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读书》杂志，不必去记得沈昌文之流，但不能忘记李洪林。原因很简单，李洪林在《读书》创刊号上发表过一篇有名的文章：《读书无禁区》，由是使中国读书界大受震动，《读书》杂志其名大彰，直至今天。

　 我当时还没进《读书》大门。但是以后却不断要为此文去向领导作检讨。我当秘书出身，作检讨是行 家，所以不以为是什么负担。由是收集了不少关于《读书无禁区》的材料，听到不少宏论，倒是一乐。我收集到了此文手稿，于是知道文章原名是：《打破读书禁区》（这篇手稿保存至今，最近万圣书园和百年翰林府酒家要举办关于《读书》的陈列，我已献出）。读了原标题后，看全文，觉得文章实在没多少违规，但不论如何，既然说要检讨，还是非得检讨不可。最近有人写文挖苦说作检讨是“自渎”，大概不大了解当时这种行为名曰自愿，其实还是强迫的。我最后一次检讨，准备得比较充分，很想要“深刻”一下。不料那天上面临时忽然发现《新华文摘》出了大事，要他们“深刻”，不让我说话。事后估计，可能是主持其事的出版首长杜导正先生有意放我一马；看以后杜先生离休后在《炎黄春秋》上的言论，颇信其是。

　 李洪林在这篇文章里提出，“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对文化如此摧残，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四人帮打倒了，但是，有一个原则问题还没有解决：“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作者引举了毛泽东的话：“毛泽东在22年前批评过一些共产党员，说他们对于反面东西知道得太少。他说：‘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他还特别警告说，对于反面的东西，‘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连反面的东西都不要封锁，对于好书，那就更不应当去封锁了”。

　 尽管引举了毛泽东，又在下面大段论述对读书不能放任自流，但书中居然提出：“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提出读书是人民的“民主权利”，还是一个大问题。李洪林当时官居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长，自然更是问题。我纳罕，在当年，怎么就会有那么多人，也包括一部分读者，不解容忍“读书自由”这提法。更不要说许多理论方面的笔杆子正式指责此文的要害是反对出版工作的“党的领导”，反对行政干预，主张放任自流。还有奇怪的是，李洪林为文，即使引举毛著，也不加“同志”两字（更未加主席等职衔），这在当时也属犯禁之举，很受到一些责备。

　 直到1985年，此事才算稍加平息。三联书店当年出版一套《研究者丛书》，以李洪林的文集《理论风云》为第一本。这本书又以《读书无禁区》为“第一场风波”。李洪林很大度，把编辑部改过的标题没有改回来，而且声言，“凡受批评之处，一律不再改动”。此书印了2万册。1992年6月李君写信来要买两册，已经不易找到，现在想必更是见不到了。

　 不见李洪林久矣！到了今天，提到《读书》，人们总还得先提这篇名文。这消息，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捎给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