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8月24日电

　 对于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卖官”，研究公务员制度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句华说，这说明当地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市场，左右着当地的政治生态。

供需均有缺陷

　 句华博士分析说，从需求上看，当地官员们之所以不惜巨资购买官位，因为官位物有所值。她说，从现行的国家公务员薪酬制度来看，官位本身所带来的薪酬有限，与其买官之资相比可谓九牛一毛，官员获得新的官职后为达到收支平衡，只能利用手中之权寻租、贪污，或是以“职务消费”名义“合理”使用公财。因而要彻底根治买官现象，只能从调整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入手，建立有限政府，并对有限政府的公共权力加以监督。在这方面，重新划定和规范政府职能，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共财政体制尤为重要，特别是改革现行的预算制度、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制度更为迫切。

　 句华博士说，从供给上看，一些地方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本身及执行中的缺陷给卖官开了方便之门。例如，“一把手”一言堂，权力不受约束，缺乏必要的监督。在选人用人问题上，用人唯“利”，用人唯亲，不按程序办，随意性大。马德之所以走得那么远，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是一把手缺乏监督。她谈到，绝对的权力容易滋生绝对的腐败。一把手“遮天”所导致的腐败绝不仅仅体现在用人问题上，权力的滥用会无孔不入，最终导致公民利益的受损。

领导干部选拔制度需改革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教授白智立也认为，权力的过分集中是导致像马德这种卖官鬻爵之辈前“腐”后继的重要原因。

　 他说，在我国的公共人事管理中，干部的选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遴选准入主要采取下管一级的党管干部的任用方式，即党的上一级委员会选拔遴选下一级党政领导干部，党的组织部门负责考察，最终由党的委员会负责任命。但是，在具体的制度运作中，往往党委中的主要负责人，特别是第一把手的党的书记，对干部选拔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这样一来，就为我国公共人事管理的“潜规则”的生成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白教授说，在我国现行的政治结构之下，首先需要改革的是组织人事制度的保密主义，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任用应该更为公开和透明。其次，领导干部的遴选准入制度设计应该从选拔完全转为选举。其三，在行使推荐领导干部的制度上，除了为避免领导人个人专断，扩大人事决策者的人数和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外，还应该采取“连坐制”，追究推荐有问题的领导干部的领导人个人的责任，要求其引咎辞职。

　 白教授谈到，领导干部的能上不能下，一直是长期以来困扰我国公共部门组织人事管理良性运转的瓶颈。白教授说，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之一，是设计领导干部任期聘任制。

　 白教授认为，领导干部的选拔标准应该不同于普通干部，任用标准应该强调和坚持民意本位。从现在的状况来看，对公共部门领导干部的评估指标进行多元化改革，诸如将民意、合法性、合规性作为领导干部任用的第一条件更为重要，这是公共部门具有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白教授还谈到，数额巨大的买官卖官事件的出现反映出我国公共部门对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收入监督不力和制度缺位。此外，马德案之所以涉及如此多的人，还与惩罚不力的制度设计有关。让违规者丢乌纱、甚至离开公职的制度设计应该尽快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