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理事会不具备村委会的“半行政管理职能”，也不像村委会那样是一级法人，成员在无报酬的情况下，积极性能持续多久？杨林桥模式能走多远？这是杨林桥镇党委书记李修武听得最多的质疑声。

　 李修武说，从社会学角度看，社区理事会实现的是“精英治理”，在社区内运用权威而不是权力来维持秩序，每个人 在人格和荣誉上，都希望得到尊重，能体现自我价值。社区理事会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而且无提名的海选模式更加重了这份价值。

　 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些经营大户当选理事后，对己对人都有利益，从大户到基地，生产成本降低，利润增加，抗市场风险能力强，而且这些大户在市场中，能得到更多的市场中介费。

　 从工作方式看，理事会成员并没有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工作时间、方式并不影响个人生产，协商会、恳谈会可以在夜间闲谈、雨天进行。

　 很多理事会成员也表示：自己并不在乎每月几十块、百来元的报酬。相反没有待遇更能发挥理事会作用，拿了钱，村民会以为你的工作是该干的，听不听在我，不拿钱，你义务服务，村民都很尊重。遇到村委会或者上级政府部门侵犯社区利益，理事会能更有底气地代表集体维权。

　 李修武说，对杨林桥镇而言，建农村社区，称的上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税费改革后的第三次农村改革。凤凰岭事件也许不能与安徽凤阳小冈村村民自发写血书承包土地这样的历史性事件相提并论，但这是农民自发的创造力、积极性，是原生态的村民民主。

　 他还表示，合并村组实现了行政自治区域扩大化，农村社区建设实现了村民自治单元微观化。自治区域扩大以后，一个村的面积较大，农民居住分散，经济流向不同，出现了利益多元化趋势，按照过去的自治模式，由村民代表大会管理村务，出现了许多问题，村民的不同利益不可能得到集中反映，形成决议难，执行决议更难，使村务难以开展。农村社区成立以后，自治单元更加微观，自治的形式和方式更加直接和具体，每个人的民主权利、具体利益得到直接尊重和直接表现，激发了群众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情。

　 秭归县委组织部长杨发军认为，任何政治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关系，政治单元与经济单元的统一是村民社区自治最大的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