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武汉8月4日电

　 8月2日，下午3时，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一位清洁工指着一辆运垃圾车边穿同样橙色衣服的两个同事说：“左边的是临时工，右边的是正式工，他们每天干一样的活，可临时工每月拿400多元，正式工每月拿1000多元。”

　 这样的“身份歧视”，老工人童康健已经经历了24年。

　 武汉近万环卫工遭遇“身份歧视”

　 “从1981年进单位到现在，我干了24年清洁工，可还是个临时工。”54岁的老工人童康健，是武汉市江岸区城市管理局一元环卫所的一名清洁工，是所里屈指可数的“老资格”。

　 名分上的差异在工资待遇上实实在在地体现了出来。“工资加上各项福利津贴，满打满算520。”童师傅介绍说，“可是正式工就不一样了，每月有1200元～1500元。2003年的年终福利，正式工拿700元，临时工只有三四百元，分米分油，临时工是正式工的一半，就连加班工资临时工也只能拿到正式工的一半。”

　 而在一元环卫所的“临时工”中，童师傅是收入最高的，有的临时工只有300多元。而根据武汉市出台的《最低工资规定》，劳动者的月最低工资为400元。

　 车站路环卫所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临时工”告诉记者，她们也干了一二十年了，至今每月工资390元。他们没签过任何合同，几乎不敢想退休金，更别提给上社会保险了。

　 据了解，一元环卫所现有160多名职工，按照有无事业编制分为正式工和临时工两种身份，临时工约有一半。整个武汉市环卫工人的人员编制多年未变，1．5万多名环卫工人中，临时工近9000人。

　 而根据国务院1989年第41号令：临时工是指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下，临时性、季节性用工。事实上环卫所90％以上的农民工均连续干了数年。

　 一张废报纸引起诉讼

　 来自湖北省黄梅县的涂中秋也是一元环卫所的临时工，1990年就进单位，至今有10多年。1995年，涂中秋曾和一元所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但合同上并未标明期限，并且后来单位也一直没有组织续签。和许多“临时工”一样，涂中秋也对自己的身份和待遇心存疑惑。

　 2003年元月，涂中秋在清运垃圾时捡到一份废报纸，看到了一篇名为《国务院为民工撑“保护伞”》，几天后又看到《打工仔与老板对簿公堂》的文章，反映个体老板没给工人办社会保险输了官司。

　 拿着报纸找领导，领导很不以为然。于是，15个临时工联名向江岸区劳动监察大队举报，但得到的答复是：环卫所是事业单位，不归他们管。

　 另一名临时工李少平的弟弟李宜才，认为环卫所的做法是违法的，自告奋勇义务当大家的代理人。这些临时工中签了合同的涂中秋等5人委托李宜才申请仲裁。在申请书中，他们认为：环卫所不给合同工办理社会保险、跟正式工差别待遇等做法违反了《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条款，要求同环卫所解除劳动关系，并支付工作以来的经济补偿、加班工资等。

　 2003年3月，江岸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下达仲裁裁决书，裁定环卫所支付5位工人2003年春节加班工资（3天），补办五人2002年5月至2003年2月的养老保险。2003年之前十几年的加班工资，仲裁委以“超过时效”驳回；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并依据《劳动法》“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金”，驳回了5位申诉人对环卫所支付补偿金的请求。

　 工人们对此不服，从《劳动法》中找到依据：“因用人单位原因，迫使劳动者解除合同的，应支付劳动报酬”。他们转而向法院起诉。

　 然而，经过武汉市江岸区法院的初审和市中级法院的二审，判决结果与仲裁裁决大同小异。支付长期以来的加班工资同样没有被支持，其理由是“不能提供多年间加班的证据”。至于补足同工不同酬的差额，法院认为既超过时效，又没有证据证实，也不支持。

　 维权失败后的疑问

　 面对法院判决，原告当事人感到很失望。代理人李宜才则认为，法院部分判决违背了相关法律规定。他认为，劳动时效的起算点应是法律规定的“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即2003年元月，而不是侵权时，所以没过时效。至于“证据”，他认为根据相关法律条文，“劳动者的工资、加班时间这些证据应该由用人单位提供”。而对法院认定原告主动中断就业不能获取经济补偿金，李宜才说：“法律条文中的‘劳动者主动提出解除合同’，是指劳动者无正当理由解除合同，先决条件是劳资双方没有发生争议，用人单位没有违法过错为前提。而本案中环卫所明显违背《劳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解释条款。”

　 终审判决后，李宜才曾多次到有关部门上访，但都没有结果。“事实上，环卫所的侵权行为至今仍在继续。”李宜才说。

　 而涂中秋等5位上诉临时工从2003年3月起已经离开环卫所，另谋生路。

　 歧视背后的体制之痛

　 武汉市江岸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两年多来，他们已发生农民工用工争议、诉讼10起，其中经一裁两审就有4起，局里为此出庭应诉20多次。类似的劳动争议还有不断增加的趋势。

　 他解释，环卫工中的同工不同酬问题确实存在，现象背后是体制之痛。

　 首先是由于事业单位体制上的原因，各环卫所职工工资的确定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所谓的“固定工”，这类人员是经过人事局办理事业单位用工手续的，工资都是经过人事局审核的，实行的是事业单位结构工资，受国家事业单位工资政策指导。

　 另外，由于工作量大和经费不足，各所还使用许多所谓的“临时工”，其中农民工占多数。由于事业单位用人编制限制，这部分人不能办理事业单位正式用工手续，他们的工资由国家最低工资标准指导，视各所经济状况，由双方协商而定，所谓的同工不同酬的情况也由此而来。这种情况在全市范围普遍存在，也不可避免。

　 其中最现实的是，环卫经费严重不足。他给记者算了笔经济账：目前，江岸区环卫事业经费仍然是1997年核定的基数，而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环卫作业道路面积已由1997年的263万平方米增加到现在的503万平方米，按每人平均清扫4000平方米计算，就需要增加600名清洁工人。与此同时，道路清扫保洁作业时间延长，这至少又需要增加360名清洁工人。另外，按节假日换休系数核算，需增加326名清洁工人。以上3项共需增加清洁工人1286名，按2003年事业单位临时工平均工资7200元核算，每年需要增加经费926万元。

　 财政缺口大，居民生活垃圾服务费征收也十分困难。这笔每户居民每月仅5元的卫生费靠环卫所职工一家一户地上门征收，收费率50％左右。而且环卫职工因收费而遭骂挨打的情况屡屡发生，更加剧了环卫所的经济困难。

　 该负责人说，“由于经费严重不足，环卫所职工的工资标准和福利待遇很难提高，职工加班工资得不到保障，各环卫所对此也深感无能为力”。

　 环卫所也想给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但由于经费问题和进社保的门槛过高，使农民工都进社保难度很大。

　 以一元环卫所涂中秋、李少平等5人劳动争议案为例，经市中院终审判决，要求一元环卫所为5人补交1998年以来的社保资金。为此我们按照社保部门政策进行了测算，以李少平为例，如果判决支付到位，共需缴费3．5万元（其中补缴费1．2万元，滞纳金2．3万元），5人共需17万多元。而这5人所在的一元环卫所一个月的全部收入仅13万元，根本没有执行能力。

　 这是5个人的“小账”，再看江岸区城管局全局的“大账”：局里现有1300多名农民工，从现在开始进社保，每人每月单位应付128．92元，一年1547．04元，全局每年共需200多万元，这样一大笔经费是环卫所无力承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