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8月8日电

　 “如果以公共服务型政府作为价值标准，以政府流程再造和政府网上事务处理的效率效能作为核心测评指标，保守估计，中国电子政务的产业培育成本不会低于1500～2000亿元人民币。问题在于，付出如此昂贵的学费，我们能否进行理性决策和理性选择。”

　 在第三届中国电子政务技术与应用大会上，中国城市电子政务发展研究课题组组长、中国首家大型电子政务专业杂志《电子政务》执行主编冯晓哲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明确表达了对中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期冀和隐忧。

　 冯晓哲说，中国各级政府的电子政务决策体系属技术型而非政务型，电子政务的最大“瓶颈”，是不能依托技术型官员决策政务体制变革。

　 据他介绍，由于中国尚未形成政府首席信息官的组织制度体系架构，电子政务建设的决策大多停留在技术层面而不是政务层面，而即便是技术决策也往往是领导决策而不是专家系统决策。专业化的决策规划咨询服务体系尚未形成，许多政府官员在政务变革和政府职能转型上观念明显滞后，政务变革没有成为电子政务建设的主流，而负责电子政务的技术型官员，在政府部门中，大都没有进入政府核心决策层，不能参与决策政务体制变革，电子政务建设“头脑系统”匮乏，与“肢体系统”难以统合。

　 冯晓哲说，“如果不从政务体制变革入手，技术主导的电子政务永远无法实现服务型政府的价值目标”。

　 “现在，电子政务的决策实施，大都是通过技术型官员，在技术层面上推进，而这些技术型官员对政务体制变革的取向和内容缺乏了解。他们既不完全了解现有政府的运作规则，也无权参与未来政府运作规则的制定，他们更多着眼于政府信息化基础建设，过多专注于信息化建设的技术层面。这导致了在许多地方，电子政务建设在硬件配置上达到了超豪华水平，在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网上事务处理、客户关系管理方面却相形见绌，缺乏实质内容，电子政务的政务齿轮处于悬空和半悬空状态，高价位的技术配置和新型政务关系失衡。这种角色的非核心化和角色错位，决定了技术型官员不可能在政务体制变革中起到先导和主导作用。”

　 冯晓哲表示，打破这种局面，国家应当借鉴发达国家政府的首席信息官建制经验，立足本土需求，尽快实施政府首席信息官制度。

　 他说，依托技术型官员完成政务变革，是不现实也是不理智的。就电子政务而言，不仅需要首席技术官，更需要首席政务官、首席信息官。技术永远只是手段，政务才是前提和目的。政府形态变迁和政府职能转变呼唤的是新型政务，而新型政务的建立离不开理性科学的组织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