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6日，《中国图书商报》载文：《吕叔湘：刻意求新非学术正道》，读后有不少联想。

　 吕叔湘老人反对学术上的“刻意求新”，是一贯的。18年前，1986年五六月间《读书》杂志开了个座谈会，请了不少学者参加。会上，有人提出，不少老学者的“思维方式”旧了，不能适合时势要求。现在“老中青不相为谋”， 因而主张《读书》要更多注重新露头的青年人。吕老会后写给我一封信，其中说：

　 “我觉得‘老中青不相为谋’的议论背后，藏着一个‘越新的越好’的成见。新不一定就不好，但也不一定就好。新有两种：计算机越新越好，时装也是越新越好，但是计算机不会从集成线路返回到电子管，而时装却会反反复复（就拿留胡子这件事说，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流行大胡子，20世纪前期流行光下巴，现在又有回到大胡子的趋势）。

　 “比新不新更重要的是货色真不真。但是辨别货色真不真要有点经验，而认识新不新则毫不费力。因此不知不觉就以新为真了（当然也有认为凡新都假）。梁晓声的小说里有几句话颇中要害。他说：‘同行更因对此新理论不甚了了，深感才学浅薄，孤陋寡闻，耻于问津。种种座谈会上信口引用，加以发挥，以其昏昏使人更昏昏。昏昏者，不懂也。不懂毕竟有些不光彩，人之讳也。于是昏昏者也伪作昭昭然。’这几句话使人想起‘皇帝之新衣’。（忽然想起与此类似的一件事：有些报刊上宣扬的现代派书法―――草隶结合，草篆结合，草绘结合，反正是越怪越好，偏偏博得许多人喝彩，尤其是在新大陆。）”

　 吕老进而向我指点编《读书》这类杂志的思路：

　 “编《读书》这样的刊物，要脑子里有一个generalreader（翻成‘一般读者’有点词不达意，应是‘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一般读者’）。要坚守两条原则（1）不把料器当玉器，更不能把鱼眼睛当珠子，（2）不拿十亿人的共同语言开玩笑。否则就会走上‘同人刊物’的路子。同人刊物也要，一家之言嘛。但是不能代替为‘一般读者’服务的刊物。而况《读书》已经取得这样的地位。

　 我当时刚担任《读书》主编，收到这封信，大为感动。过去编刊物时的一些模模糊糊的想法一下子豁然开朗了。关于‘一般读者’与‘同人刊物’之争，延续多年，吕老的指示实在是有先见之明。他1986年的这些意见，我当年向编委会传达时，附有一信，其中说：“吕先生对《读书》真是爱之切，责之严。他多次对我郑重其事地说，‘怎么你们还没改进？’最近一次说，‘我都不能给你们写文章了，看你们的劲，我的文章你们不会要！’听了令人难受。”

　 吕老最爱《读书》。他每看一期，总要同我说说看法，指出其中的问题，以及他的喜恶。编《吕叔湘全集》时，我检点一下，完整的信（不包括写来的便条）即有二三十封。编刊物，能遇见这样的读者和作者，于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