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王小帅悄然南下，前往贵州为他的新片《我19岁》采景。这位被列为2004年解禁令的“2号”导演，从相对自由的“体制外”回到“体制内”后到底会有什么变化？小帅出发前，我们见了一面。谈到即将开拍的新片，小帅平静如常，似乎外部环境的一切改变对他影响甚微。毕竟，这一次，距他拍摄电影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已经过去11年了。

　 1989年，王小帅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直到1991年，他才去福建电影制片厂报到。在福州，他呆了两年。两年中，他被动等待着制片厂给他拍摄电影的机会，并陆陆续续写了5个剧本，可没一个投拍。孤独的时候，他曾在墙上写下两个字：“镇静”。

　 1993年，王小帅回到北京，自筹资金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没有厂标的电影《冬春的日子》。

　 这部黑白影片，以一种冷峻的方式描绘了一对画家夫妇的精神状态，以及他们在经历了某种巨大伤害之后的自我放逐。不少误读王小帅影片的人会认为他的影片过于忧伤和绝望，其实《冬春的日子》里简单反复的日子，不时透露出隐隐的诗意。女主人公在影片中凝视着镜头长时间的静默，将生命里本来就具有的那份虚无体现到无以复加，抒情而不滥情，表现出某种具有共性的压抑感和孤独。

　 《极度寒冷》中的齐雷则是一个不肯随波逐流的行为艺术家，他是一个内里渴望人类情感又外在疏远人类情感的梵高式的人物。齐雷的自杀，表现的是他对“伪生活”的弃绝。

　 王小帅是典型的学院派导演，即使在他拍摄的以民工和歌女阶层生活题材的影片《扁担？姑娘》中，仍然弥漫出浓厚的知识分子色彩。电影评论家郝建在其《无法命名的一代》中这样评价王小帅这茬导演：“他们的思想成长、基本的艺术思想成型是在80年代。在他们身上，比较明显的是80年代的思想营养。第六代成长于80年代，浮出海面却是在90年代初，这是一个中国社会在政治思想上产生巨大的撞击、转向，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产生极大的分裂、转变的年代。”

　 从《冬春的日子》到为更多人熟知的《十七岁的单车》以及最新的影片《二弟》，王小帅始终在运用自己的电影视野观照我们这个时代中那些被异化、感受到异化或者拒绝异化的人。而这样的努力都是在维护一件事情：使我们的生命免遭伤害。

　 在国外大片和国产大片完全垄断电影市场的今天，王小帅仍然期待一个良好的、多元化的创作环境。当政府只扶持商业大片，电影院只剩下商业大片时，其实是对电影整体发展的放弃，是对文化信心的丧失。临去贵州前，小帅跟我说的惟一一句话就是：要坚持下来，拍艺术电影。

　 1966年夏天，王小帅出生两个多月后，便随参加“三线建设”的父母从上海前往贵阳。其时正值“文革”爆发。一路上，担惊受怕的是王小帅年轻的父母，而小帅对生命最初的这次旅行，已然没留下任何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