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韩日世界杯， 两大专业媒体买断部分国脚的话语权；2004年雅典奥运会前，这种“买断”行动正在由足球圈蔓延至整个体育圈，甚至包括中国奥运冠军选手赛后第一时间的专访权

　 本报北京7月25日电

　 还有不到20天，第28届奥运会就将在雅典开幕，除了运动员们摩拳擦掌外，赛场外一场没有硝烟的大战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这就是媒体间的竞争。由于在中国特殊的“举国体制”下，体育新闻资源并不是完全的商品，而各家新闻媒体又处在不同的市场化发展程度上。现阶段，对于体育新闻资源的获得，究竟怎样才算公正、公平？本文就此问题采访了国内两大专业体育传媒高层领导：《体坛周报》总编辑瞿优远、《足球》前总编辑谢奕、现常务副总编辑刘晓新，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喻国明。

“封口费”是被逼出来的？

　 两年前的韩日世界杯，由于《体坛周报》和《足球》以“封口费”的方式买断了部分中国队国脚的采访权，在国内媒体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当时曾引发国内媒体群起而攻。这件事后来在中国足协的出面干预下才算平息。

　 大赛期间对国字号队员封口毫无疑问是不合理的，但在今日，记者采访到的几位人士无一例外都认同“封口费”是一种正常的市场手段。瞿优远说：“《体坛周报》通过付费，采访到了一些极难采访的队员，对于受众来说这是有利的，因为通过‘体坛’的努力，受众至少获得了有关这些队员的信息。这显然是扩展了普通百姓的知情面。”

　 《足球》方面对于“封口费”的做法也持认同态度，刘晓新还特别解释了“封口费”中有关排他性的内容：“‘封口费’排掉的是不花钱的他，即不花钱的媒体就无法采访到已经被买过的队员。反过来说，如果大家都愿意花钱，那么每家媒体就都能采访到，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排他。”

　 “封口费”在国外就是付费采访，是一种非常通行的做法。许多国外的大牌球员或体育明星都有面向媒体时的采访身价，所有媒体平时要采访时，多半要通过该选手的经纪公司或经纪人花钱搞定。不过，这些队员也有平时和比赛期间两种不同的身份条件，喻国明教授告诉记者：“付费采访只是在平时有效，而在大型运动会期间，队员的身份是代表国家，此时他有义务保证全国老百姓的知情权，因此对于所有的媒体，他都应该是开放的。在国外，不会有任何队员在大赛期间对媒体封口，而在平时，如果有媒体要挖他的隐私，要获取独家新闻，则要进行付费采访。”

　 喻国明教授从新闻理论上阐述了什么情况下的付费采访是合理的，什么情况下公众人物接受媒体采访是义务的。毫无疑问，在奥运会、世界杯这样的体坛盛事期间，中国队的队员、教练，包括官员也都有义务通过接受媒体采访，以保证全国百姓的知情权。

　 当然，媒体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大型比赛，日常的报道也不可或缺。只是，平时的付费采访对于中国的大多数媒体来说仍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在国内媒体中，像《体坛周报》和《足球》这样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容易引入国外经营理念的媒体毕竟是少数，刘晓新说：“对于中国来说，由于媒体市场的很多规则都没有建立起来，大多数媒体也没有发展到可以利用付费采访作为采访工具的程度，因此，付费采访现在看起来还是有些超前，国内更多的媒体会感到媒体市场的环境失去公平，如果真要端平全国媒体这碗水，可能也只有利用法律工具暂时遏制一下付费采访这一原本正常的媒体运作手段。”

付费采访该不该监管？

　 50多年来，中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国家体育总局的各级领导已经多次表示这是“举国体制”的优势。“举国体制”就是集全国之力办体育，就是用纳税人的钱办体育，那么，纳税人对体育的知情权又该如何维护？

　 谢奕说道：“对于国家政府机关，官员都知道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是毫无争议的，但在文娱体育领域，公众知情权似乎被淡化了很多。不过，中国也有个特殊情况应该看到，就是竞技体育是‘举国体制’，有些体育项目的市场化程度相对高一些，但绝大多数项目，特别是中国在奥运会上的优势项目基本都是国家拨款的性质。用的是纳税人的钱。”

　 既然用的是纳税人的钱，那么竞技体育就有满足纳税人知情权的法定义务，而纳税人实现自己知情权的途径则是媒体。但在中国，有些项目却存在着采访难的问题，由于采访难，又有来自竞争者的压力，中国媒体在足球上开启的付费采访的口子正在波及整个竞技体育领域，刘晓新说道：“我曾经有过预测，中国的综合体育项目肯定会复制足球的发展道路，付费采访是迟早要出现的。”

　 中国足球出现付费采访，是由《体坛周报》首创，瞿优远对此也相当无奈：“能不花钱的事，谁愿意花钱呢？但有些队员极难采访，不砸钱进去怎么能让他开口？”

　 直到今天，《体坛周报》仍与个别在海外踢球的国脚保持着付费采访的关系：而国内另一家专业体育传媒《足球》也会不定期地通过付费，采访某些极难搞定的国脚。

　 在足球之外的综合体育项目中，中国同样存在着某些教练、队员采访难的问题。如今《足球》通过创建综合体育版面《劲体育》开辟了与《体坛周报》竞争的第二战场―――这使得综合体育项目中已经具备了出现付费采访的条件。刘晓新说：“足球毕竟已经有一条腿踏进了市场经济大潮中，因此付费采访至少还能在抗议声中存在。综合体育项目境况完全不同，虽然中国奥运的强势项目都已经不同程度地走向了市场，但如果真出现付费采访，势必又会出现一次国内媒体的反抗和媒体市场的混乱。”

运动员有没有接受采访的义务？

　 喻国明教授对此的分析是，责任不能归咎于媒体在市场中寻求竞争手段，而是被采访对象对自己的义务缺乏应有的认识，“运动员、教练、官员应该知道自己对纳税人的知情权负有责任，尤其是大型运动会时代表国家参赛的情况下”。

　 让记者记忆犹新的是2002年世界杯，中国队与巴西队比赛结束后，在混合区内，巴西队员与媒体间畅谈自如，而中国队队员却个个目不斜视，对媒体问题爱理不理，为什么？因为中国队队员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对公众和媒体的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媒体想出以金钱撬开队员的金口的手段也完全是被逼无奈。当然，这种金钱手段对不少运动员来说相当奏效。

　 实际上，对中国的运动员来说，除了他们不知道在赛事期间对媒体承担的义务外，对媒体的漠然还在于运动员中广泛存在着惧怕公众和媒体的心理。作为世界体育强国之一，中国运动员在竞技体育上的训练严格而专业，但对于成绩优秀、很受公众关注的运动员却从不会接受到应对媒体的培训。缺乏应对媒体和公众的必要技能也是中国运动员不太愿意接受媒体采访的重要原因。

　 记者曾采访过正在F1迈凯伦车队接受培养训练的中国青年车手程丛夫，他告诉记者，“应对媒体和公众”是他在迈凯伦车队的学习课程中一门非常重要的科目。在今年5月的北京车展上，19岁的程丛夫面对众多的车迷、媒体应对得从容不迫，表现出相当的自信和娴熟的公关技巧。而与此有巨大反差的是，在今年4月进行的奥运会乒乓球亚洲预选赛上，中国队20岁的国手王皓对于热情的球迷全无招架之力，甚至不得不对球迷的签名要求置之不理。成名时间不长的王皓显然还很难有什么大牌的架子，他实际上是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公众和表现自己。

　 而作为体育主管部门或教练员，喻国明教授也提出要对他们有约束手段，“在教练或官员的相关工作职责中应该明确对公众承担的知情义务，在中国的‘举国体制’下应当规定禁止接受付费采访，否则便是渎职。如果出现了疑似状况，税务部门应该介入，对某些教练或官员进行调查。”

　 为什么“举国体制”之下，体育公职人员应当禁止接受付费采访，喻国明教授坦言：“因为体育事业是公共投资项目，教练、官员等都是公职人员，对于工作范围内的事，对公众有义务公开。你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凭什么不让纳税人知道你的工作？尤其应该禁止把这种义务当作某种特权以收费的方式出售。”

奥运金牌选手专访权该不该垄断？

　 这个夏天，由于奥运会的到来，中国国内的媒体竞争一定会像雅典的天气一样火热，作为国内两大体育专业媒体掌门人之一，瞿优远却对奥运会的报道感到担忧，“这次奥运会已经有一家网站和一家电视台获得了对金牌运动员的专访权，而这家网站正在转卖他们的独家新闻资源。”

　 记者从不少同行那儿都得到了相同的“传言”，今天下午，记者就此事专门打电话到华奥星空（传言中的网站便是华奥星空）某位主管处，所有的传言都得到了证实，这位主管甚至表示，如果记者所在的新闻单位对他们的独家新闻资源感兴趣，还可以进行深入谈判。

　 而前几天，国家体育总局刚刚公布，“奥运会期间任何运动员不得以第一人称在媒体上开专栏，写手记。”刚刚剥夺掉一些媒体的报道权，怎么又允许一家网站“专卖”所谓的独家新闻资源？

　 更让记者感到不解的是，华奥星空这家与国家体育总局有着深厚合作关系的网站是怎样获得专访权的？获得专访权的过程是否公正公开？另外，国家体育总局有没有权力将奥运会期间冠军运动员、教练员的采访权授权给指定的媒体？华奥星空能否将通过专访获得的新闻资源转售出去？

　 无论是《体坛周报》还是《足球》，几位负责人都跟记者反复说起了公平、公正、透明的竞争环境，也许就像瞿优远所说：“体育圈里，有些事，媒体是被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