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怎么也这样啊？”一位记者朋友最近去某国家重点实验室采访，回来后失望极了。

　 原先这位记者看科学家都是头顶光环的，以为科学家就是高尚、淡泊、智慧的化身，但在采访中她发现有的老科学家、老院士既已年老体衰，无法进行正常的科研工作，却仍然把持大权，任人唯亲，即使引进聘用了一些中青年 科研骨干，这些“后辈”也得时时小心恭维、做小媳妇状，在管理、科研上放不开手脚。

　 “科学家也是人嘛。”我劝记者。科学家也是人，因此，第一，他们也会老，可能老到和我家隔壁修自行车的老王一样―――那双修车无数的手如今连自家的防盗门都哆哆嗦嗦打不开了；第二，他们也可能老来恋栈，可能像很多退位之后深感失落的老人一样，他们不甘心，不放心。

　 怀着对科学家的崇敬之心，我们历来假设老科学家一定要为科学献身到生命最后一刻，然而我们常常忘了：23岁的牛顿大学毕业后回到乡下开始思考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而当他成为皇家学会会员之后却再也没有什么重大成就；詹姆斯？沃森在与克拉克一同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那一年也才23岁，这项发现也就是他科学生涯的最高峰了―――科学史早已证明，中青年时期是科学家科学创造活动的黄金期，几乎没有一项重要的科学成就是科学家在老年取得的，即使爱因斯坦在生命后期的数十年间也毫无建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老科学家非要“蜡炬成灰”坚守岗位，对年轻人公平吗？你要知道，现在国内的科研经费分配就像分蛋糕一样，蛋糕只有那么大，多给老先生一块，就意味着少给年轻人一块。

　 晚年的爱因斯坦闻名全球，天下谁与争锋？他始终不喜欢让上帝掷骰子的量子力学理论，但看来量子力学就在他身边蓬蓬勃勃壮大起来，没听说他打压过哪一位“持不同政见者”。以爱因斯坦的名义，我们愿意假设老科学家对后生一定爱护、宽容，他们一定明智、谦虚，不会占着茅坑不拉屎，但事实说明，这种假设是不科学的，绝非公理。也许我们还可以以为“多数”科学家的确是如此高尚，但他们并不全是，也不必然是。

　 对于部分不甘心“无所作为”的老科学家而言，国内的传统和体制为他们提供了充分的氛围和舞台。比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一种终生荣誉和待遇，在80岁之前都保有科研机构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一旦想提醒全国人民尊师重教、科教兴国时，领导人接见和亲切看望的必是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这不仅仅是表面风光，其实在科研经费和奖励的分配上（包括增选院士这一最高荣誉），老科学家的意见举足轻重。要不为什么国家重点实验室年轻气盛的“海龟”主任会在老主任面前诚惶诚恐呢？

　 近年来，在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增选中，已经开始强调年轻化了，比如去年中科院的院士增选提出原则上候选人不超过65岁，最终增选的院士平均年龄为58．86岁，但经过此次增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总体平均年龄仍达72．1岁。中国工程院663名院士的平均年龄达69．6岁。70岁左右的科学家，无论曾经多么杰出，也不可能在科学前沿再领风骚了（也许等人类寿命增加到150岁之后有所不同？）。两院院士作为中国科学界最高荣誉和终生荣誉，其性质决定了晋入者不可能太年轻，一味追求年轻化也有风险―――科学家年轻时的成果往往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才能确认。我以为，解决科学界老人政治的负面影响的重点在于，必须以当下的科研能力和表现来平等衡量各种年龄的科学家，有的科学家也许能够老当益壮，有的老科学家可以因为以前的工作享受荣誉和待遇，但不能让年轻科学家的命运掌握在老科学家的手中。据耶鲁大学生物学教授许田介绍，美国研究机构对科研带头人的选聘和考核是不讲“尊老爱幼”的，获过诺贝尔奖的主儿要是老没新成果也得卷铺盖。我国的社保没美国那么好，让老院士老教授下岗是不合适，但也没必要总让大家在某老或某老的阴影下生活吧。

　 故事最好的结局也许是，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自己高高兴兴地回家含饴弄孙，养养花、学学棋，或者像中国工程院老院士秦伯益那样改做“自由撰稿人”，这位前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还给人做过“科技人员如何安度晚年”的讲座呢。

　 看来，科学家如何安度晚年，在中国还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