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 。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邓小平

　 主创人员：总撰稿：龙平平　总编导：阎东　编导：王密林、潘洪莲、方健、卢钊凯　撰稿：李纲、裴淑英

　 近日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黄金时间热播的大型口述历史纪录片《百年小平》，在观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口述历史”这一样式首次走进反映重大题材的文献电视片，这一新鲜的解读方式，让人耳目一新；一百多位亲历者不加修饰的“口述历史”，以其平实质朴的述说产生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从而牵引着我们从生活的原生态走近小平真实、伟大而平凡的内心世界。

小平思想的火花来自生活常态的碰撞

　 记者：在我的印象里，邓小平是一个沉默少言，言简意赅，极其务实的人，他和毛泽东那种特有的诗人气质完全不同吧？

　 龙平平：伟人都有不同的气质。邓小平个性很鲜明，有很多特点，比如，用“沉默是金”来形容他就很形象。《百年小平》第一集里，有个护士回忆说，“他说话特别简单，但特别到位”。第五集里，他的小儿子邓质方讲，“老爷子晚年的时候，一个人在屋子里看看电视，我和我儿子就坐在他屋里的地上打扑克。老爷子看着我们，也不说话，特高兴。每次我们坐在那儿，老爷子也从来不跟我们说什么，但是就看着我们，好几个小时，他就一直看着。”说实话，在创作过程中，每次到看这儿的时候，我心里就要起波澜。这就是沉默的力量。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透过这件事，我真正理解了这句话，也好像一下子走进了一个伟人的内心，与他更贴近了。

　 “沉默是金”有很丰富的内涵。沉默与思考是联系在一起的。沉默与忍耐、与“不争论”有联系。沉默让你能够临乱不惊、遇喜不亢，不为身外之物所牵制。这些东西说说可以，不是伟人却很难做到。

　 记者：邓小平说过，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道理。我觉得邓小平思想其实也是很朴实的道理，所以，他提出的观点、思想，无论是大科学家还是普通的工人农民，都能认同，特别能引起人民大众的共鸣。

　 龙平平：小平同志的一些重要的思想观点、一些宏图大举、重大决策是怎么产生的？作为一部文献电视片，一定要有追根溯源的回答。过去，我们主要的依据，与观众沟通的主要手段是文字记录、录音等，这无疑有说服力。但是有很多东西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怎么办？我们的方法是让亲历者口述。

　 说起这部片子的起因，最初就是因为我们有近十年积累起来的二百多位亲历者的口述实录，在这个基础上，这次又重新挖掘，补充采访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执行者、当事人―――不仅有政界要人、翻译、邓小平生前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摄影师、理发师、厨师、专列乘务员的回忆；有老一辈革命家的夫人、子女的口述；而且小平同志的家庭成员全都接受了采访。这部片子通过一百多位亲历者的“口述历史”，使人们知道了小平同志的很多著名论断，有的是接见外宾时一边想一边说出来的，有的是在生活实践中不断提炼出来的。比如，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小康目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小平思想的火花来自生活常态中的“沉默”与“思考”。

　 就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吧，第一次是1988年9月邓小平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之后，在宴请的饭桌上提出这个新观点的。这就得靠口述了。因此，就找了当时在场的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李淑铮，她回忆说，“我记得小平同志这样说，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请你吃饭。他就请吃饭，所以在会见时候会见了半小时左右，也谈了不少问题。完了以后，接着我们就吃饭。就是在跟胡萨克一起吃饭的时候说这个问题，就是说马克思曾经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说这个话说得很对，但是依我看这还不够，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新观点提出来了，能不能站住脚，还要论证。1992年春天，邓小平在珠海的一家高科技企业向科技人员求证这个问题。这个过程又得靠口述。

　 珠海亚洲仿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游景玉回忆说：“我当时思想上想，小平同志一定问我，你们有多少人啊，是什么样厂子啊，利润啊。我想他会问，但是我没想到小平同志第一句话就问我，你认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站得住脚吗？他就问这个问题，我当时没有太多的停顿，我就说我认为完全站得住脚，我是用实践来回答问题的。回答以后小平同志非常高兴，他说你们做得好，你们带头了。”

　 你看，几段口述就把一个重要的思想观点的提出和论证的过程讲清楚了。而正是“口述历史”这一样式，填补了邓小平文献研究以往的某些空白。

让“口述历史”激活历史

　 记者：“口述历史”这一样式，似乎过去从没走进反映重大题材的文献电视片，你们怎么想到运用这一样式？是一种刻意追求吗？口述的东西能成为“文献”吗？

　 阎东：说不上是刻意追求的，但确实是被创新的意识逼出来的。今年年初接到这个任务时只想根据原有的人物采访资料做一个伟人诞辰的纪念片。但是在重读资料的过程中，觉得邓小平有很多事情在过去的一些电视片中说的并不够，资料也很不充分，应该重新采访。而片子的创作时间只有半年，光看资料就花去了两个月。要想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要想与此前表现邓小平的片子有所区别，有所创新，“口述”体成为无可奈何的选择。“口述”的主体大致选定了与邓小平有过直接接触的政治人物、文化名人以及邓小平的直系亲属，尤其是比较了解邓小平的内心世界的最亲近的人。

　 你问口述的东西能成为“文献”吗？这个问题问到了“痛处”呵！最初我也担心啊。因为所谓“口述历史”，一般认为是就是“口口相传”嘛，如果是处在远古的时候，这种形式倒是无可厚非。但现在的文字已经如此发达，光有文字记载的文献资料都用不完，口述的东西怎么可以成为“文献”呢？

　 但是在创作过程中，我们发现，正是电视这样一种特殊的大众媒体使得“口述”成为文献的一种形式。你想呵，电视让历史的述说者把声音、形象、文字等等一切可以传递信息的符号全都派上用场，不是比过去一般意义上的文字、图片更有文献意义吗？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渐渐地坚定了对“口述历史纪录片”这一创作的信心。

　 龙平平：这个信心也是边采访边升华的。此前我搞过12集文献片《邓小平》、大型电影纪录片《丰碑》、故事片《邓小平》，可以说已经把相关的内容做到了极至，对小平的思想我是比较熟悉的，但是通过这次新的采访―――亲历者的口述，对邓小平思想的文献的研究又有了新的挖掘，新的发现。

　 阎东：我一开始也觉得，邓小平思想大家都耳熟能详，还有什么内容可以表现呢？还有什么重大事件没说过呢？直到我开始采访那些亲历者的时候，我的忧虑才慢慢打消，随着亲历者的情绪起伏，故事的发展，忽然发现不光有很多内容可以表现，而且还有许多重大主题需要开掘。这种感觉在采访邓小平家人的时候最为强烈吧。我觉得，一般意义的“口述史”都是针对事件的，述说者也应该是具有一定政治或历史话语权的人，家属一般是被拒绝的。但对邓小平这样一个人物，家属的意义就非同一般了。这一次，小平同志的弟弟、妹妹、妹夫都在片中亮相，小平同志的妻子卓琳以及儿女、孙辈的家庭成员都在片中，各自以不同的身份深情回忆了邓小平的不同生活侧面。

　 比如，邓楠有一段回忆：“困难时期的时候呢，那时候是比较艰苦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肉啊，油啊都是定量的。我妈妈就想，是不是让我父亲单独吃饭，给他单独做做菜。但父亲不干，我妈妈就想了一个办法，就说，派一个人陪他吃。那时候，我就是那个经常被派去陪他吃饭的。但没过多久父亲还不干，他说要吃大家都一样，所以他一直不要家里给他单独做，后来我们全家人就坐在一起吃。一起吃呢，我妈妈就说，为了保证他的营养给他单独炒一个菜。那这一个菜就成了他这顿饭的最大乐趣。为什么呢？他的乐趣不是自己吃，是分给别人吃，给这个夹一点儿，给那个夹一点儿，结果呢，最后实行了一段时间以后也行不通……”

　 记者：一个很感人的故事。

　 阎东：你注意到了吗，这样一个故事是在邓楠有些唠叨的对细节的叙述中完成的。然而，正是这种口述中可以无限放大的细节，使得片子拥有了感人的力量。这样的口述不同样是一种文献的内容吗？它所表现出的小平同志的爱心，让人们进而联想到，一个充满爱心的政治家治理国家的时候，忧人民所忧，想人民所想……

　 这个故事所映照出的历史内涵和人格力量超出了一个特定的家庭。这也是“口述历史”的魅力所在。

把话语权交给历史的亲历者

　 记者：过去一些文献政论片常常是以解说词为中心，而大型口述历史纪录片《百年小平》则把话语权交给了历史的亲历者。一百多位亲历者的“口述”让我们感觉更具有亲和力，使小平同志和百姓靠得很近……

　 裴淑英：为什么要把话语权交给历史的亲历者呢，这就是说，“口述历史”的核心是让亲历者说，尊重亲历者就是尊重历史。通过亲历者客观、真实的口述，把观众带入当时的情景之中，再现历史细节的真实――让事实说话。

　 方健：我们都知道邓小平曾经有过三落三起的坎坷经历，“文化大革命”中是中国第二号“走资派”，拨乱反正时，他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要科学评价毛泽东。

　 这位伟人的内心世界，当时是怎样一种境界？怎样让观众走进小平同志的内心世界？我们采访了1980年当时担任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和小平同志会谈的外交部高级翻译施燕华，她是这样回忆的：

　 她（法拉奇）说你们很快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了，会不会这次大会像苏共二十大一样。这个问题相当尖锐的了，我当时心里有点嘀咕，咯噔一声。邓小平同志他就这么哈哈大笑起来，哎呀，他说你说那个赫鲁晓夫，这个人我是很了解的，我跟他直接打交道有10年之久，要把我说成是赫鲁晓夫是愚蠢的。他（邓小平）接下来马上就说了，中国共产党人绝对不会像当年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他说请你把这句话记下来。

　 在整个采访过程当中，邓小平同志对法拉奇说了两次“请你把这句话记下来”。一次就是开头的时候，就是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的像永远不会摘下来，另外一个是，我们绝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的，请你把这句话记下来。

　 卢钊凯：接下来，我们用了一段小平同志的同期声：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归毛主席一个人，不能这样。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呀，要非常客观的，第一位是功，第二位才是过。对毛主席思想的许多好的东西，应该继承下来。把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听了小平同志的同期声，听了亲历者的“口述历史”，我们怎么能不从心底里敬佩小平同志的坦荡胸襟呢？

记住这个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富裕和幸福的人

　 记者：我们都知道小平同志在他73岁高龄的时候，第三次出来工作后，便立即在社会主义应该贫穷还是富裕的这个根本性问题上，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和实践胆略，进行了划时代的拨乱反正，从而开辟了中国走向富裕和幸福的新时代。从你们创作的视角看，你们认为，小平同志远见卓识、非凡魄力的精神底蕴是什么？他晚年的心路历程又是怎样的？

　 潘洪莲：举一个例子吧。1986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主持人迈克？华莱士采访邓小平时，他提问说：现在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

　 这次我们采访了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齐怀远，他回忆说：当时在美国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改革开放，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共产主义的中国进行着资本主义的革命，所以华莱士他提的这个问题可能和这个也有关。小平同志考虑了一下，就回答说：致富不是罪过。但是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的财富属于全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的共同致富。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个是发展生产力，第二个是共同致富。我们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一部分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致富。

　 李纲：齐怀远回忆时还谈道：对小平同志的答复，看来华莱士还不那么以为然，他还又追了一下，就是说他到广东珠江三角洲，看到农民很好，又有摩托车，又有彩电，又盖房子，你们鼓励农民致富。农民把自己的收入上交一部分给国家，其余归自己，这和我们资本主义差不多，我们的老百姓完了税以后也全归自己。这个时候小平同志也很有趣地答复他，说广东是有人赞扬万元户的农户，他这一万元还是一年的收入，这算什么富啊，就算富，这又有多少啊，比起发达国家来，那我们人均国民收入还差得很远哪。这么答复他，就是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的实现共同富裕。

　 记者：中国的现代化应该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小平同志始终特别强调的。

　 王密林：共同富裕，这是紧紧萦绕在邓小平心头的一个大课题。1993年，他与弟弟邓垦再一次谈起了这个课题。

　 邓垦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讲道：“对于我来说，他讲了很多新的观点，是我过去没有听过的。他讲我们国家现在发展起来了，过去我们是讲先发展起来，首先要发展起来，因为不发展，你一切无从谈起了，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以后的分配问题，比不发展的时候还要多，还要困难。那么多的财富，如果被少数人得到了，只有少数人得到了，大多数人没有，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如果这样长期下去，将来要发生大问题。他说我们就应该采取各种方法，各种手段，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邓小平）说，将来国家发展起来了，富裕起来了，我只想当一个富裕国家的普通公民就好了。”

　 我想，这就是小平同志晚年的心态吧―――与全体人民一道做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这是邓小平最后的心愿，也是他对全体中国人民深深的祝福。

　 龙平平：你刚才还问到小平同志远见卓识、非凡魄力的精神底蕴是什么？我觉得在这部片子里，有两段话可以集中体现这种精神底蕴。一段是小平和法拉奇的对话―――法拉奇：那你对自己是什么评价？邓小平：

　 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好了。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其中包括毛泽东同志犯错误啊，有些我也有份的。不过我是可以讲一点，我一生问心无愧，包括犯错误在内，犯错误也是问心无愧的错误……还有一段话是小平和弟弟的对话―――

　 邓垦（邓小平弟弟）：

　 小平同志1992年和我那次谈话，主要是讲他对共产主义理想是坚定不移的。他讲，共产主义理想是伟大的，社会主义是可爱的，为社会主义奋斗是值得的。记者：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