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沈志华年过不惑，经商获得极大成功，觉得挣钱永远没有尽头，应该是一心一意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时候了。于是，中国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商人，多了一个殊为罕见的历史学家。

　 和一般学者的儒雅内敛不同，他身材魁梧，喝酒如水，仰天大笑的样子更不“斯文”，震得屋子里传来回声。他说起历史事件的年月日随口道来，可却总是记不住自己最喜欢的冰淇淋“哈根达斯”4个字。

　 在中国历史学界，沈志华是一个传奇人物，一个“异类”。

　 1996年至2002年间，他个人出资140万元，从俄罗斯和美国搜集俄国解密档案1．5万余件，并组织翻译、整理、出版。社科院一位苏联史专家认为，有了这批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评价。

　 他个人出资设立的“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11年来已资助出版了80余本史学著作，由他出资组织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超过30起。

　 他身兼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个研究所的兼职研究员，却一直是一个没有学历、没有职称、没有单位的“三无人员”。

　 就个人研究成果而言，他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被认为是“国内研究朝鲜战争的一个新的起点”；“以大量丰富而可靠的档案文献和适量的口述史料，对长期无人知晓、模棱两可、含混不清和正反颠倒的重大史实作了澄清、填补和纠误……”他本人被评价为“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学者之一”。

　 更有学者认为，沈志华和他的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他代表着当代历史研究的一种民间化趋势。他的学术理念、研究方法都有别于历史学界因袭的从概念出发，以结论剪裁史料的弊病，重新回归到从材料出发、就史实发言的本源。

　 10年前，沈志华年过不惑，经商获得极大成功，觉得挣钱永远没有尽头，应该是一心一意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时候了。于是，中国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商人，多了一个殊为罕见的历史学家。

原来都以为事情是那么回事，我现在告诉你们，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是这么回事

　 “你知道吗？1956年‘波匈事件’发生时，中国使馆是用什么通讯工具和国内联系的？”

　 沈志华谈起一段历史事件时，总是喜欢先卖个关子，挑起你的好奇心，等着你着急地问他“后来呢？”

　 1979年，29岁的沈志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世界现代史研究生。

　 最初对历史的兴趣，完全出自好奇。“中学时看丘吉尔回忆录、隆美尔回忆录，怎么和我们知道的都不一样呢？真相到底是什么？”他说，这种兴趣的加深，是当你自己发现了历史的时候，那种感觉不一样。

　 1995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关于冷战问题的学术会议上，俄国学者公布了俄罗斯总统档案馆收藏的一份毛泽东1950年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在这份电报中，毛列举了数条理由，说明中国暂时不能出兵参加朝鲜战争。

　 然而1987年中国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所公布的同一天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明确表示，中国决定派志愿军入朝参战，并说明了出兵朝鲜的部队数量、出动日期和初步作战方案。多年来，这个文件被广泛引用，人们普遍认为10月2日中国就表示了同意出兵的意见。

　 1996年1月在香港举行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会议上，这个问题成了热门话题。有学者对中国发表的文件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应邀参加此次会议的沈志华，事先从美国华人学者陈兼那里得知了华盛顿会议的情况，他亲自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主编金冲及先生核实查证，证明中国公布的电报，确有毛亲笔写的电报底稿为证。而俄公布的电报内容，与俄国档案中收藏的有关这一时期的其他文件，在逻辑上和用语上都是一致的，也不像是伪造。经过仔细研究，他认为，两份电报都是真实的，中国保存的文件是毛泽东亲笔起草但没有发出的电报。沈志华还推断，这份文件没有发出的原因，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内部有意见分歧。

　 他的解释被与会学者接受了，这也是他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第一步。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宣布新中国将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过去，很多研究都是根据师哲回忆录的说法，认为在此之后的7月初，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动身前往苏联。毛的“一边倒”讲话是为中苏领导人的谈判铺路。

　 而根据沈志华在俄国档案中的发现，刘少奇等人实际是在6月21日动身，6月26日抵达莫斯科，并在26日至27日夜间与斯大林的会晤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就说明，毛的决策是刘少奇访苏的结果而不是前提。就新中国在美、苏之间的选择而言，毛泽东“一边倒”宣言的发表，颇有背水而战的意味。

　 “原来都以为事情是那么回事，我现在告诉你们，事情不是那么回事，是这么回事！特有成就感！”这就是他所说的“发现历史”的感觉。

　 说这话时，他的重音落在“特”字上面，54岁的他孩子气地用手半遮着嘴，好像是在告诉你一个特别的秘密。

　 由于特殊原因，沈志华后来未能顺利从社科院毕业。如果说，当初返回历史学界还多少带有一点负气想证明自己的意思，现在，他做历史研究，已经完全是兴趣使然。

　 10年来，不算他参与组织资助的各种学术活动、学术会议，也不算他参与评审的学术著作，单是他个人的研究成果，就让人惊讶：论文40余篇，8本著作，整理文献资料数十万字。

　 有人不明白，问他，你又不图职称，又不要分房、涨工资，哪儿来的劲头？

　 “你怎么解释？”

　 他笑了笑，“怎么说呢？其实就是兴趣。你认为是苦我认为就是乐啊。找到材料你不乐吗？发现一个历史真相你不乐吗？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来，你不激动吗？没有成就感吗？”

　 多年来，他都是每天凌晨3点开始干活，整理档案看资料写文章。7时早饭。12时午饭。午觉一小时，再干到晚上7时，结束工作。天天如此。

　 “欲罢不能？”我问。“没错！就是这个词！”他大声说。

　 “你还没说到底‘波匈事件’时使馆是怎么和国内联络的？”我有点急。

　 他哈哈大笑，得意地回答：“告诉你吧，是写好了密码电报，然后到公共邮局排队，走电报发回来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有很多，而这恰恰正是历史学家应该研究的问题”

　 1995年，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在一篇文章中，公布了米高扬关于他本人1949年初秘密访问西柏坡给苏共中央报告的全文，其中引用了两份俄国档案：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一封电报中说，中国革命胜利后，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实行一党制；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回电说，苏共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中共应该吸收其他党派参加。

　 由于米高扬的报告只是转引了电报的部分内容，也没有注明档案出处，而在中国档案中又没有发现这两份档案，于是，有中国学者对俄国档案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并先后在中国四种主要史学刊物上发表质疑和指责性文章。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的说法，与当时中共的既定政策不一致，这是事实，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以有很多，而这恰恰正是历史学家应该研究的问题。”

　 沈志华认为，学者没有把精力用于探赜索隐，而是轻易地否定俄国档案的真实性，显然更多地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这种学术氛围不利于历史研究。

　 没有单位、没有上级主管部门、没有每年要发几篇论文的考核标准，沈志华对自己的定位是“书生”。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的身份，是“独立学者”。

　 他所坚持的学术原则，一是中立，比如，写论文从不说“我党”“我国”，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是不为成见左右，一切靠史实发言。

　 历史的魅力在于其丰富、具体，充满各种可能性和偶然性。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应该是还原和解读历史，说明历史的经过，解释它发生的原因，而不是为它们贴上是非对错的标签。然而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都被政治化、简单化、概念化。

　 “内容丰富多彩、具体生动的历史变成了单调、僵死和干燥无味的教条，变成了一片沙漠……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个时期似乎成了一种风气。总的说来，片面性，抽象性，简单化，绝对化，现代化，是这几年历史教学和研究中突出的缺点。”这是历史学家翦伯赞在20世纪50年代发出的感慨。这种情况，到今天也没有根本的改变。“历史经过教科书的简单归类变成了政治宣传，学生还没学就知道谁好谁坏，谁是进步的谁是反动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天新教授说，这样的历史，不能丰富人的头脑和思想，不能让人看到世界的复杂性。

　 比如，提起朝鲜战争，浮现在很多人脑子里的，仍然是“抗美援朝”、是政治立场、敌我分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消除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心中的屈辱感等等。

　 “而沈志华的研究完全不一样。”徐天新教授说。

　 在这本被《书城》杂志评为“2003年汉语界十大好书”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中，你看到的，是中俄两国最新公布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是翔实、客观的史实陈述，以及由此做出的推论―――这场战争的爆发，是由于冷战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阻隔了大国之间的对话和沟通，使各方陷入了理解的盲点，在处理国际事务和相互关系时根据直观的错误判断采取了错误的决策和行动。

　 本书改变了过去就中美关系讨论朝鲜战争的视角，从中苏关系的角度重新审视这场战争，着重分析了中苏同盟与朝鲜爆发的战争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中苏结盟后对朝鲜问题的政策存在哪些分歧，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后作为同盟国的中国与苏联各自的考虑及不同对策，毛泽东是什么时候以及怎样下决心派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

　 在论及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时，沈志华提出，如果在1951年1月13日，即中国军队入朝不到3个月、取得第三次战役胜利后，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提案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但是，因为毛泽东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错过了这个机会，而导致中国从人员伤亡到政治、外交、经济等各方面，都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多余代价。

　 徐天新教授认为，通过这些新的档案，可以发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比如中苏之间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铁板一块”，而是充满了微妙复杂的博弈。至于沈解读这些史料提出的观点，你可以同意或不同意，但这种不受固有结论约束、一切从史实出发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是最大的突破。

　 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韩刚教授说，我们目前的历史研究尤其是现代史研究，严格说来，很多都不是科学，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从结论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每个事件都有预先定好的结论，无论发现了什么新的材料，研究者只能按照那个结论来诠释史实，只能增添论据而不能改变结论。这种研究，根本无法与国际学术界对话。

　 要改变这种状况，恢复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生命力，除了要让历史研究与政治宣传剥离之外，关键还必须占有第一手的、而不是被人取舍和剪裁过的档案文献。

“所有人都赞成，都认为太应该做了，可就是不知道你怎么能办得成”

　 沈志华对档案的痴迷，在史学界是出了名的。

　 “历史研究，就像是拼图游戏，档案、史料，就是那些碎片。”沈志华说。

　 和拼图不一样的是，史料有多有少还有假，怎么去伪存真，怎么拼才能最接近历史原貌，要考验历史学家的功夫。“但第一步，你总得先有这些图块啊。否则，一张脸你只能凑出一只耳朵，那算什么。”

　 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向封闭的苏联历史档案文献开始解密。上世纪90年代初，俄国一些重要档案馆已经对外开放，这一情况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美国、德国、英国、挪威等国家的图书馆都开始收藏并陈列大量俄国档案的缩微胶卷和复印件，关于某些历史专题的档案集也陆续以俄文和英文形式出版。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这更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沈志华说。

　 过去，因为社会环境所限，很少有学者能走出国门找档案。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依据的都是别人书中转引的东西，基本没有第一手的档案资料，这样的历史研究很容易断章取义以讹传讹。而有关苏联问题情况更严重，因为和西方国家相比，它的档案材料在本国国内也不开放。

　 俄罗斯档案的解密，是一个机遇，意味着我国学者在某些研究领域中，可以与国外学者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1994年，刚刚返回学术界的沈志华，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定位在苏联史、冷战史和中苏关系，机缘巧合，他有了亲自去俄罗斯搜集档案的想法。

　 可是想一想，太难了。他连单位也没有，办个护照都麻烦。

　 1995年初，沈志华出面、出资，邀请国内苏联史研究的十多位一流专家，在北京大兴县的一个宾馆召开研讨会，专门论证这事究竟值不值得做。

　 结果，沈志华说：“所有人都赞成，都认为太应该做了，可就是不知道你怎么能办得成。”这些学者中，也有人和单位建议过此事，但都没有下文。“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究竟要花多少钱，能不能做成，不过事情都是人做出来的。我非要试试。”

　 会开了3天，最后，大家觉得这事太大，完全的个人行为太困难，还是应该有一个组织来出面。

　 沈志华又去找当时一位社科院副院长。可社科院没钱，如果等国家批资金，不知要到什么时候了。商量后两人达成协议，由社科院立项，沈志华出资。

　 1996年5月，沈志华率苏联历史档案课题组一行4人来到了莫斯科。

　 第一顿饭，就吓了沈志华一跳。他们4人加上一位俄罗斯科学院的接待人员，5人花了460美元，还是一个很普通的餐馆。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他们都是每周乘地铁到郊区市场，买回一周的面包、黄油、香肠、咸菜，自己在住处煮稀饭吃。

　 吃饭委屈自己一点就行。可档案问题麻烦大了。

　 首先是价钱昂贵，复印费每页便宜的1美元，贵的要2．8美元。俄罗斯档案管理落后，官僚作风严重。调档特别慢，条子交进去，什么时候出来不知道。早上恨不得11时才上班，1时午休，下午3时上班4时关门。

　 他们原计划待一个月，可要是这样，半年也不够，时间和钱都搭不起。“必须得想个招儿。”沈志华说。

　 几人一商量，决定兵分两路。两人留在档案馆，专门摘抄复印目录，购买档案指南。沈志华和另外一位俄语好的人，出去公关。俄罗斯科学院、俄国历史研究所、远东所、东方史所，差不多是同行的，都去拜访。

　 请不起客，他们住的旅馆有厨房，自己动手，香肠沙拉和国内带去的二锅头茅台酒，也可以待客了。酒过三巡，拿出目录，说明难处，请俄国学者帮忙去复印具体的档案文件，复印费照付，外加每人数百美元的劳务费。宾主尽欢。

　 “他们本国人复印费用要低得多，而且省了多少事啊。”说起这事，沈志华又得意又无奈。他知道一位挪威学者为了搜集档案，带着学生在俄罗斯待了6年。“没办法，人家都有基金会赞助，咱们自己挣的钱，总要省着点花才行。”

　 尽管有“内线”帮忙，他们还是发现，来得太晚了，搜集档案在俄罗斯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候。

“档案，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那就是粮食啊！”

　 因为在开放过程中引起了一些外交纠纷，1996年时，俄国档案的开放程度已经有所收缩。而在那之前抢占了先机的，大都是美国的学术机构。

　 1997年、1998年，沈志华又和社科院学者两次赴美。“档案，对研究历史的人来说，那就是粮食啊。”沈志华特别爱说这句话。如果说过去只能吃别人嚼过的剩饭，现在有了这样的机会不抓住，就太不应该了。

　 美国的好处在于，只要你有护照，无论是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还是各总统图书馆，5分钟就能办一个出入证，什么都不问你。复印价格便宜，一页只要10～20美分，有的还免费。像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和国家安全档案馆这样的专业档案馆，文件更是分类清晰，不用你自己一页一页地找。他们要做的就是整卷复印，腰酸背疼但心情愉快。两次下来，一共带回了十几箱档案，比在俄罗斯收获还大。

　 为了找“粮食”，沈志华和夫人李丹慧曾自费沿中苏、中蒙边界各省区走了一圈，去了所有的省级档案馆和重要市县档案馆，收获颇丰。可碰上的头疼事也不少，有些家门口的“粮食”，找起来，比大洋那边还要困难得多。

　 在黑龙江，他们夫妇专门住在档案馆对面的宾馆，人家上班他们上班，人家下班他们下班，周末还要给档案馆工作人员付加班费。忙了10天，复印了几千页，却因为差了一份人情，不许他们带走复印的资料。电话从省外办一直打到外交部，尽管有《档案法》，尽管外交部说既然是开放档案按规则办就是了，那也不行，就是不让带走。直到现在，那些资料还存在那里。

　 为了研究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工作情况，沈志华专门去了一些大企业的档案馆。在鞍山钢铁公司一个档案馆，人家说，你只能看和抄写，不许复印。

　 沈志华奇怪了，你这里无非都是些党委书记的报告和年终总结，有那么严重吗？对方说：“这可都是机密。”

　 有的地方更惨，连大门都不让进。不得已，他只得动用各种资源，贴人情、贴钱，苦苦寻觅那些别人眼中的“故纸”他的“粮食”。

　 开国际会议时，沈志华和其他中国学者不止一次地被人问起：你们的论文为什么很少用自己国家的档案？你研究中苏关系，为什么只有苏联的档案没有中国的档案？

　 “真是让人尴尬的问题。不明白的，都以为是中国学者不勤奋，不趴档案馆，不做基础工作。”他说。

　 在档案馆遭遇冰冷面孔和警惕眼神的，绝不止沈志华一人。

　 中央党校韩刚教授，有次和一位美国学者聊天，说起自己为了查阅资料请档案馆的人吃饭。那个美国学者不明白，“不对不对，你要利用他们的档案，应该是他们请你吃饭。”

　 韩刚说，我们对待档案，仍是保管高于利用；而美国人的想法是，到我这里看的人越多，用我档案的人越多，我的档案价值就越高。所以，在美国很多档案馆，学者去查资料，不仅不要钱，还可以申请档案馆设立的研究基金。

　 1999年，国际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是基辛格三角外交档案的提前解密。那批档案包括当年美中苏三国领导人之间30多次会谈记录，涉及三国最核心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问题。让中国学者觉得新鲜的是，这批档案，完全是美国学者通过国家安全档案馆，根据1966年开始实施的《信息自由法案》，敦促国务院等部门未到解密期而提前解密的。

　 名头响亮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实际上是一个民办的学术机构，依据《信息自由法案》，向政府部门和国家档案馆不断地要求开放令学术界和公众感兴趣的美国军事和外交档案材料，并将这些材料复制后，供公众查阅或结集出版。沈志华的大量资料就是从这里复印的。

　 2002年8月，34卷36册共计1800万字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终于出版了。全书收入1917至1991年有关苏联历史重大事件的档案文献近万件，共277个专题。据沈志华说，除俄国本国外，这是目前收入俄国档案最多的文献集。34卷中，沈志华自己完成了8卷。如果加上因为内容敏感而最终没有被收入《选编》的朝鲜战争和中苏关系部分，他一个人做了十几卷。作为执行主编，他不仅自己参与整理编辑，还要负责协调全国各地13个翻译组和参与这个项目的编者的工作，经常坐着飞机到处跑。

　 他承认，分类、注释、核实人名地名都是非常考验人耐性的事，很多人都不愿意做这种基础建设的工作。

　 “但这是粮食啊。”他说，写出一篇文章只是一个人的成果，完成这个项目，多少人都可以搞研究了。整个国家的研究水准上不去，一个人又能跳多高？让他高兴的，现在已经有博士论文开始使用这些新材料了。

　 “其实，”他身子前倾，手半遮着嘴：“好多人不明白，在看史料的时候，当你发现那个一直想找的东西的时候，找到那个关节点的时候，有多兴奋！”

我带回来的档案全部公开。谁需要都可以查。我就是要给他们做一个榜样！

　 沈志华家里有一间专门存放档案的房间，几十个纸箱，每份档案，他都可以讲出一段故事。

　 俄罗斯使馆的冈察洛夫，原来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后来到外交部任职，曾出任驻华使馆首席参赞。沈志华和他是通过学术界的朋友认识的。冈察洛夫不仅抽出时间，连续数小时解答沈的疑难，一一解释很多档案原件中难以辨认的手写批语和签名，而且还把自己做研究时的好多资料赠送给他。“比1994年叶利钦送给韩国总统金泳三的还多。”沈志华喜滋滋地说，像是一个突然掉进了糖果堆里的孩子。

　 德国学者海因茨希博士，沈志华只是在学术讨论会上见过他一面。然而当沈志华知道他掌握了一批中苏同盟条约谈判的俄国档案，并通过电子邮件向他索取时，他非常慷慨地按照沈提供的目录一一复印并邮寄到中国。

　 还有美国独立学者威瑟斯比女士。作为一位俄罗斯问题专家，威瑟斯比曾多次赴俄国档案馆查找文件，个人积累了大批原始资料。当沈志华在美国向她谈起收集俄国档案的困难时，她不仅热情地带沈到书房参观，详细介绍自己所收藏的档案文献，而且还利用假日亲自复印这些材料，无偿提供给他。

　 “这些人对我的刺激挺大的。”沈志华说。对他刺激大的，还有另外一些事。

　 国内某位学者，手里有一本新出的俄文书，沈志华想借来复印一下，不行。再问“能不能告诉我具体的书名、出版社，我自己想办法找去？”也不行。

　 某家研究机构订有一些俄国杂志，沈志华想去看看。第一次，人家没说什么。第二次再去时，那些杂志全被收了起来。

　 “我带回来的档案，全部公开。谁需要都可以查。”沈志华说：“我就是要给他们做一个榜样。”

　 他把从俄罗斯和美国搜集来的所有资料，自费复印一套送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有的还自制成光盘，交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必须供人自由查阅。

　 那些资料印坏了一台复印机，沈志华家里的第二台，也不得清闲。他在京城南郊的别墅里，经常住着来查资料的学界朋友和为论文找资料的研究生。

　 在独立学者的身份之外，他最看重的是老师这个称呼。“沈志华在党校讲课，每次都是人满为患。”韩刚说。好多次，课结束了，底下的学生不走，不停地鼓掌，沈也只好一次次返场，像歌星似的。一个北大的学生说，听沈老师的课，让人脑袋开窍，不仅是他讲课的风格，更是他告诉你的历史真实的力量。

　 “历史教育，一定要用最新的研究成果。”他说自己这一代人曾经深受其害。“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苏联史教科书不能看。看了那些档案，一脑袋汗，以前学的全是假的。教科书是干什么的，教学生的，教完以后他们的文化结构里就是这套东西了，结果给人的都是假的，这不是害人吗？”

　 “哎呀，这么一说，我都想编教科书去了，这个责任更大。”他自己嘀咕。

　 作为一个独立学者，他觉得，10年来，社会对他的认可，不仅是对他研究成果的认可，也是对他个人研究方式的认可。在体制之外，学术运作本身的渠道反而更为通畅和自由。“我想做什么题目自己决定，用不着审批。我想写什么自己知道，找什么我也知道，也知道哪里去找。”

　 一位社科院的学者笑言，在某种意义上，沈志华可以作为衡量学术研究宽容度和自由度的标尺。

　 很多人说，沈志华是个理想主义者。在他自己看来，理想主义与其说是为改造世界或影响他人，不如说，首先是自我完善的需要。

　 “人，总要体现出你的价值。芸芸众生，几十亿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必要？每个人都要寻找自己的位置。我以为，做生意体现不出我的价值。挣钱，有人比我挣得多得多。”沈志华执著于历史研究的理由说起来很简单：“我就是想把那些过去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并不了解的事弄清楚，这样我才觉得没有白活。”

　 也许，正如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家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地用新发现的史料解读历史，赋予历史生命和灵魂，让自己活得明白，也让更多的人活得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