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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公正社会
2004年08月01日 02:23:26

本报记者 肖云祥

  吴忠民,1959年生于
青岛市。1985年至2000年在山东大学社会学系任教。1988年被破格聘为副教授;1992年又被破格聘为教授。现为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主任,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入选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公正研究、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研究。

  当下,社会公正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一个话题。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经过六年的潜心研究,最近推出《社会公正论》一书,该书对社会公正问题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看法。

  当下,社会公正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一个话题。今年上半年,新华网与经济参考报联合推出了一个大型网上调查―――“你最关注的热点问题”。投票结果显示,网民对反腐败问题最为关注,列第一位(87%);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收入差距问题列第二位(63%)。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教授是最早研究、关注这个问题的学者之一,他经过6年的潜心研究,最近推出《社会公正论》一书,该书对社会公正问题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看法。他认为,一个社会只有遵循公正的基本规则,才能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受益,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避免只有少数人受益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形。

社会公正问题将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全运行

  记者:从近来的网民调查发现,社会公正问题深受网民的关注,并且也引起政府官员的重视。据说,今年上半年,中央党校省部级班学员对社会公正、社会安全问题很感兴趣,学校已经把社会安全运行问题列入了重点课程,并由您来主讲,是这样吗?您认为,当前社会公正问题引起上至政府高官、下至普通百姓的广泛关注的原因是什么?

  吴忠民:是的。从今年下半年起,中央党校从各个班次的所有课程中选出了十几个重点题目,其中社会安全包括社会公正问题被列为省部班班次的一个重点题目,由我来主讲。这说明高级官员们也同样十分关注这个话题。这个话题之所以被社会各个阶层关注,是因为当前我国的社会公正问题非常严重,社会公正问题将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全运行。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同时,中国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关键的阶段。从人均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样一个时期是“多事之秋”。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和即将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国社会当中各种各样的、大量的矛盾会集中出现。

我国社会主要群体出现了弱势化的趋势,并且在一定时期内还会进一步加剧

  记者:您在《社会正义论》的“专论10”中指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一般都存在着弱势群体,其成员大多为老弱病残等丧失劳动能力者。而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同之处是主要社会群体的弱势化,这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警惕的现象。请问您的依据是什么?

  吴忠民:目前以工人和农民及其亲属为主的贫困人口的数量很大,大量的工人和农民生活十分窘迫,他们的生活改善程度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速度不相适应。并且,工人和农民的劳动技能的总体水准不高,竞争能力严重下降。现代社会中的工人技能等级比例结构应是中级和高级工人占据多数,但现阶段中国工人中的技师和高级技师只占1.5%,高级工占3.5%,中级工占35%,初级工占到了60%。另外,许多基层机构的财政能力几乎枯竭。

  需要指出的是,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由于我国重视经济政策而轻视社会政策的基本取向尚未改变等多种因素的存在,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势在一定时期内还会进一步加剧。

在转型期,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对社会公正提出强烈的诉求

  记者:弱势群体需要公正,也关心公正。但我们注意到,现在谈公正的不仅仅是他们,比如,红塔集团前董事长褚时健的事件,有人说他的犯罪与其收入的相对不合理有关系,您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吴忠民:公正问题是各个阶层都关注的。对工人、农民来说,他们关心的是付出的劳动有没有得到公正的回报,他们对于各种社会保险、劳动条件、劳动安全非常关心。而一些企业家也提出了一些诉求,他们关心自己的劳动有没有得到合理的回报。比如,红塔集团的褚时健等,他们的犯罪活动或许与没有得到公正的回报有关。从企业的层面看,一些民营企业家觉得不公平,他们的企业与国有企业没有取得平等的地位;而国有企业又会觉得他们的社会包袱很重,觉得不公平。所以,在转型期,社会的各个阶层都会对社会公正提出强烈的诉求,尽管他们的角度并不一样。

社会公正问题的原因,首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出现了偏差

  记者:当前出现社会公正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吴忠民:首先,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理念出现了偏差。一项政策的出台,我们首先总是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而较少考虑让老百姓得到什么,这是最要命的。其次,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严重颠倒,基本的民生问题被严重忽视。据我的调查,我国在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共教育等领域的投入占GDP的比重是世界上较低的,而公务方面的投入比例在世界上却是较高的。另外,政府职能还没有真正转变到服务型政府、有限政府上来。

  记者:在您看来,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公正社会?

  吴忠民:概括地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社会,一个人人具有尊严的社会,一个平等、自由的社会,一个机会平等的社会,一个按贡献进行分配的社会,一个具有完善调剂功能的社会。

倡导“增富济贫”,防止“劫富济贫”,消除现实中的“劫贫济富”

  记者:一段时间以来,“仇富”现象、“劫富济贫”一直是人们关注的话题,您在书中也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吴忠民:富裕本身没有错。问题在于,由于一些富人的财富是通过不公正的方式或渠道获得的,容易引起社会成员的不满,又由于平均主义观念的根深蒂固和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使社会中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一种“仇富”现象。于是,某种“劫富济贫”的心理观念便相伴而生。这不仅无助于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的实现,而且会造成种种社会紧张现象。如果说“劫富济贫”只是一种心理状况的话,那么与之相反的“劫贫济富”则是一种现实的情况。这突出地表现在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上,目前工薪阶层和农民所缴纳的所得税占了大头。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倡导“增富济贫”,防止“劫富济贫”,消除现实中的“劫贫济富”。

  《社会公正论》吴忠民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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