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偶然集》出版后，寄了一本给杨绛先生。元旦过后收到回信，信中提到1984年钱钟书先生为《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作序的事，有这样一句：他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使我想起了20年前以《走向世界丛书》向钱先生请教，得到他热心指点和帮助的事。

　 此事我在《偶然集？追思钱钟书先生》文中 也说起过。我与钱先生本不相识，上世纪80年代初他看到我编的几本《走向世界丛书》，发生兴趣，向《读书》杂志董秀玉同志表示愿意和我谈谈。1984年1月我到北京，秀玉同志便将我带到三里河南沙沟，让我第一次见到了钱杨两先生，我将新出的几种丛书送给了他们。钱先生说了些鼓励我的话，认为丛书的叙论写得不错，建议结集出版，表示愿为作序。不巧我那天晕车，无法多请教，只表示希望他对丛书多提意见，便匆匆告辞了。

　 几天之后，秀玉同志转来了钱先生写给我的第一封信，还有给她本人的一张短筏。全文如下：

　 又来麻烦你了―――但是你也“咎由自取”。叔河同志走得匆忙，没有留下地址。我感于他的盛意，抽空翻看了几本，有些意见，写出烦你转给他。将来如得暇再看到什么，当陆续告知，共襄大业。

　 给我的信则长得多，一开头就说：

　 承你带病来看我，并给我那些书，十分感谢。你归途未发病否？我很挂念。但有秀玉同志和你一起，我又放心些。

　 你编的那套书，很表示出你的识见和学力，准会获得读众的称许。因为你一定要我提意见，我匆匆看了几种，欣赏了你写的各篇序文。……先把见到的零星小节写给你参考。

　 “零星小节”有四，都是重要的批评。第一点讲李圭《环游地球新录》，“你在他书的序文里，都或详或略地介绍了作者，在本书序文里似乎忽视了这点”，并告知李圭的《思痛记》曾为胡适、周作人和日本汉学家所称赞。第二点讲斌椿《乘槎笔记》，说徐继畲“是个主张‘走向世界’的大官”，而“你在总序里只字不提徐继畲，此书有徐氏序文，你又放过了机会”。第三点质疑我“删去了《乘槎笔记》里两节，有这种顾忌的必要么”。第四点指出张德彝《欧美环游记》里译音还原的错误，“Up，up，hurroh”当作“Hip，hip，hooray”；“Holly”当补一句“应指冬青树（holly），张德彝误听误解”……

　 这四条批评，切中“从书”叙论写作和编辑工作的毛病，对我是很大的帮助。尤其在外文方面，我做这事本来就如《兰学事始》所述日本人初译《解体新书》，“如乘天舵之舟泛于大洋”，只能靠查字书求证取解。钱先生指示应从原作背景和语境中用心，才使我茅塞顿开，有了长进。

　 给钱先生回信后，很快又收到了第二封来信，指出了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印本中的十三处错误。如“地员海涵当作地负海涵，韩退之文”，“张印之当作张即之，宋书家”……都看得出他学识的渊博和校读的精细，反衬出我自己的浅陋和草率。从此益知学无止境，今年我也已经七十四岁了，虽日暮途远，仍当以“炳烛之明”，继续努力。至于小小的蜡烛还能点多久，还能照明多少东西，就不必多考虑了吧。