是那种缓慢的语调，“那你和谁啊？”

　 “和我女朋友啊！”男生理直气壮。

　 “好啊。可是如果你想和女朋友发生这种关系，那就得有个长远打算吧？你爱她吗？打算和她结婚吗？”

　 “我们俩长不了，高考完肯定分手。”“哦？为什么？”

　 “我根本不喜欢她。但是我们班男生都有女朋友，我也得找一个就找了她。她特别喜欢我。”

　 “那这事儿你和她商量过吗？”

　 “没有。但我知道如果我强烈要求，她一定会同意。她特别喜欢我。”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将来的妻子，在结婚前和别人发生过性关系，那你……”

　 “那绝对不行！”没等吴若梅说完，男生斩钉截铁地接道。

　 “哦，那你想，你将来肯定要和这个女朋友分手，如果她将来碰到一个和你有一样想法的丈夫，那你不是把她害了吗？”

　 “嗯……那也是……”男生犹豫了半天，又执着地说：“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家有钱，我去找‘小姐’行不行？”

　 “行啊！当然可以。”吴若梅心里咯噔了一下，但声音还是很平静：“可是找小姐，你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即便采取了安全措施，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不出问题呀……如果这些我们都不考虑，还有法律问题呢？”

　 她慢悠悠地说：“你现在闭上眼睛，试着想像一下那个场景，警察进来了，把你抓住了，他会问你问题，比如：你叫什么？你的身份证呢？你还是个学生吧，哪个学校的？……我可以跟你打赌，不出4个问题，就能把你问哭，你信吗……”

　 来来回回40多分钟，那个男生最后叹了口气说：“吴老师，你说服我了，我不做了。”

　 听到这句话后，吴若梅终于松了口气，说：“我很感谢你。”

　 “谢什么？”男孩儿大惑不解。

　 “我要感谢你，在发生这种行为之前，想到了给我打个电话。而不是草草地就进行了。感谢你这么信任我。”

　 话虽这么说，吴若梅心里依然很沉重。当编辑之余，她从事了12年的青春期性教育工作，并在北京电台《今夜私语时？青春版》担任了8年嘉宾主持，对她来说“这样的事太多了”。家里、办公室里，成百上千封信中，随便抽出一封，不是讲述青春期情感的，就是谈论性问题的。“讲女生怀孕的事儿，每星期至少会有一封。”据吴若梅所知，就在不久前的北京市中考体检中，某区就检查出了3位已经怀孕两三个月的女中学生。

　 在大家还在讨论性教育“应不应该进行”和“如何进行”时，青春期的孩子们早已开始了行动。今年年初出版的一本书，将人们的视线引向这个令人吃惊的领域。这本书名为《藏在书包里的玫瑰―――校园性问题访谈实录》（以下简称《玫瑰》），作者通过对13位在中学阶段发生过性行为的学生进行调查式的访谈，得出的结论让人瞠目―――

　 在这13位中学阶段发生性行为的学生中：半数以上是师生公认的好学生；1／3来自重点中学甚至是名声显赫的学校；他们初次发生性行为时100％不用安全套；他们有过性行为的事实，父母与教师100％不知道；他们对学校与家庭的性教育100％不满意。

　 作者之一张引墨在后记中引用李银河的一句话作为这个结论的解释：“由于我的样本很少，所有没有任何统计意义，也不能做任何统计推论……其中所有的材料只具有‘存在着这样一种事实’的意义……”

　 但《玫瑰》中所叙述的“事实”，仍然引起了强烈关注。发行半年来，该书重印6次，销售量达16万册以上。许多家长看完这本书后，觉得“不敢相信”、“毛骨悚然”；而初衷是面对老师和家长的书，中学生却成了主流读者群，他们觉得这本书“很好”，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科学”和“人性化”的知识；更多性学家和青春期性教育工作者，也站出来对“这个事实”发表观点，因为在13个“事实”背后，是青春期成长过程中更多不可忽视的“事实”。

　 “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接受这个访问，都带有一点自我总结的性质”

　 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会敬佩这两位编采。

　 不仅因为他们有勇气公开出版这个敏感而隐晦的题材的书，更因为他们能够找到这么多人，说服他们接受访问，并愿意向公众讲述他们对这一经历的思考和感受。

　 对张引墨来讲，事实远不如人们想像得那样复杂。

　 “我几乎是被动的。”她笑着说。当她把作这个研究的打算散布出去后，她更多的只是等待。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她碰到的多是这样的情景―――一位受访者打电话来：今天就见面吧。

　 张引墨：今天我太累了，能换个时间吗？

　 受访者：不行！就今天。也许明天我就不想讲了。

　 于是，张引墨常常在结束白天的工作后，疲惫地赶到约定地点―――通常是一家肯德基或麦当劳，要两杯饮料，就着薯条和烤鸡翅，开始谈论这个被大多数人认为难于启齿的话题。

　 只要谈话一开始，张引墨的疲惫很快就消失了。很多时候，是受访对象一个人侃侃而谈，她很快便由一名访问者变成了一个倾听者。

　 促成张引墨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在她作为《中外少年》杂志8年编辑的过程中，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在尚未具备处理性行为应具有的知识和心理能力时，就开始了尝试。对于后果，他们更是知之甚少。

　 张引墨讲述的一件事让《玫瑰》的另一个作者孙云晓念念不忘。

　 那是《中外少年》的一个中学生记者和他的同学一起出去玩，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学生们很自然地便一男一女地进了房间。“根本没有刻意地安排，而是孩子们觉得谁该和谁一起住，就和谁一起住。”这个小记者当时正上高中二年级。

　 另外一件事则带点悲剧色彩：张引墨的一位中学生朋友高考没有考好，因为在高考前一个月，她陪自己的好朋友去医院堕胎。更惨的是，堕胎之后的一个星期，这个女孩子还坚持参加了体育课的1000米达标测验。也正因为此，在以后的体检中，她的腹部永远留下了一块阴影。这个女孩子后来考上了一所医科大学，每当上妇科学这门课时，她都后悔不已，并且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丧失了当妈妈的能力。

　 孙云晓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他从这两个故事里感受到了一种“变迁的暗流”。

　 “我感到非常惊讶。现在的青春期孩子，早已从青春期的情感萌动，向勇敢尝试性行为转变。这意味着中国正在迈进一场静悄悄的青春期性革命，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西方上世纪1960年代的性解放思潮，也许就会在中国上演。”

　 他们所担心的，并不是这种行为本身，而是中学生们在进行这种尝试时，根本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的意义和后果是什么。

　 对于成人世界来说，十几岁就发生性行为的孩子，如果不是“家教不好”，就是“道德败坏”，但在青春期孩子的世界里，却往往带有“无法选择”或“不愿选择”的性质。

　 “这肯定得发生啊！怎么能不发生呢？”一个女孩子说：“以前我俩商量过，这件事要等我俩一起两年后再发生，觉得当时太小……可是好多事都是控制不住的，我觉得十七八岁的男孩都挺容易冲动的，而且又有这样的机会，这件事发生是必然的。”

　 另一个女孩儿坦率地说：“我不能说是太自愿，心里有一点好奇，可也不想拒绝。”

　 她认为自己在发生这件事之前，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她保持着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只有嫁给一个人，才会和他发生这种关系。她对整个过程几乎一无所知，发生了，“非常吃惊”。

　 一个男孩儿说：“一个人青春期时他什么都不会多想，是很单纯的，心里想什么就做什么。”他就是在“头脑发热”的状态下“做”的，而且“根本没想过后果会是什么”。

　 更多的人，则是好奇地想试试，带着一种“成长的愿望”，还夹杂着“别人有我也要有”的心态。

　 “不发生”对他们来讲，在产生“冲动”的那一刻，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不能理解吗？”张引墨问道：“我非常能够理解他们。他们觉得他们在爱，他们希望有个方式表达。现在打开电视，登录任何一个网站，甚至走在马路上，全世界能够看到的表达爱的方式就是这样。”

　 吴若梅并不认为在青春期情感问题上，不同的时代有什么不同：

　 “想想我们年轻的时候，暗暗地喜欢一个异性，心里发痒，睡不着觉，一天到晚想的都是那个人，我甚至还在胡同里来来回回走了几个小时，就是为了制造一次‘邂逅’。除了发生性行为这件事以外，我肯定，所有的感觉都是相同的。如果那时的中国和现在一样，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在十几岁的时候不发生这件事。”

　 “他们只是想找个人，好好说一下这个成长中经历的最重要的问题。父母当然是不可能的。”张引墨说：“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接受这个访问，都带有一点自我总结的性质。”

　 “不和父母说，这是我生活的基础，是我的信仰，比宗教还厉害的信仰”

　 从本性上讲，这些同样经历过青春期的人并不想阻止“青春性”的现实。但从过来人的经历讲，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让现在的青年人尽可能地“推迟”发生性行为的年龄。

　 在《玫瑰》中，和13位中学生口述记录占相同比例的，是专家的分析、建议和大量的性科学知识，从两性生理结构的不同，成长中各个阶段的特征，到如何保护生殖器官、欲望的产生、避孕知识及堕胎可能产生的危害。

　 “生理卫生课？我觉得那是远远不够的。”孙云晓说：“现在的生理卫生或青春期教育课，最多可以告诉他们的，是一个受精卵是如何形成的。然后呢？他们一无所知。形成受精卵的性交过程是什么样的？一次做爱受孕的几率有多少？安全期是哪几天？哪些传染病是通过性途径传播的？怀孕怎么办？征兆有哪些？流产的方式和危害是什么……

　 这些其实都是孩子们想知道、应该知道的。了解自己的身体、自己发育过程中的变化，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是最重要的‘知情权’。但我们不讲。

　 “家长和老师通常都是鸵鸟心态，以为不把这件事说得那么清楚明白，孩子们就不会发生。但我们的访问恰恰证明了，即使你们不告诉他们，他们也会从别的渠道了解，而且很可能全是错误的信息；即使他们并不清楚，他们好奇，也会尝试，想通过这种方法搞清楚。结果很可能就是，错误或不完整的信息，导致了生理上的伤害，进而影响心理成长。”

　 接受访问的大多数孩子都承认，他们的“第一次”是在一种毫无准备、晕头涨脑、迷迷糊糊的情形下发生的，他们根本没有想“是不是安全”，而且百分之百“都不成功”。

　 一个高一发生首次性行为的男生，形容整个过程很“粗糙”：“比如说，应该有个很好的环境吧。房间里不能太热，自己也不能太饿，最好能洗个澡……反正我在心里是特别狼狈的，完全没有掌控能力……而且我们的动作也毫无美感可言。我总觉得当时特费劲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做，该去问谁，该怎么办……我越有顾虑，心理压力就越大，这其实是种心理折磨……”

　 另一个在高三时首次发生性行为的女生，虽然此前从理论角度了解了做爱的过程，但她当时仍然“不明白”性是什么东西：“我们是为了接吻而接吻，为做爱而做爱，为了证明什么所以要发生一件事情。因为我喜欢你，我必须要和你好……我一点也不知道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它将会给我的生活带来什么……那时候对感情没什么控制力，更别提诠释了。”

　 这差不多是他们第一次对人承认这种感觉。他们的困惑，在同伴那里，几乎寻求不到答案；而老师和父母，则根本不被列入讨论对象的名单。

　 “父母和孩子的感情比较敏感，他们会带有一种‘所属态度’去看：‘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不能轻易让人碰’。”这是一个受访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她的一个朋友曾对她说：“不和父母说，这是我生活的基础，是我的信仰，比宗教还厉害的信仰。”

　 至于学校里的教育，有人描述成这样：

　 “反正学校里该有的课都有，但同学们都把这当成一个笑话……我们性成熟的过程太畸形，比应试教育还惨。应试教育起码整日有人跟你唠叨不停，还有考卷可做，而这事连资料都不好意思找，找着了也不知有什么用。如果不能特公开，那就要有自我教育的可能和空间。但现在世面上的东西，不是特假正经就是特下流。”

　 然而无论是“特假正经”的还是“特下流”的，都被青春期的孩子们一股脑儿吸收了，来不及辨别哪些是正确的，也无从辨别。

　 可是仍然有人对此表示疑惑：有了正确而全面的知识，青春期性行为就能够避免或推迟吗？那难道不是给他们提供了方法，甚至模仿的样本吗？

　 吴若梅肯定地说：“态度决定一切。当孩子们了解到，这是需要从科学而理性的角度看待的问题时，他的反应会不一样。我们能在孩子用不着英语用不着数学时，就教他们那些知识，为什么不能提前教授性科学知识呢？”

　 张引墨则完全站在孩子一边：“我想，我们无法约束他们发生或不发生。首先，那是他们自己的权利。其次，即使我们想要约束，也只是幻想。但至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性行为是安全的，既不能伤害自己，也不能伤害他人。”

　 “都在谴责孩子，早恋，去网吧，发生性行为，可谁去站在他们的角度想过：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问题似乎远远不是发生性行为本身那么简单。

　 让人印象颇深的，是受访的13个孩子中，在描述拥抱或接吻的感受时，很多使用了“温暖”这个词。

　 一位女孩子这样说：“我觉得抚摸有一种温柔的力量，能让人安静下来。我不记得小时候父母是否给过我很多亲吻和拥抱，就记得小时候去一个阿姨家玩儿，晚上和她的小女儿一起睡觉，阿姨给我们关灯之前吻了我和她女儿的额头一下。我当时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温暖，因为我妈妈从没有那么温柔地吻过我的额头。”

　 对于他们来说，接受一个异性作为“朋友”，慢慢开始恋爱，再发展到产生“性”，除了青春的冲动以外，还有一种渴望―――渴望有人陪伴，渴望感受到另外一个人的关爱，渴望在枯燥的学习之余，还能拥有一点属于这个年纪的浪漫、新鲜和心灵的自由。

　 让张引墨印象很深的，是一个男生的话。她问一个男生：即便产生了性冲动，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排解，比如去跑步，或做运动，为什么一定要选择发生性行为呢？

　 那个男生回答说：当然可以，只要你非常喜欢跑步，而且跑完了心理感到非常满足都可以。这个男孩子喜欢下象棋，可他没有时间，除了坐在书桌前学习外，他不能有任何选择。“就一个普通人来说，他应该有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不然就会产生压抑的感觉。考大学是一条简单的路，不能使人产生兴趣。”

　 “在北京这个大都市里，孩子们都住在一个一个的单元里，孤单单的。”一位高三时发生性行为的女孩儿，在接受访问时说：“如果突然有一天，一个男孩或一个女孩进入到你的生活里来，就会觉得这个男孩或女孩对你，要比你的父母对你好得多。”

　 这种孤单的感觉，张引墨认为成人是根本无法了解的：他们很早就要起床、上学、上课，课间和午休的时间很短，激烈的竞争使同学间也很难产生真正的友情。然后是放学回家，家长在不在都一样，因为他们要写作业，家长也尽量不去打扰他们，就是有交谈，内容也全部是学习和考试。深夜，睡觉，睡醒了，又开始同样的一天。

　 “一个女孩子跟我说：放学回到家的那一刻，真正的孤独就开始了。她的父母都属于白领阶层，收入很高但工作很忙，常常很晚才回家。她在家里连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至多是看看电视，接几个电话，通常连电话也没有。这种孤单就这么持续着，直到第二天她再去上学……”引墨突然控制不住地流泪了：“都在谴责孩子，早恋，去网吧，发生性行为，可谁去站在他们的角度想过：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他们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有时是盲目的，有时则带有功利色彩。女孩儿通常以为，通过发生性行为，可以将男友永远地拴在身边；男孩儿则希望以此将感情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当然，还包括一点“成人”的仪式和可以炫耀的资本。

　 如果时间能够倒流，让生活再来一次，这13位受访者中的大多数，都不会选择在中学阶段发生性行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感到后悔，或者发现自己做错了，而是他们渐渐发现，那并不是“爱”，至少，不是爱情的全部。他们轻率地将“性”误解为“爱”，将“爱”缩减为“性”。

　 孙云晓一直呼吁在青春期学生中举办集体舞会，称其为“阳光下的性教育”。

　 “在那种场合里，男生女生可以拉手，可以有适当的身体接触，同时又交换舞伴，不将注意力固定在一个异性身上。”他描述得自己都有些神往：“一个充满阳光的、整洁的环境，悠扬的旋律，大家都面带笑容，男生彬彬有礼，女生优雅温柔，着装优美而庄重，任何一个人处于这种环境，都会自然地养成一种高贵而文明的气质。”

　 “这世上到底什么叫‘爱’？这世上到底还有没有‘爱’？

　 “我们更想知道的是：爱情是什么？人生是什么？”这是一位小读者寄给张引墨的信中的话。

　 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每一封都讲述了自己的情感故事，以及在成长过程中的困惑。如果说，《玫瑰》一书披露的中学生性问题已经让不少读者大惊失色的话，那么张引墨收到的这些信里讲述的故事，足够让不了解青春期世界的人惊恐万分。

　 寄自福建沙田的一封信：

　 在我生活的这个地方有不少比您书上所谈的内容要严重得多。例如：我们这里的中学生，从初一开始，已有一半的男女生做过那件事了，有的怀孕跑去堕胎，完了之后，每所学校及一些人便会知道；就在前不久，我校的一位男生和一位女生生下了一个男孩……

　 寄自四川的一封信：

　 我们学校很多男生，包括大部分女生已有过这种经验，并且从各种杂志（包括黄色杂志）、影碟（包括黄色影碟）及部分大人（不包括父母、亲戚）那里知道、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像和我玩得特好的那个W，他初一有的性经验，到现在高一，就交了14个女朋友，发生过关系的就有6个（不包括接吻、爱抚），而且第一次100％不用安全套，以后发生关系，均由女方去买安全套，他从未买过一次。除了女朋友外，他还有“炮友”，即不是男女关系，而是双方都有“性”方面的需求的朋友……

　 一个北京的女生写信讲述她好朋友的故事：

　 她才和那男生见过一次面就说自己已经爱上了他。说得还很痴情呢！认识的第一个星期就做了那事！后来没多久就怀孕了，检查出已经5个月了！后来只好打胎，胎盘是透明的，那男生拿着胎盘嬉皮笑脸地说了一句：“拿这个回家泡酒喝不错嘛！”……

　 写信的女生最后问道：“这世上到底什么叫‘爱’？这世上到底还有没有‘爱’？每个人都把恋爱当做是一场游戏。男生这样，女生也这样。真是可怕！……我很怕去爱一个人，也怕被别人爱上，总是和身边所有的人保持一段距离……我不敢想我自己！失恋的故事听多了，我现在把人看得太透了，我不想以后会怎样……”

　 想想到她面对这种情形的惊恐和无助：一个人在最应该对未来怀有梦想的年纪，却对最美好的感情产生了难以修复的怀疑和恐惧。这本身已经很可怕了。

　 “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性教育？”孙云晓说：“那肯定不只是性知识的教育，它应该还包括性道德、性美学、性法律、如何与异性交往、如何维护友情等等，当然，更应该包括如何处理异性之间的感情，如何去爱一个人，如何成长为一个人。”

　 “最后的决定，是个对自己和他人都负责任的决定”

　 在大多数家长的印象中，青春期性行为最重大的后果莫过于“怀孕”。但其实对孩子来讲，这虽然也是一件“天大的事”，但远不如“让家长和学校知道”更大。

　 就在前不久，吴若梅接到一对青春期恋人的求助电话――女孩子怀孕了，而且已经有10周了。这两个高三的孩子，都是“被老师看好的学生”，他们迟迟没有去做手术，就是因为不想让家长知道，周围的同学也一直在帮他们四处筹钱。他们向吴若梅打听哪里会比较便宜。据他们所知，最便宜也要400多元钱，这对于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两个人相爱，到发生性关系，在一个信息如此开放和青少年生理早熟的社会里，我们不能去指责他们。但是安全呢？他们没想过。去便宜的地方―――很可能不是正规的医院―――做手术，会不会有术后感染或其他问题？他们也没想过。但对于孩子的一生来说，这才是他们最应认识到的‘责任’。”

　 但是，对于那些盲目地、不是因为爱情而发生性关系的人来说，丧失了对自己“责任感”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伤害。

　 在张引墨收到的来信中，一封女孩子的信让人不寒而栗：

　 “……后来跟一个认识才四天、交往才半天的男朋友做了，好后悔。我怎么就这么贱啊，就这么简单、轻易地把女孩子最宝贵的东西给出去了，我就像潘金莲一样是个荡妇……后来，我怀过一次孕，因为太小了，不敢去医院，只能买药吃，吃了之后有人告诉我，如果感染了，大出血，还会死人，天啊，我当时手脚都软了……当时是10月份，天挺冷的，肚子痛得那么凶，脸色又苍白，所以害怕学校和家里发现，每天就背着书包装着去上学，然后一个人跑到公园亭子里坐着，四面都吹着冷风，就蜷缩在角落里。现在想起来，自作孽！太惨了……我今年满17岁，我不知道全国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我这样的经历代表我是个坏孩子，还是代表成长的必然经历……”

　 而一封寄自浙江温州的信说：

　 “现在，我遇到困难了，你也许就是我的那丝希望，如果可以，请帮助我，尽管我是微不足道的。我十分确定我患上了所谓的‘性病’了，可是，作为一名高二生，19岁（事实上虚岁才17）……跟家里人倾诉是绝对不可以的，不仅是害怕，更受不了妈妈的那种失望伤心的眼神……”

　 这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情绪。这种在盲目地发生性行为后的悔恨、无助和无望，在孩子中是普遍的心态。

　 《玫瑰》中的一个女孩子也产生了类似的想法：“我觉得，以后为了赚钱，去做′鸡′什么的，也无所谓了……”

　 事隔几年，她顺利地升入一所重点大学，并重新开始一段真正的恋情后，才渐渐走出这个阴影，并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和实质是：你有没有爱自己，有没有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应该把这件事想明白，再去做。如果你完全沉浸其中，把其他都抛在脑后，伤害自然会跟随其后。”

　 她用了5年青春，终于“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但更多的孩子，正处于没“想明白”便要行动的边缘。

　 对当今社会的孩子们来讲，单纯的性知识普及，虽然仍很必要，但早已不是最重要的了。“尤其是高中生，给他提供一些有益的书，他自己就能看明白。”吴若梅开玩笑地说：“如果能在高考试卷里加上这部分内容，就会更容易一些。”

　 但教育孩子如何去理解“爱”，如何成长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如何在做错事后，能勇敢地面对并正确认识自己，这些远远不是靠考试、做题或者布置大量家庭作业就能够完成的，不是靠考上重点大学就能实现的。

　 “很多家长和老师都认为，性行为离我的孩子还很远，不必那么担心。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引导他们学会处理成长中遇到的问题，学会处理自己的各种情绪，学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草率地作任何决定，这才是最关键的。”

　 在吴若梅的工作经验中，这种引导是建立在平等、友善和诚恳的氛围中的，永远不能对孩子说：“不行，你不能那样做，那是错的。”她更倾向于坐下来和他们讨论，和他们通通信，打打电话，听他们讲述自己的苦恼和愿望，再共同设想解决问题的各种办法和可能带来的后果。“每个孩子都希望你的回答是针对他个人的，因为他和别人不一样。”

　 她提起那个向她宣告要发生性行为的男生的电话：“如果我直接说不行，也许连一分钟也谈不下去。但是，我希望他能感受到我是理解他的，我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最后这个结论是我们共同得出的：这样做不行。在他这个年纪和人生阶段，这样做所产生的后果，他无法承担。我想，他能够从我们的交谈中感受到，最后的决定，是个对自己和他人都负责任的决定。”

　 《玫瑰》中的一个受访者，在结束中学生活3年后，对那段经历做了这样的描述：爱情是把锋利无比的剑，学会爱是项很强大的生活本领。我用血和泪换取了“爱”的经验，得到了与异性相处的“真谛”，连滚带爬地长大，想想，真是太不容易了。别让我再过一次青春期，我已经幸运地、还算健康地从中逃出来了。

　 一个听完我采访的故事的学者沉默良久，感叹说：“现代教育有两个高于一切的目标，一个是培养合格公民；另一个是培养心智和情感健全的人――在社会、学校和家长的滔滔功利压迫下，这两个教育目标都是最失败的！”

　 谁来承担这个责任？让孩子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